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亚|走马对歌田野路 身生乐道自在行——音乐学者萧梅的学术人生

“也许是线团隐喻的历史，在先前的缠绕里，你虽经过，却没停留，绕着绕着，蓦然发现的那个起点，仍在中央”。这是萧梅教授2016年发表论文《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散论》中的一句话。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2008年，当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本科四年级，回首少时习乐的求学之路，困惑渐深，乐何以触动心弦，又何以成文？曾经对音乐美学有浓厚的兴趣，读康德、黑格尔、苏珊朗格、胡塞尔、伽达默尔……自律与他律论，情感与形式论，轮番登场，喋喋不休，游弋在音乐思想史的长河之中。也读孔孟之道《乐记》《乐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声无哀乐”……寥寥数语，玄妙深邃，有待参悟。而阅读萧梅的著作《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一个个民间音乐故事扣人心弦，在她的叙述里，那些原本有些陌生且遥远的乐声跃然纸上，散发着一股生命的活力和别样的美感。

她说，在一个体制化的学术框架里，涉足传统音乐的“田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她思考：“音乐究竟是什么？既然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与其共生的文化如此相关，不妨重审那些所谓的‘非音乐’层面之于音乐的作用……反观民族音乐学，虽说它仍出自于经验科学，但其以文化为第一性的本质意义，在于它实际上打破了欧洲以音乐音响体系为音乐本体的古典观念，并以其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为音乐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真正实现从关注音乐的‘结果’转向关注音乐的‘发生’。”这些话如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这些年轻学子逐步走入民族音乐学的世界。从音乐哲学、美学转到音乐人类学，我和她的学术兴趣相似，这也许就是师生间冥冥之中的缘分。品味老师萧梅的学术人生，恰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的治学三境界：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这个“仍在中央的那个起点”——对音乐本质（存在方式）的根本追问，始终贯穿着音乐学者萧梅的教研之路。

201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音响档案工作坊”发言

从福州到北京，萧梅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学者：1982年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获本科学位，1987年于中国音乐学院获硕士学位，2004年再回到母校福建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师从刘家基、王耀华、李西安、董维松、耿生廉、沈洽、乔建中。1987—1996年，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硕士毕业后，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从事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档案研究；1996—2005年，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民族音乐学、乐器学、音响档案研究，历任乐器陈列室主任、副所长。她说，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奠定了她一生的学术选择。20世纪80年代，北京宽容、自由的学术氛围，竞相迸发、热流涌动的学术思想，以及大胆想象、小心求证的学风，造就了一个勇于探索学科边界，极具理论思辨力和想象力的青年学者萧梅。

（一）音乐本体：仍在中央的那个起点

她写于1987年的硕士论文，讨论的是音乐哲学/美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音乐本体论”，现在读来，依然深具理论高度和逻辑张力。她对欧洲传统“有组织的音响在时间轴线上的运动”之形而上学本体观和欧洲传统理性主义“表征的思维”，以及不断被强调的认识和控制物质的技术要求有着独特的认识，以一句“音乐本体意义上被分解并隐含着无限分解的可能”，得以抽离出自律与他律的泥潭。她认为，欧洲传统哲学以“实证的、形式逻辑化的音响自然原则作为逻辑前提去解释音乐存在的本质及其关系是对音乐本体观哲学的误解”，揭示出西方现代音乐语言危机的根源。“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上述批判性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她转向具体经验知识的民族音乐学，涉猎以“族”的文化比较和“类”的元理论研究见长的文化人类学。因此，“人类的文化成果，人类所处的现象世界便是人类文化方式的结果。人类的音乐文化及其成果（如音体系等）的创造过程就是人们的音乐行为浓缩及凝固为符号的过程。”成为萧梅音乐本体观的“元理论”逻辑前提。具体而言，她将“音乐符号活动系统”视为音乐存在方式之表达系统，其有着内在“层递性符号化”的过程：媒介元素层、制作层、记录层、再现层、接受层、思辨层。尤为强调各个环节皆与人的感受、思维、情感、行为方式紧密相关，感受、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互为中介”而“复合”成“整体的环链”，并在“历史-文化”中实践着人的“主体活动”的“内化/外化”“泛化/限化”。

该“乐本体观”被具化为一份有着宏观视野的硕士论文提纲：（1）“上加成素”在音乐中的普同性与差异性，涉及这一概念在人的情感、行为、思维方式上的约定，指出音与音的组织关系，并非音响的自然实在，它只是我们进行度量和分类的思维中的概念，从而提请人们摆脱那种偏重于“音乐本身”的音乐观念；（2）以中国民间民族音乐中的“上加成素”，希图涉及音色、音腔、表达行为、记谱、传播、体语、方言等问题；（3）以中国民间民族音乐中“上加成素”的文化学基础，讨论中国乐人的自然观、生命观；（4）以当代音乐创作面临西方现代音乐语言危机问题，重审“上加成素”，来探讨音乐的演化。这些问题，在她2000年后的文章中均有深入阐述，亦囊括了先生近年来的诸多具体研究。

文化是抽象的，但人的行为、感受却是具体的，音响依存于人的感受而有了文化的意义，所谓“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因此，她秉持“人的感觉受到自身文化模式的局限，不同文化的人音乐听觉不同”这一立场，强调人的主体问题，并将文化人类学与仅限于欧洲艺术音乐范畴的音乐美学研究融为一体，给出人类听觉的三个层次：生理听觉的健全、文化听觉的辩证、审美听觉的合目的性。只有对这一文化有意义的“音响”才能“进入它的通道”以获得认可，它是达到合目的性的“审美听觉”的必由之路。后来，又在教学互动中以“课堂民族志”之例，将学界鲜少讨论且惯于悬置的问题抛了出来：音乐学学者只以理性面对研究对象而没有感性愉悦吗？民间音乐真的只有文化属性而没有审美属性？确实，我们的学术训练，已经习惯拿着一套现有的工具，解剖那被置于神坛的“作品”（乐谱系统），和声、复调、配器等技术语言彰显着音乐学家的身份。以至于当我们面对民间的、乡村传统的音乐时，不自觉地以自身听觉偏见感受着非“我”经验的传统音乐，往往专注于文化分析而忽略得以感受的能力。

从“阿炳是否好听”到“回到‘声音’并一再敞开”（音响现象还原）的讨论，皆触及音乐现象之根本。她认为“从感觉开始，我们能够追究和探讨的审美经验史。感觉的变化或可为一切判断的基础，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写在了‘感知’的传记和历史的层层分布之处。并由此而展开另一条音乐历史的叙事。包括我，我的学生及其同学们对于阿炳的种种不同的感受，同样可以成为叙述历史的对象。”进一步而言，此处的“感觉”，不仅仅是对于某种声音的具体感受，或如在“听阿炳”中经由感觉材料而导致的感知，重要的是它包括了感动。在我看来，此于音乐艺术的研究，是视角、立场、乃至方法的重要转变。

细细品读，反复咀嚼，会发现萧梅思考和提出的问题有其深厚的思想来源和哲学谱系作为支撑。笛卡尔以来的坚持心身（物）二元论，即将实体领域被截然区分为观念（及其派生的文化）领域服从理性的结构以及事物（身体及自然）遵循机械的秩序，是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石，而当海德格尔以诗意之思给出“存在”的命题，既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一种回溯，也让传统认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物之为物，究竟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想要认识物之存在（即物性，die Dingheit），要紧的是对物之物因素的经验。为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长期以来以物这个名称来称呼的所有那些存在者所归属的领域。……必定是在这样一种器具使用过程中，我们真正遇到了器具因素。同理，音乐有声响，具有一种物因素（das Dinghafte），但想要认识音乐之存在，要紧的是对乐之乐因素的经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批判性地转换了传统哲学中的心身、心物关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强调主体与其生命的有机条件的关系。他将行为归结到知觉范畴中，“身体”替代“意识”出场了，身体主体意味着在世存在的含混性，体现了身心的互动和交织。他认为：“实际心理现象及其‘特性’，不再是客观时间中和外部世界中的一个事件，而是我们从内部谈论的，我们是其持续的实现和涌现，不断地把它的过去、它的身体和它的世界集中于自己的一个事件。……更确切地说，成为一个体验，就是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和它们在一起，而不是在它们的旁边。”

西方现代哲学对经验世界的探讨和重视，1980年代人文思潮奔涌的背景，激发萧梅及其好友韩锺恩，如此构想“音乐美学现象论”与“音乐文化人类学本体论”这两大相对独立的论域整合于“音乐哲学人本学（主体）存在论”的论域之中，以求三者之“共时同构”。重界“美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以及“现象/本体/存在”的不同指向。 “全文化论域”下“音乐本体观”的提出，将“音乐文化人类学研究指向——由对‘人的音乐审美方式’的描述深入到对‘人的音乐审美发生’的描述中去。”从而将音乐研究推向更广阔的人文世界，进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互动、对话与合作的新天地。好友韩锺恩继续深耕音乐美学元理论，而萧梅则转道“形而下”的实践科学，本着“抢救”存见民间音乐的拳拳之心，将主要精力投入“田野采录”工作。

2016年受着腰伤坚持带学生在广东省海陆丰进行传统音乐田野考察

（二）田野考察：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

萧梅一直“在路上”，从南至北，从东到西，肆意潇洒，驰骋田野。她说，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是“马背上诗意地居住”。韩锺恩曾戏言她是音乐界“非男非女”、“独一无二”的萧梅，我们也时常笑称她是一位“女汉子”，可阅读她的田野时，却能感受到触及心底的温柔和情味。你会读到莫德格妈妈在1996年夏天带给她的感动，不是因为草原将覆盖广大深邃的星空，而是因为进入一个未曾触摸的人生；黄土高原河曲人走一辈子西口，苦难豁达下生命交织的歌，让她体验到“情感的真谛、人的意味、艺术的目的融成一体；录制苗寨番召村敬祖歌时，她写道：“一屋子人们都开始歌唱，那种哭泣和叹息的音调把人们带入了一种状态，他们每一个人就像是真的在思念，在诉说。交织不停的歌声，构成了支声性的多重音调”。她不禁发问：脱离了创造民间音乐的人民及其生活的实在体验又如何去评价、感受以至理论民间音乐的真实内涵与价值功能呢？所以她说：“沌沌大地之中，我愿意撕开自己，否则皮囊无法深切地感受。”因此，她笔下的传统音乐总有着如此真切的情感和真实的色彩，只要读过，便会共鸣，会感动。

她也有很多率真的时候，田野工作中的困惑、纠结和困难在她笔记中直言不讳。陕北祈雨仪式禁女性，可为了拍摄和研究，她只能假装男性混入仪式之中，心里十分忐忑，一直担心会不会由于她的混入导致仪式不成功，直到三天后得知榆林小雨才放下心来。这件小事如此真实地写进了祈雨仪式的描写文本里，并延伸至探讨祈雨祭仪由女性开始，最终演变为男性的专权现象，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权利变迁（由母系向父系）；生产方式中性别作用的变迁；祈雨者与天神关系的变迁；道德礼仪的变迁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文化研究话题。她还写道当地庙会知道北京的研究者要来考察，且会录音录像，故在祈雨形式上有了改变。她的民族志文本，除了体现研究者擅于通过田野作业，记叙研究对象群体故事的常规做法之外，亦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所谓21世纪初讨论热烈的实验民族志写作，早就被她实践在了真实的田野中。我猜，大方承认这点，不是她读“实验”（反身性）民族志理论，格尔茨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之说的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敞开“自我”投入其中的率性和真诚。

萧梅常年坚持具有人类学倾向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研究对象类型多、地域广，涵盖了东北的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西北的藏族、土族、东乡、保安、撒拉族；西南的纳西族、彝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中南华南的壮族、毛难、仫佬族、畲族等，以及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采访笔录、音响、照片、影像资料，在中国传统音乐实地考察、音视频档案抢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萧梅田野工作的类型，既包括了针对某一体裁的规模作业，比如地区性或族群性音乐体裁的普遍调查与采集，也有较为深入的定点专题作业，如针对仪式音声和北方游牧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等。在谈到自身田野经历时，她自言：“每一次置身田野，每一次亲历音乐实践，进行“民间知识系统”的发掘和读解，都在经历着自己的同时，经历解构，并寻找解构之后，何以“从新描写”之重构。从而以“历史性诠释”作为音乐（文化）人类学经验制度描述的多值逻辑的方法论。这是一种真正的归属感，也是“田野”对我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因此，她总能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学术命题，如巫乐歌路中以“呼应”为核心的歌唱方式；北方游牧民族的双声文化观念；北方狩猎民族的声音生态；南方传统乐种表演与社会结构等等，这些系列研究皆是围绕“音乐本体论”进行多重关系的互动和融合，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持续的学术推进和问题拓展。她撰写了累计几百万字的专著、论文，真正地将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乐器学、音乐档案管理与遗产研究、生态音乐学、音乐影像志等多个学术研究方向。其专著如《音乐文化人类学》（与韩锺恩合著）《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田野萍踪》《1900—1966中国大陆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中国民间信仰仪式中的音乐与迷幻》（合著）《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与音乐形态关系研究》（合著）等，成为学科经典书目。代表性论文《唱在巫路上——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的考察与研究》《“缘身而现”：迷幻中的仪式音声》《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乐”》《“巫乐”的比较：“以歌行路”》《“巫乐”的比较：天人之“路”》《“巫乐”的比较：执仪者的身份与性别》《仪式音声——信仰存在的一种方式》《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响器制度下的“巫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存在方式管见》《从“文化约定”比较中西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国乐三女性——传统与当代》《“乐”蕴于身——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观》《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表演者：在历史与当下的十字路口——兼论传统的演释与演释的传统》《中国传统音乐“乐语”系统研究》《文明与文化之间：由“呼麦”现象引申的草原音乐之思》《从“弦功能”再看亚欧草原的“双声结构”》《音乐本体观论析》《中国传统音乐存在方式管见》《面对文字的历史：仪式之“乐”与身体记忆》《从感觉开始——再谈体验的音乐民族志》《回到“声音”并一再敞开》《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教学问题》《“生态音乐学”团队的理念与实践》《摆渡于边际——城市音乐体验二题》《20世纪的“两本书”》《无墙的博物馆——网络时代的中国音乐资料建设》《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乐器志”》《近现代历史音/像的音乐人类学解读》等等，既具有宏观的比较音乐学视野，又有多篇以微知著、管中窥豹的个案研究。

2018年与学生团队一起组织“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国际研讨会音乐会”

（三）专题比较：巫仪音声与游牧双声

在少数民族研究方面，萧梅尤其关注从东北亚、中原再到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巫乐”普查与个案。在中国广西靖西壮族魔仪中，她敏锐地捕捉到每一次执仪，都在浮现天人之“路”的结构，仪式境域中的“路数”和“行路”，皆以歌唱中的“呼应”为核心，一领众和、一问一答、以歌引路，展演了【神/魂/鬼】—巫—人相会的结构性连续方式，并经由在“谁在唱”“向谁唱”“唱什么”“怎么唱”的角色及其多样化声音表达中体现出差异。继而，她持续在中越边境进行“巫乐”考察，并结合东亚萨满、东北亚阿尔泰语系民族萨满仪式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与人类学广义萨满文明理论展开对话。

在以“巫乐”为核心的体系化研究中，她以作为深层结构的“大神—二神”展演制度为抓手，以“路”作为巫及萨满制度性执仪的比较参数，重新反省巫仪诸种展演形态及其谱系，既落脚在体现身份特质的“地方性知识”上，又因其田野的比较视野而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的理论阐述，以探讨“萨满式文明”中通天之巫何以越过重重历史而延续的理由。在音乐学的层面，她发现，巫仪中只有凭借“歌”才能理顺关系、引路前行，音声以其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时间方式，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她对巫仪中的祝颂、自叙、问答、唱和等演唱形式的深层解读，更揭示了民间“对歌”的底层逻辑，即巫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运用于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中，其各种关系孕育出的“呼应”之丰富形态，是各种歌唱修辞及叙事技巧的土壤，也延伸为一种结构乐思的根本方式。中国民间大量相呼应答的歌唱形式，不仅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交往方式之一，亦充满发生学意义上的宗教内涵，其蕴藉诸种关系之结构性的喻意。

同样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思考，也反映在萧梅对中国北方草原（从内蒙古至新疆阿勒泰地区）游牧“双声”音乐的文化研究之中。她强调，以联系性的方法论，关注其结构的生态分布，关注其自然、族群的历史文化过程，才可能在既相关又区别的现象之中，深入游牧民族“双声”艺术的文化内涵。2014年，她在《文明与文化之间：由“呼麦”现象引申的草原音乐之思》一文中，便讨论了蒙古族、哈萨克族弹拨、弓弦乐器“主-辅结构”的弦制与“持续低音+旋律声部”的草原“双声结构”的关系。之后基于更为广泛的调查结果，于2018年，发表文章《从“弦功能”再看亚欧草原的“双声结构”》，确定以中亚弹拨及弓弦乐器的“弦功能”，讨论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呼麦声音形态核心的“双声结构”及其边界。并提出，游牧草原以持续低音以及泛音为特点的双声结构之研究，应该继续延伸至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以及中亚蒙古语及突厥语族群中使用的弹拨及弓弦乐器群。她从声态、生态、 身态、 心态四个维度，围绕“弦功能”展开共性与差异的比较研究，思考历史阐释的更多可能性，以探索亚欧大草原及其接壤之处多元复合的文明。

也因此，在谈到音乐人类学个案与宏观之关系时，她认为，个案研究不仅在于其深入的程度和微观知识的求取，也历练作业者本人“通过”某一文化的能力；而普查则有助于我们做“打通”的思考，尤其是针对某一区域内某类品种的密集分布，普遍调查将更好地提供专题研究的基础。至于多文化和跨文化的田野作业，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多民族分布的地区，它一方面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建构音乐的“人类关系地域档案”，另外也提供我们在比较的眼光中审视个案的可能。在看似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比较中概括出具有整体意义的描述和认识，进而反思中国传统音乐的知识架构方式。

正是长期扎根田野积累扎实的一手资料，萧梅的重返“比较”，不是限于史料文献的泛泛而谈，也不是19世纪比较音乐学时代秉持单一标准与价值观的人类音乐史共性构拟，而是放下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定义，深入多重类型史料、民族志材料细节，遵循“地方性观点”，关注历史过程中文明与文化间的互渗互融。并从谱系的考掘出发，在差异性和相似性中顺藤摸瓜，进而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生命力。

人生总是充满变化。2005年，是萧梅学术人生的重要时间节点。如果用人类学的眼光解读，有点处于过渡阶段的“非常时间”意味。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到上海音乐学院，从知名学者到高校教授，这样的跨越，满载着她对教育的热爱和奉献。

2005年，在上音音乐学系本科二年级学期论文宣讲会上，我的同学曹馨元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调查为题进行汇报。完毕，萧梅老师对曹馨元的论文耐心补充了不少实地材料，那是她刚调入上音后第一次参加系里本科生的论文宣讲，当时她所展现的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之前，我所认识到的音乐学研究，几乎都是穿梭于乐谱与图书馆的文献之中完成，那次本科论文宣讲会，我认识到民族音乐学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古典音乐学的治学方法，亦第一次感受到经由实地考察所收集的音乐信息之多样性和丰富性。后来我们升至本科四年级，系里开设了《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由萧梅老师任教，两个学期的课程，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史到理论应用，我们不仅初步建立了基本的学科认知和方法观念，也对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个学期，她还请来了广西黎平侗族和苗族的民间乐手，教唱侗族大歌、苗歌和弹琵琶歌，举办了一场汇报音乐会。相比我们平时仅通过阅读、视听唱片所了解的少数民族音乐，这次面对面的学习体验是特别的。现在我耳边回荡着的，不是通常我们在电视里听到的那种高亢嘹亮的苗族飞歌，而是那细细地、悄悄地，仿佛诉说着少女心事的苗歌。我忘不了两位苗族妹妹在教学楼角落里教我们唱歌时那羞涩的表情和歌唱时微微晃动的身体。歌唱，倾诉着她们的故事，传达着她们的内心世界。歌声里，流淌着那些自然而然发生在她们生命中的人和事。这也愈发让我意识到，传统音乐，你必须去到那里，在那里，才会感受到它独特的美和生命力。言传身教、亲历其中，聆听“他”者的音乐，萧梅老师深入浅出的理论传授和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让我这个从小学习西方音乐的孩子，自踏入民族音乐的世界，便无法收足了。

（一）在田野考察中教学相长

毫无疑问，田野中的亲身经历和文化间性是专属于民族音乐学者的“通过仪式”。萧梅老师一直告诫学生：“田野不再仅仅是为‘知识传送带’所需的手段，而是人生的‘通过仪式’，那么此通过，并非在陌异的他乡咬紧牙关，忍受过去，然后得到所需要的资料。而是立场在感动中得以转变，是找到新的立足点，是‘主体转变’（subject shifte）。”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萧妈”，这个称呼，我想有两层含义：一是学术上的指引，二是生活中她如母亲般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她始终坚持带着学生做田野。2008年，音乐学系就是在她的主持下，恢复每届学生的“采风”实践。2016年，她带二十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去广东海陆丰考察，临走前一天她的腰扭伤了，可她依然坚持坐飞机、开车数小时与学生同行，坐着轮椅带学生完成十多天的田野考察。她尤为尊重、鼓励学生发展个人的学术兴趣，因此，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主题涉猎广泛，包括仪式音乐、民歌、器乐—乐种、戏曲及曲艺，以及城市声音景观、当代创作、音乐生态、文化遗产、音响档案等；所涉民族包括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苗族、壮族、傣族、侗族、白族、回族、彝族，布农族，以及汉族传统音乐等；并有越南、蒙古国、中南半岛等海外音乐民族志作业。她感到，在学院教学体系中所塑造的学生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常常轻视经由身边的“具体性”所带来的人文理解。作为音乐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音乐影视人类学（新开）四个研究方向的导师，她一直带着学生进入不同的“田野现场”，进入身边的生活世界。她的研究也跟着她的教学、跟着学生的兴趣点持续生长。虽然学生在论文选题方面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状态，但在萧梅看来，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我，我的学生及其同学们对于音乐的种种不同感受，同样可以成为叙述历史的对象。在你们每个人探索学科边界的同时，经由感觉材料而导致的感知，重要的是它包括了文化的理解和感动。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写一个故事就好了。”

（二）在学科建设中教研相成

与学生同行的“田野”之外，是繁重的、一刻都不停歇的课程教学工作。2005年至今，萧梅在上海音乐学院讲授与研讨课程有：《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理论与方法》《实地考察与音乐民族志写作》《论文写作》《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观念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题》《音乐文化研究的视觉方法》《西方民族音乐学文献导读》《音乐与意识转换》《表演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诠释》《多元文化中的歌唱方法与表演研究专题》《音乐人类学近期研究热点专题》《中外经典音乐影像志文献分析》；策划主持兼讲授课程有《声音·身体与人类认知》《音乐影像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佳美兰音乐与演奏》《多元文化音乐工作坊》《东南亚音乐与跨文化研究》《印度音乐节奏理论》《生态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国际课程）等，策划主持了70余场学术讲座等。

她自谦为“学术二传手”和学生的“加油站”，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助力学生的学术成长。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期间，她指导本、硕、博学生在读期间正式刊发中英文论文、书评、译文119篇；她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单位国际传统音乐舞蹈学会（ICTMD）执委（2011—2019）及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2009—2019），ICTM东亚音乐研究分会（MEA）创始成员，ICTM全球音乐史分会（GHOM）副主席（2019—），国际音乐资料大全（RILM）联合委员会委员（2012—），鼓励学生参加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先后组织了近40人次的学生参与了7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世界大会，以及CHIME等国际组织的学术研讨会，策划主持具影响力的高水平国际会议5次，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向国际学界展示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师生的学术水准，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学科研成果向国内外学术领域传播。2014年以来，除继续主持上海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外，她在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国内首创国际型英文电子期刊“亚欧音乐研究”。2018年，首次在音乐节主办上音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邀访学者计划（含一个月实地考察，组织青年学者展开10次公开讲座，撰写15篇考察报告，主编文集《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

学术写作之外，萧梅亦关注传统与当代中国艺术学资源再诠释。她策划、拍摄和出版“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影音民族志”（影像4部与唱片2张）、中国唱片社唱片《苗岭踏歌行》（LP&CD）、《丝弦清音忆江南》（DVD）等；策划、组织“华语音乐影像志”双年展，并与同行一道投入戏剧影视学“音乐影像志学”硕士方向的学科建设。她还注重和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积极服务社会，关注传统音乐变迁及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2013年以来，共组织了大、中、小型学术音乐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活动近30场。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她重视学生的综述写作训练，并视之为日常教学实践，将学术活动和一些具有拓展性的课程通过综述、评论在线分享。自2011年起，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中心网站和公众号平台发布的228篇学术综述（课程、讲座、会议及其他活动），每一篇的撰写过程，都经过她的指导和修改。尤其在2020年3月至7月期间，她率先将一个学期的课程面向校内外开放；组织学生和青年学者开展线上茶馆、读书会、新研究分享会、学术研讨会等15场活动；与东方乐器博物馆、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合作，完成了《百年大同》（12期）、《丝路随响：丝绸之路上的乐器》（5期）线上展览。如此通过线上线下学术交流，既有益于将民族音乐学的科研知识回馈社会，也为学生提供了学术实践和展示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建设。

2024年6月在内蒙古乌珠穆沁与蒙古族长调国家级传承人莫德格大师重聚

很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后，才深有体会萧梅老师所思所想。她一直以来强调的聆听、体验和感受的学问之法，其对于音乐艺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主体”置入和转换时，民族音乐学的田野作业亦是“缘身而现”，通道打开，既是途径也指向目的。那么，如何把握这些浮于真空的感受？她提出以身（body）作为“乐”之蕴体，来讨论中国传统音乐中重要的立美与审美原则。并指出，“体化实践”（incorporated practices）是记忆在身体实践中积累的一种相对于刻写（inscribing）实践的类型。音乐学的研究应该同时关注身体行为与音响结构的关系，并延展出音乐分析的多维度手段。事实上，这一身体逻辑分析取向直接孕育了历时四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与音乐形态关系研究》课题。尽管相较以“谱”系统为符号载体的“音乐本体”，音响与内化于身体的感受和认知是隐性的，但身体行为与音响的空间关系是可以借助视听联觉和操作性实践实现化隐为显，转暗为明。这既符合以“体化实践”为主要传承方式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需要，也突破以往我们依赖使用的描写工具无法言说非欧艺术音乐本身的尴尬。进一步而言，它是将音响结果的描写转向描写音响产生的过程。另一方面，较之西方古典音乐精确的书写传统，“身作为乐之蕴体”则是从另一角度揭示、评估和展现人的音乐能力，人类音乐能力的多元评价系统有赖于民族音乐学者们在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探索人对于音乐的创造力。或许，我们可以循着她的思索，继续围绕如下问题展开音乐表演民族志作业：（1）如何钩沉声音体验的时间深度和历史脉络；（2）如何反观学者自身的情感介入、听觉偏见以及写作、评价、再研究等方面；（3）如何在个体经验要素上，扩大资料的范围，探讨“类音乐文化”的音响标界；（4）又如何在当下混沌的世界中看待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当然，把音乐表演中的身体、感觉、感官作为进入一种文化认知模式的途径以及音乐文化的深描，近年来已在民族音乐学、西方音乐学、音乐认知心理学及音乐表演、多元音乐教育等领域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2023年，萧梅再次出发，深耕一个思考多年的课题研究，即她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濒危唱法数据集成、知识谱系与创造性转化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立项，这也是上海音乐学院首个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项目以中国少数民族濒危唱法为中心， 在民间唱法体系、 唱法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 兼顾中国“民族声乐”理论研究，形成“濒危唱法数据库（资料建设）—民间唱法类型化与深层文化研究（理论建设）—民族声乐理论与实践研究（理论建设联动实践应用）—民间唱法保护、 传承与创造性转化（非遗保护）”的研究结构。 课题整体观照中国多元歌唱资源， 一方面深入整理、挖掘，分析与阐释中国民间歌唱传统；一方面将眼光投向当下中国歌唱话语的建构，使广泛分布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歌唱对学院派民族声乐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作出贡献。

耳顺之年，萧梅仍以每天10小时的工作强度坚守在她深爱的教研岗位上。今再“读”萧梅的学术人生，除让我体会 “触摸/聆听/品尝”声音自然与艺术人文的愉悦和温情，更深感师生之间，我们亦将同道守望，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