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熊秀娟女士，是八九十年代错误政策导致数百万初中尖子生读中专中师的一个缩影，后来又不幸成为非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工作丢了，八个多月大的胎儿也被强制引产。现在那些错误政策已经被废除，但无数受害者仍然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努力活着，这个社会不能太势利，应该记住他（她）们付出的牺牲和贡献，深刻反思，如此，才能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在乡村奔跑一生的中师生
作者:熊秀娟
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年，也就是1977年8月5日，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乡村代课教师，母亲是四川省贫苦农民家庭女子。
1985年9月1日，我终于读小学了。小学时期我是学习委员、“红花少年”，成绩在班上稳居第一。1990年6月“小升初”考试，我以全镇语文、数学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丰城市曲江中学。
可家庭贫困，我面临辍学。最终因为我成绩优异，父母让我继续读书。初中三年，我尽管短衣缺食，还是熬过去了。中考前我填报中考志愿时选了中师专业。一是因为家贫，我没有想过读高中考大学；二是因为当时农村学子中考一般首选中专中师，乡村中学以初中毕业生考上中专中师学校的人数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依据，鼓励初中毕业生考中专中师，当年初中毕业生考上中专中师学校非常荣耀，读高中却不普遍；三是我愿意读中师成为一名教师。中考我以550分的高分考入中等师范学校，超过中师录取线12分，超过重点高中丰城中学录取线29分。当时中考满分为600分。
我收到中师录取通知书时我很开心，感到很成功，寒窗八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们全家都很荣耀，父母还借钱摆酒席，以示感恩学校、老师、同学及乡村父老。
1993年9月1日，我进入高安师范学习，成为了一名中师生。中师三年，我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希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的帮助。中师三年，我因为经济困难，导致营养不良。还好，我挺过来了。在这艰难的学生时代，我得到了不少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
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等师范学校从1982年开始至1999年结束。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初中毕业、应届生、高分数”成为中师招生的关键词，录取分数远远超过重点高中。音体美加试和面试，则进一步抬高了考生进入师范的门槛。尽管如此，读师范免学费、吃饭花钱少、18岁毕业参加工作、包分配、早就业、干部编、工作稳、不用日晒雨淋，这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代从泥巴里抠钱活命的农民及其子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报考中师理所当然成为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首选，无数人趋之若鹜。至于读中师高门槛低学历的问题，尚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若干年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跳出农门，又跌入农门，甚至因为我们国家干部的身份，只被允许生一个孩子，还不如农民。呜呼！我们一生都在乡村挣扎，寻求生存的空间。
我师范毕业后辗转于三所村小，教书八年后，又因为怀孕二胎被逼辞公职。可我被逼辞公职后，我八个多月的大月份胎儿还是被丰城市曲江镇政府强制引产了。原来我的命运早已被中师牢牢地拴住了，我被迫离开农村小学，却走不出农村，去不了大城市闯荡。过去的优越感连同现在的自卑与伤感，混杂在一起，融于我身。
我就读师范的时候，江西省高安师范学校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尤其是实施“必修课、选修课、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四位一体教学方案，为我们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助力。学校组织的文学社、文工团、小记者团以及三十多个兴趣小组，活动内容涵盖每个学科，参加人员涉及每个学生。王志礼校长提出的“班班有特色，人人有特长”蔚然成风。
我是400多万中师生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中师生，一生都在奔跑，却没有跑出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