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专数学天才姜萍”的闹剧已经落下帷幕，这是一个舆论操控的典型案例。舆论操控的威力巨大，可以让公众的注意力浪费原本无关紧要甚至虚假的人和事物上，真正重要的人和事物反倒被掩盖，无人问津。
中专生里有天才吗？有，但有个概率大小的问题。不同时由于政策的不同，中专生里的天才比例差别很大。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品学兼优的初中尖子生绝大多数读中专（包括中师），中专中师录取分数线比重点高中还高。天才绝大多数集中在成绩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群体中，但是，由于他（她）们只接受了三到四年中等专业教育，毕业后长期困在基层工作，严重缺乏发展天赋和潜能的条件，往往终生被耽误，即使少数靠自学拼出来的，也因为走了弯路和基础教育缺失，达不到本应有的水平。同时，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天才数量自然大大减少，导致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质量和成就降低。这也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进入21世纪后，由于政策改变，初中尖子生基本都读高中考大学，中专中职往往成为成就不好的学生的无奈去处。这些学生里肯定也有高天赋的孩子，但是因为中考成绩不好，天才数量很少，概率很低。
大众的注意力总是被舆论操纵者左右，对八九十年代数百万读中专中师的初中尖子生不闻不问，却对一个虚假的“中专数学天才”津津乐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其实“数学天才姜萍”乌龙事件还是小事，大众并没有多少损失，但大众在许多更重要得多的事情上同样被欺骗和操纵，到时失去身家性命都有可能。
八九十年代，高考最不公平的十几年
原创
恢复高考后过了少数几届，高考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严重不公平，成绩最好、天赋最高的初中尖子生绝大多数没能读高中大学，而是读中专中师，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因为中考是高考的基础，从1980年前后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的政策与社会环境等原因，绝大多数初中尖子生被引导到中专（包括中师）读书，那时中专录取分数线往往高于重点高中录取线。读中专的尖子生人数多达数百万，基本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城乡平民子弟，尤其是农村子弟。而当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虽然是最好的学习苗子，却只接受了两到四年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往往被耽误一生，无法发展自身天赋和潜能。
这是有充分依据的历史事实。浙江大学校长杜江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京东负责人刘强东、学者罗翔等名人都曾在媒体承认当年考中专最难。官方出版物中也承认过，如图。
图片摘自湖南省教育厅编写的“第二轮《湖南省志. 教育志》（1978-2005年）（上）”535页
图片摘自株洲市委党史办与株洲市教育局编著的《株洲教育史》第408页
由于初中尖子生绝大多数读中专，导致高中平均生源质量明显下降，由于最有力的学习竞争者绝大多数被分流到了中专中师，考高中和考大学的难度自然大大降低了，原本没有可能考上大学或中专的学生，能够考上大学或中专，原本只能考上一般大学的学生，能够考上好大学。当年即使在清华北大，也有部分当初没考上中专中师才读重点高中的学生。
即使是高中成绩不好，读不完高中或高考考不上高中起点中专的学生，或是职高生，也因为学习了高中文化课程获益匪浅，比如那些年通过当兵再考上军校的军官里，高考落榜生都算是文化基础和智力最高的，大量高中没读完的也成为了军官。
（以上是截图，不是视频）
也就是说，那十几年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和中专的学生，平均生源质量明显下降了，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和成就自然也明显下降，这也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之一。因为在同等教育和成长条件下，生源质量（天赋）决定人才质量的高低。
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有多大呢？设想一下，如果那十几年的初中尖子生基本都读高中考大学，那么这些年中国会发展得更快更好，中国的优秀人才、杰出人才数量会比现在多得多，一代人才的总体（或平均）质量与成就将比现在提高不少，已经创造的社会物质精神财富也比现在多得多，阶层固化与贫富分化问题不会有这么严重，社会更和谐。中国会处在一个比现在高得多的软硬实力起点上，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会比现在光明得多。
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但是那一代读中专的初中尖子生及其家人后代，整个社会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这种负面影响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国家社会遇到困难的时候，负面影响更明显。
至于政策红利获得者，自然是当年那些考不上中专才读高中大学、中专的学生及其家人，即使是少数成绩足够考上中专但读高中的，也是获益者，因为绝大多数有力竞争者读中专去了，考上好大学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