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M. Strathern是重要的，不能绕开的人类学家。阅读一篇文章的过程可能很难懂，或许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能够有一个更为生动的把握。在这条线索上，更早的文章，如其前夫A. Strathern的“Kinship，Desent and Locality”；同时的文章，如其自著的，关于性别的“No Nature，No Culture：The Hagen Case”；以及著名的民族志"The Gender of the Gift"，乃至时至今日的诸多作品，加以对堪，都能浮现丰富且颇具创建的启发】
Strathern, Marilyn. “Kinship and Economy: Constitutive Orders of a Provisional Kind.” American Ethnologist 12, no. 2 (1985): 191–209. http://www.jstor.org/stable/644216.
玛丽莲·斯特拉森
本文1985 年刊载于《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杂志。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本文重点探讨了亲属制度与经济制度如何被概念化为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聚焦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亲属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交叠，结合众多民族志研究材料考察了婚姻支付（彩礼、劳役婚）等实践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此外，作者聚焦于探讨人们生产或交易的物品在何种程度上代表或不代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传统人类学对 “权利” 或 “角色” 等概念感兴趣，这或是在某些 “事物”与 “人” 之间存在文化等式的民族志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其他语境中，事物无法承载对人的这种指涉；另一方面，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将劳动同时抽象为是人的一部分和一件事物。通过重新审视亲属关系、劳动价值和经济体系，作者挑战了传统人类学中的二元论思维。
研究背景：“构成”的概念
作者首先讨论了“构成”（constitution）与“建构”（construction）等术语在人类学分析中的意义。作者指出，这些概念反映了如何在分析过程中组织相关术语之间的关系。通过引用理论家（如Comaroff、Barnett和Silverman）的观点，作者探讨了传统二元对立（如象征与物质、规则与行为）的解构如何揭示亲属关系与经济制度的互相依赖性，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实体。此外，文章分析了西方社会科学对“社会”或“系统”作为独立单位的意识形态依赖，以及这种思想对“人”与“物”分离观念的影响。
作者强调，通过运用“构成”概念来探讨亲属关系和经济系统，两者可以同时作为描述社会存在物质性和社会性特征的术语，其分析揭示了研究者的表征工具或研究模型的局限性，同时提供了理解其他社会实践的视角。构成（constitution）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术语的流行和广泛使用是为了解决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研究对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如何排序术语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些术语指代着因分析需要而分离的各个部分，研究者的模型又从这些部分中建构出诸种整体。有趣的是，这种对概念和术语之间的秩序可以被囊括进一个个连词和介词之中，例如“家庭和经济（family and economy）“、”历史中的结构（structuresin history）“、”实践之结构（the structure ofthe practice）“。作者认为，”构成“这一概念能够使人类学分析中这种传统二元论概念相互压缩折叠（collapse），比如规则与行为之间、意义与数据之间、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 “社会” 关系之间，或者仪式与文化现实之间。在本文中，“构成”概念有助于理解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联系与区别，如在处理这两个概念关系时，面临着元素定义与关系把握的难题，而 “构成” 能使我们适应不同社会条件，调整概念词汇。
性别研究的讨论
为了梳理其概念工具的脉络，作者对当时性别研究中关于亲属和经济的讨论做了回顾。性别研究对传统的性别观念的解构具有深远意义。家庭曾被构想为与生产（production）过程无关的范畴，仅仅作为后者的背景以及生产过程最终的目的。而生产是发生在外在于家庭的“社会”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为打破家庭与经济生产之间的二元对立做出了贡献。她们指出，资产阶级的“家庭”被建构为一种自然单位，这种看法神秘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将社会投射在这一单位边界之外。此外，把家庭视作自然且截然区分于社会的，这被诠释为一种工业世界观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将生产等同与社会本身。传统的研究忽视了女性通过家务劳动、生育和照护等活动，维系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运作。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强调，性别关系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通过对不同类型社会开展政治经济学分析，她们发现，生产关系的变化深刻塑造了群体成员的性别关系改变。例如，Sacks 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了公社（communal）社会和合作社亲属（corporate kin）社会，在前者的生产方式中，男人和女人与生产资料之间有着相同的关系，而在后者，只有兄弟姐妹共享这种专属关系，而配偶则与生产资料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不能将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看作是同质的。Sacks 的研究揭示了在资源的所有权方面，丈夫和妻子之间关系从平等变成了不平等。然而作者认为，“平等“的概念是一种现代西方的模型，更进一步的分析应该是运用人们自己的模型，去揭示这些社会中性别关系的不对称性（asymmetry）。除了探讨生产方式的变化，还要看到，性别关系的概念化过程可以存在不同的方式，亦即不同的社会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象征策略（symbolic strategies），而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
平等主义模型
为了与上述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相对照，作者重点论述了Collier 和Rosaldo 等人关于!Kung San, N. E. Arnhem Land, and Ilongot 等社会的民族志研究。与之前的研究者不同，他们并没有按照生产技术来划分社会类型，而是按照婚姻规则划分出了劳役婚（brideservice）、彩礼婚（bridewealth）、嫁妆婚（dowry）社会。首先他们发现，在劳役婚社会中，个体一般是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之间不能够强制命令对方做某事，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对于独立的体验却是有差别的。在结婚之后，男人仍然享有更多的自由，婚姻使他们成为有效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平等的与其他男人交往。尽管男性在婚姻中也意味着承担对妻子亲属的义务，比如为亲家提供劳动，但是他同时也可以获取妻子的劳动产品。
劳役婚社会的性别关系构造了他们一般性的社会不平等。劳役婚社会的婚姻关系通过新郎为岳家提供劳动建立，个人之间的纽带也都是建立在彼此之间为对方做了某些事情之上。在这种直接交换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并没有财产的观念，只有劳动能够交换劳动。而男女之间的不对称性来自赋予在不同的劳动产品（男人的猎物和女人采集所得食物）上不对等的价值。作者指出，男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跨语境价值（transcontextual value）“，新郎向他的公婆提供的服务和礼物只代表了他对妻子的持续权利主张——他在履行或获得这些服务和礼物方面的劳动不能脱离这些姻亲关系。作者认为，在这些劳役婚制度中，物品并不代表劳动，也不代表人。在劳役婚社会中，劳动本身既是义务的直接体现，也是婚姻权利的核心。劳动与亲属关系的融合避免了劳动商品化，但性别角色仍然制约了权力的平等分配。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社会中亲属关系与经济关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
财产及其后果
与劳役婚相对的是彩礼婚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出现了财产的概念，物质物品能够代表个人和劳动，“权利”和“关系”是通过礼物的传递而定义的。这一区别表明了彩礼婚社会深刻的象征层面的转变。劳动被概念华为可以与个人分离的可处置的资产。他人的生产力可以作为“财富（wealth）” 被聚集起来。各种关系可能被概念化为如下这些方面的事物：债务与信贷、等级制度以及多种 “权利”或 “所有权”。在彩礼社会中，女人经常作为“礼物”在男人之间交换。作者认为，无论是固定为不动产（estates） 或是可以移动的物品都是提供了一种可分割性之表征（representation of partibility）。这意味着个人被建构为伴随着特定资产而被识别，个人可以拥有可处置的财产，也可以被剥夺了对资产的所有权。这意味着个人通过利益身份而被定义，或者个人被视为可以与这种利益相分离的。
作者也比较了彩礼社会和嫁妆社会的区别。在彩礼社会中，物品被赋予劳动的象征意义，成为社会关系的载体。这种象征化允许男性通过财富积累巩固权力网络。物品可以代替并体现劳动，但仍然持续承载着对生产的社会资料的指涉。因此，权利（right）通过劳作（work）建立起来。劳动可以被形塑为嵌入亲属关系之中或也可能与之分离，但这种劳动在技术意义上却不是可让渡的（alienable）。而在嫁妆社会的语境中，“权利”变成了完全与劳作相分离。事实上，无论遗产是作为完整的实体传递给单个继承人，还是被分割给共同构成整体利益的多个继承人，从本质上讲，这种“财产”在概念上是单一的或不可分割的。它不被认为是由社会异质性的利益组成的。这种财产可以承载有关社会身份的信息，而不是被解释为维持异质利益的不同劳动来源或交易（如彩礼）的产物，而只能是积累或复制的产物：因此，同类结婚（门当户对）和婚姻资产的兼容性变得十分重要。正是不可分割性的逻辑条件导致这种财产获得了某种自主价值。社会地位似乎取决于资产的价值。
结语：“构成”诸种关系
在众多非资本主义语境中，亲属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共同压缩折叠在一起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材料进行考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将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方式去理解这两个领域，那么另一条路则是借用共同构成的比喻修辞：亲属制度就是经济制度。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明确在什么条件下这一断言才成立。现代西方社会的关于亲属和经济的明确区分也许本身就具有很容易融缩的能力，就此而言，亲属和经济可以是一回事。然而这种能力并不能被归因于自我反思。如果要保证“构成（constitution）”这一比喻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构成的概念也关涉着诸系统中真实的差异，通过这些系统人们之间一方面组织起不同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将关系分离，作者强调，这些系统之间本身就是有差异的，而不仅仅只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
文/瀚轩
编/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