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文 | 过去与当下：亲属研究中的生物本质主义
文摘
2024-12-16 06:07
上海
Robert
A. Wilson (2016). Kinship Past, Kinship Present: Bio-Essentialism in the Study
of Kinship.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18, Issue 3, pp. 570-584.亲属关系研究曾被视为理解人类文化的功能和进化的关键，是民族志研究中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的基础。有人类学者甚至认为：亲属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就像逻辑对于哲学，人体画对于美术那么重要。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避孕普及、离婚率上升、性解放运动、非传统家庭形式涌现等变化引发各界对家庭、双亲角色、亲属关系的重新思考。更重要的是，生殖技术的发展根本上挑战了“生物本质主义”（bio-essentialism）的亲属纽带根基，指向一种生物供体与文化纽带完全割离的关系缔结形式。关于辅助生育技术等内容，我们推荐M. Strathern的After Nature有鉴于此，人们在描述类似的家庭式关系时开始更倾向使用“relatives”“relatedness”等词汇而非“kin”或“kinship”；这种全新的理解也逐渐投射到了非西方社会之中，进一步挑战了亲属社会的标准化叙事，表现为70年代亲属关系研究地位的急剧下降。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重新梳理“亲属关系”学理概念的今昔；二是重新评价戴维·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对“生物本质主义”的批判及其对当代亲属关系研究的启示；三是探讨重新定位“亲属关系”的可能性。在上述背景下，文章回顾了戴维·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对于亲属关系的重新思考，在其《美国亲属制度：一种文化解释》（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关于亲属研究的批评》（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等作品中，亲属关系是通过社会互动和行为积极地创造、维持的，而不是一组由生物特质决定的静态关系。本文在肯定Schneider创举的基础上指出，过于强调从生物本质中脱离是对亲属研究史的过度简化——Schneider对亲属研究的批评并未导致人类文化中所有锚定亲属关系的术语与生物事实脱钩，应将上述转向视为连续、渐进的变化，而非断层式的转折。施耐德的作品《美国亲属制度》，与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一起阅读可以进行更好的理解Schneider批判亲属研究的跨度约20年，其批判也借重了70年代美国人类学领域的主题变奏——女性主义视角、性别/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反思，以及从结构主义方法向社会文化解释的转变。与另一位反对寻找亲属关系普遍本质的批评者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相比，尽管殊途同归，Schneider的研究并没有遵循维特根斯坦式“超越本质主义”的哲学路线，而是将调查建立在那些构成文化的符号，以及如何在文化中理解符号的经验和描述之上。Schneider的象征人类学与解释学的区别在于其将文化与规范、价值层面的考虑相分离，以意义为中心——这一取向既受帕森斯“启发式的文化分离”（Heuristic
Separation of Culture）影响，也与人类学中对文化多样性和相对性的长期关注一致。70年代，Schneider将亲属关系研究的焦点从异域转移到了美国文化内部。基于将亲属关系视作一种文化系统的兴趣，Schneider将美国的亲属关系界定为由生物血缘与弥散、持久性精神纽带两个象征构建的意义系统。Schneider否定了三种被视为亲属关系“公理”的倾向，一是不应将亲属关系视为与政治、经济、宗教并列的独立领域；二是不应将性关系和生物的再生产视为亲属关系的核心；三是否定所谓“血浓于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假设，此假设即将所有亲属关系视为本质相同之物，强调血亲关系具有绝对约束力、占据更强大和优先的地位。归纳来看，Schneider所批驳的“生物本质论”有五种特征，即普同性（认为不同文化中的亲属关系特征具有普同性）、突出的强度和优先性、先天性、独立于社会文化的抽象意义、对亲属关系其他方面特征的决定性。Schneider的主要问题是对“生物本质主义”的界定和批判较为模糊，批评不甚精准。上述“公理”较好地涵盖了前人的理论谱系，但第二“公理”中简单将错误归类为“亲属关系与生物繁殖绑定”，批判的适用性不足；对“血浓于水”批驳不适用于涂尔干和列维-施特劳斯，因为此二位都优先将亲属关系纳入社会而非生物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对“生物本质主义”的批判似乎有“先射箭，再画靶”的嫌疑，即假定西方文化中对亲属关系的研究普遍存在着生物本质论。例如，当我们回顾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亲属关系的描绘，就会发现努尔人的亲疏远近完全依赖于年龄组、等级和政治组织的结构，那种“血浓于水”式的、有高度优先级的生物血缘系统似乎完全不适用。因此，本文主张应当重新思考“生物本质主义”能否准确刻画西方传统的亲属关系研究。此外还存在一个平行的问题，即Schneider主张生物本质化的亲属关系完全在非西方世界缺席，此说法过于绝对地概括了西方以外的事实。实际上，从“kinship”到“relatedness”的话语转变创造了一种以“与之相关”为名的普遍形式，而亲属关系只是友谊、爱情、敌意中被筛选出的某一分支，我们由此得到了一个更加普遍适用的概念。但本文指出，家庭形式与生殖的变革恰恰可能意味着亲属关系无处不在、无边无际。如果我们重回亲属关系的家谱、生殖关系定义，将亲属关系的边缘划分出来，就更接近Schneider所批判的那种生物本质主义了。既然“亲属关系”的内涵变革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纳入新的理论框架就显得尤为迫切。HPC，即“稳态属性集群理论”（Homeostatic
Property Cluster）就是一种颇具潜力的尝试。该理论最初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N. Boyd）提出。通俗来说，在HPC理论下，物质世界中的许多“种类”都是由相对稳定的属性集群所定义的，集群中的个体只需要满足其中几种共享的、对成员身份和类群稳定性必要的特质，就可以被纳入属性集群之中。例如，如果我们考虑“水果”这一相对稳定的集群，就会发现不同种类的水果在个性上有限地相互交织——可以是质地、营养、食用场景、生长部位等一系列属性集群。一种水果不需要符合“水果”这一类群下的所有属性就可以拥有稳定的水果身份。因此，HPC理论的贡献恰恰在于能赋予这样内部相对异质的集群以稳定的属性，回应60年代家庭或关系的变革对亲属理论挑战。在HPC理论的视角之下，亲属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基于血缘的固定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属性组成的复杂网络，网络中的属性包括生物学关系（如父母和孩子）、社会关系（如共同生活）和文化关系（如借助婚礼等“通过仪式”确定）。这些多样的属性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存在相互交融的情况。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位哺乳期的母亲收养了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婴儿并完成了相关的法律手续，生物学属性（哺乳）和社会属性（抚养和亲密关系）相互作用，共同定义了一种超越血缘的亲属关系。HPC理论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实证工作（尤其是民族志）来检验。当然，如果发现相关的生物学和社会关系并不形成稳定的集群，或者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发现了完全不一致的关系集群，那么HPC理论就可被证伪。亲属关系研究中最贴近HPC理论的学者是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他更为大家所知的作品是《石器时代的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Sahlins将亲属关系界定为“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个体通过广泛存在的相互联系共享生活和责任，这与Schneider将亲属关系视为“a
non-subject”的反传统标签背道而驰。尽管如此，Sahlins和Schneider都认为亲属关系是一种文化而非生物构成。同时代，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批判了生物因素作为社会文化分析基础层次的“地层学观点”。萨林斯的长论文，在对各种亲属理论有一定基础后可作为重要的反思在Sahlins和Schneider的理论下游，民族志学家需要进一步在HPC理论框架下思考属性的动态、交融，超越传统非此即彼的“文化-生物”二分法。相对晚近的民族志成果，例如Elise
Berman所提出的“互动约束”（interactional
constraints）概念，Siobhán
Mattison笔下摩梭人走婚制和母系传承重新找回了生物约束在属性网络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分，支持了HPC理论，还原了亲属关系研究今昔相对连续而非骤然放弃“生物本质”的理论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