郭文富其貌不扬，是个凡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解他的人又觉得他不凡，满肚子学问，在他所在的那所不是很出名的大学里还真的名声不菲。他很少说话，也说不了“巧妙话”，但一登上三尺讲台，便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口若悬河。
一九八八年，他晋级为乌盟师专的副教授。那个年代，副教授似乎是一个很惊人的头衔，偌大一所高等学府里，擩出一只巴掌都数得过来。三十多年过去，这所高等学府早已“专升本”为集宁师范学院，具有高级职称的教职员工足足可以组成两个“加强连”，学生已由原来的数百名增加到一万多名。郭文富这个早期的“副教授”即便在集宁师院，记得她的人怕是为数不多了。不久前，一个偶然的场合与郭老师相遇，很是感慨。87岁的耄耋老人，老态迟缓，清瘦佝偻，身体似乎也不算大好，加上衣着朴素，面目也缺少光泽，平凡得如一个刚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普通老人。落座后依然很少言谈，我有意说到他熟悉的数学话题，原本浑浊的双目中才一下子露出晶莹的亮光来，那种浸透在血液骨髓中的数学因子似乎随时都会脱颖而出。
在数学王国里，他着了迷
郭文富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自幼丧母，原本在家庭中顶天立地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变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在教育儿子上，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父亲，没有望子成龙的概念，一切都在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儿子“富伢子”居然像一只不起眼儿小鸟，突然长出一副飞翔于山外的翅膀。一九五六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他金榜题名，一下子成了兰州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
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让整个山村都沸腾了好些时日。
他并非天资聪颖，小学时常因回答不出课堂上的提问而招来老师的愠怒和同学的白眼。一次数学考试，他以32分的成绩坐了全班的“红板凳"。这个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孩子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耻辱，面对墙角流下了泪水……
泪水也第一次成了他奋发上进的源泉，他暗暗同班里的尖子生较上了劲。
小学毕业时，他已经和班里的几位尖子生并驾齐驱。
初中毕业时，他成为全校毕业生中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高中毕业，他又以高分数考入山里人听都没听说的全国知名大学——兰州大学数学系。
这一年，他刚刚18岁。
大学，让他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让他真正看到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让他体验到在知识的海洋里，自己是何等的无知和渺小。几本有限的教材已不能满足他阅读和充实自我的"贪婪"，图书馆、书店甚至小书摊上都能经常看到他那瘦小的身影。他一捧起书本，仿佛进入灯光闪烁，又奇幻迷离的夜市，常常因痴迷于读书而流连忘返。
一年暑假结束，他像往年一样，一头挑着一卷简单的行李（放假他必须把铺盖带回家，否则他就得睡光床），一头挑着晒干了玉米面饼子，与一群群形形色色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汗腥味的人挤在长沙车站的站前广场上等火车。那年头，车正点的不多，人声鼎沸中又传来工作人员关于列车晚点的“安民告示”声，接着便是人群里一片不绝于耳的嘈杂、埋怨，甚至谩骂。
这趟车又晚点一个小时。
他从小喜欢清静，这时他便觉得心烦、胸闷、脑炸。
一个租书的小书摊吸引了他，他放下铺盖卷儿，挤出乱哄哄的人群。
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租书摊上，竟有一本变色发黄，纸质粗劣的《高等代数》，顺手拿了起来便再难以放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看摊的矮胖子老头，打量半天这个穿着土里土气的小伙子，和蔼地问："喂，能看懂吗？能看懂就送给你，反正也没人租。"这时的他，如梦方醒，才想起自己是在书摊上，且他还要挤车到兰州去，想起自己的一担行李还在乱哄哄的人群里……他赶紧下意识地摸了摸兜子，掏出两毛钱，丢在书摊上，顾不上说声"谢谢"，便如同"窃书贼"一样，转身向站里跑去。
站前广场上的人流不知换了几拨，他的行李也不见了。他着急了，急得满脸发红都不知所措。这时一名警察走过来，像书摊上的老人一样和蔼地问，"同志，是你丢了行李吧？"
他赶紧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是，是我丢了行李，还有一根扁担。”
“请跟我来。”
他根本就没多想，为什么警察知道自己丢了行李，便跟着他进了一间屋子。
屋子里，他的行李安然地躺在地板上，他喜出望外，挑起行李要走，乘警拉住他说："同志，别着急，你已经误了车，坐在这儿看书吧，我帮你签下一趟车。”
这一回，他的泪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今天咋净碰上些好人哩！
他希望到研究单位，却分配到一所中学里
他不善辞令，不苟言笑，也没有想过当一名中学教师，他的理想是到科研单位，去搞研究。一九六一年，他大学毕业，却从兰州来到内蒙古，在卓资县第一中学当上了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从此，开启了他一辈子的“教书匠”生涯。
理想没有实现，他似乎并没多少怨言。国家需要，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一年以后，他已是学校里人人仰慕的高中数学老师了。
第二年，其貌不扬，不善言谈，不会交际，甚至不会生活的他，竟然被一位同行爱上了。
他们爱得简单、直朴、真诚。
她说，她爱的不是他，是他满肚子学问。
他说，他爱的也不是她，而是爱她也是个教数学的，在枯燥的数学符号面前有共同语言。
他爱上了教书这一行，尤其是爱上了数学教学，虽不是死去活来，但也爱得心无旁骛。演算求解难题，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成就感，连运动隔离审查中，居然还用木棍在地下默默地解题以打发日月。说来可笑，学校里突然揪出一个“内人党”分子，严刑逼供中，这家伙实在找不出“同党”，忽然看见正从门前走过的郭老师，一个激灵，顺口指认“他，他也是‘内人党’……”
郭老师祸从天降，当然逃不过隔离之苦，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和‘内人党’连在一起，也交代不出谁是自己的同党。郭老师是学校出了名的“书呆子”，连审问他的“造反派”都不相信，内人党能要这种人？
事情自然成了“悬案”，谁也知道郭老师有点冤，但谁也不敢在不清不白中放了他，就这样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好在他肚子里有的是数学符号和公式，有的是做不完的数学算题，找根小木棍就能在地下划拉着做题，居然推演出“多项式的除法与求最大公因式的一种计算格式”。他心里暗自得意：这个“禁闭”没有白坐。一直到“复课闹革命”，学校才不得不“解放”了他。
他像没事一样，继续教他的书，上他的课。
一九七八年，他调入刚刚成立的乌盟师专，登上了高校讲台。几年后，他被评为数学系讲师。中学教书时，常常因钻在一大堆教材中而不与“凡人”来往。不少人认为他古怪，甚至不近情理，但谈到工作，几乎一致认为他无可挑剔。他从不因为教材熟悉而苟且备课，课堂上语不惊人，但清晰明白，浓郁的湖南口味，并未影响他的表达效果。
大学教书不用坐班，他有了更大的自由，除了备课、上课，他几乎不与外人接触，他潜心教书，醉心研究。一次，修盖小房，他拿出一个水桶之后，又钻进他十一平米的小南房里啃他的"赫尔列斯定理"研究，竟惹得帮工怏怏而去。为此，妻子和他闹了一场。从此，这个里外都忙的“内当家”，买粮、做饭外，连垒鸡窝、抹小房的营生也解放了他，还有点自我解嘲地说，他不是做家务的“料”。
大学时期，他已开始数学符号堆里钻“牛角尖”，课桌上常常在肚子里挑剔教授讲课中的漏洞和错误。大学毕业后的教学实践里依然不断的和自己过不去，一道算题总得找出几个不同的解题方式方可罢休，而后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才能进退自如，得心应手。
有人说他象陈景润，是个书呆子，他里却带着几分傻笑说：“书呆子，也许是，陈景润可不敢当，鼓捣些雕虫小技，只不过为了尽可能地从多个方面给学生释疑解惑，也教会他们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实战能力。”
也许他太不会表现自己了，他这样默默地学习、研究，工作近三十年，表彰先进，奖励优秀，提拔升迁似乎都与他无关。
1984年12月，他破天荒地把一张镶着金边的"科研成果奖"奖状捧回来。奖状右下角盖着乌盟师专的大红印章。另外还有奖金六十元。
有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人说：这张奖状至少迟挂了好几年。
1997年12月，国家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授予他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奖金5000元。
他把奖金给了老婆，把奖状卷了卷塞进抽屉。
2008年9月集宁师院授予他“终身贡献奖”，也给他的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到退休时，他已从事数学教学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中，除教学之外，他在数学王国里对那些抽象的、枯燥的数字，进行着无休止的排列和组合，辛勤的耕耘和收获的喜悦，谱写着作为一个普通教书匠和数学研究者的苦难与辉煌。捧着这个精致而金光闪闪的奖牌，他告别了相依为命四十多年的三尺讲台。
他退休了。
其实，他的名字早已引起了区内外同行的注意
一九八一年，湖南大学来函，希望他能调回故里任教，紧接着湘潭矿冶学院的老同学也来信希望到他那里工作。叶落归根，何况老家还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孤身一人。他动心了，但师专领导婉言挽留他，他又觉得在哪也是教书，地方再大，自己也走不出三尺讲台。再说，天南海北，还不都为了这个国家，“青山处处埋忠骨”嘛，便不再多想了。
后来，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函授大学想请他去《数学函授》任编辑，他也没去，习惯了敞亮宽大的教室和三尺讲台，他还真的不想去当什么整天爬格子的“大编辑”。
再后来，内大陈子岐、朱必文二位教授发起内蒙古"图论小组"的数学科研活动，他参加了，因为是业余的，不涉及人事调动，每星期日去一次就行。
一九八三年十月份，乌盟成立数学学会，他被选为副会长。
那几年，函大、电大、刊大不断请他去讲课，有时课也从集宁讲到旗县、讲到乡下；也讲到了呼市，讲到了包头，还讲到了东胜和二连。他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一九八五年，他被任命为乌盟师专数学系副主任。当学校宣布任职通知时，他慌了，不等会议结束，便找到校领导，再三表示，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只不过是个“教书匠”，至于研究，也是弄点“雕虫小技”而已。
领导说，这就了不得，学校这块阵地，就得有学问、有成果的人去挑头引领，就得教书匠去担当重任。
他说，他挑不了头，他只能做点教学和数学研究的工作。
领导说，这就够了，大家服你，也就是这些。以官服人那叫“压服”，以成就服人，才叫真服呢？
他还是说，就怕干不好。
领导说，干吧，你能干好，再说，你只是个副职，天塌下来，还有人顶着呢？
他无话可说了，其实，他是怕，当了“官”误了他的研究。
第二天，他的办公室变成了“单人间”，还摆了一张铺了铺盖的床。他笑了，这下倒好了，晚上加班，不用再搞得妻子神经衰弱了。
人们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郭老师开始交好运了，甚至有人善意地嘲讽他“官运”也开始“亨通”，可他说，重要的是要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他说，人总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当然也谈不上豪言壮语，而是他发自心底的独白。作为一个普通教师，他给后辈留下了多少知识，教出了多少学生，谁也没法去统计，但教学之余他的研究成果，笔者却有重点的大致记载。他先后在《数学杂志》《数学函授》《理科教学》《集宁师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项式的除法与求最大公因式的一种计算格式》《实系数三次方根的讨论》《对"最优设址问题"一文的商榷意见》《关于级数的结合性问题》《关于两个变数幂级数的绝对收敛区域问题》《求色数和色数多项式的新方法》等。
一九八三年乌盟数学年会上，印发了他的《＜科学通报＞上的两个错误》《一类含绝对值的不等式解》和《再谈多项式的除法》三篇论文，与会同志予以高度的评价。
他的比较有价值的两篇论文《Banach 空间中的最佳控制问题》和《关于POINCARE 小参数方法的注记》曾引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控制研究所秦化淑的关注，并来信询问研究情况，后来这个曾以《极值原理》闻名的大数学家和郭老师这个排不上名次的“小数学家”始终保持着联系。
除了研究之外，他还尽可能地抽空给社会办一些事情，多年来他给函大、电大、刊大等所代课程有“空间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数学电子计算机原理”“微分几何”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等学府之外他的“俗家弟子”成千上万，遍布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他通英语、懂日语。借助工具书还能翻译德语。一九八二年，他给乌盟农机部门翻译了近十六万字的英文版《鹿牌播种机及其使用维护和说明》广泛应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他的同事、学生、亲友那里掌握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之后曾采访过他，也写过一篇4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发表于《乌兰察布日报》，因他的研究过于冷僻，文章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但在乌盟师专等大专院校里却引起过不小的热议。当时，我来到了他那堆满书籍的书案旁。他站起来迎接我们，虽然脸上堆着微笑，但从他的眼镜框里却露出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神情。从他口中知道，他正进行两项研究，其中就包括（《“赫尔列斯定理”的推论和研究》），不过请求我们绝对保密，不要见报。他说，他这两项研究属世界难题，还很难有所进展。他又说，这两项研究虽然已经有人破解，但他想探讨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去求解。他笑了笑说：“如果能有突破，他将平世界纪录。”
当时把我都搞糊涂了。既然破不了世界纪录，为什么还要叫突破呢？
他淡然一笑，说道：“这很简单，只不过是一道题在求其得数时，可以有多种运算方式，打个比方吧，比如从集宁去北京，得绕到大同、张家口，而后到达目的地。这条路前人已经修通，但能不能从集宁到北京修一条距离最短，最方便的高速公路呢？”
我明白了，郭老师是不愿走旧路，他是想给后人找一条捷径，让人们用最短的时间，最便捷的方式到达目的地。往往这条捷径的发现、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和付诸实施要比旧路困难的多得多。如果这样，郭老师岂止是平世界纪录，而是破世界纪录，超世界水平。
我直言了我的看法，郭老师淡然一笑，也许是吧。但他又说，这两项研究很可能失败，他不愿过早公诸于世。他只是在探路，还不知能否走得通，更谈不上筑路。我倒不尽为然。路总得有人去探，去修，如果都知难而退，那修路永远是一句空话。郭老师敢于直面困难，勇于“探路”，除实力使然外，他的使命感、责任感，他的孜孜以求，他的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是也非常可贵吗？即便是失败了，但精神永还在，打下的基础还在。这样接力向前，生生不息，不就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吗？有这种精神，什么“路”修不通呢？
如今在祖国版图上，集宁到北京的高速公路早已修通，郭老师还在数学王国里“修”那条直行便捷的“高速公路”吗？
看着老态龙钟的郭老师，我提出了这个问题，郭老师摇了摇头，又举起拳头，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没有沮丧，没有遗憾，也没有义无反顾，只是轻淡而不乏信心地说：“我不行了，没精力了。不过，这没什么，后人和前人相比，从来都不缺聪明和智慧。只要需要，就有人去探讨，去研究，去破解……我哪些资料都在，需要的话随时无偿提供。我们这些已经过时的老人，能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就没有遗憾。”
他说的淡然，说的平静，说的心安理得。
他的一生，除了平凡的“教书匠”和不同凡响地研究学问，无欲无求，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他老了，且疾病缠身，生命的自然规律已经让他无能为力。
耄耋之年，他最需要的是在平凡中安度夕阳下的生命历程。
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和他的名字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但愿后来的人不要忘却曾经的郭老师和郭老师们。
王玉水，种过地，教过书，当过国家公务员。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十多部作品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暮秋》《山里有棵大树》等获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学创作“索龙嘎”奖。长篇小说《九龙山·龙吟河》在2018年《中国作家》第10期上发表。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内蒙古作协全委会委员，北京市作协会员，乌兰察布市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