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和刺杀：政治厚黑与幼稚之间的极致拉扯！
文摘
文化
2024-07-16 00:32
福建
本期来简单聊一聊一个与最近美国竞选遭遇刺杀相关的话题：党派与集权。现在我们用的“党”字，其实是原来“黨”的简化字。“黨”，从黑，尚声。《说文》注：黨，不鲜也。其本义是指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多含贬义，有别于我们现今的含义。《论语·卫灵公》中讲：“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指君子虽然庄重，但不与人争执；虽然与人合群，但不结党营私。意思是，圣王以王道临天下，应该秉持天下为公的精神，遵循公正无私的原则，做到不偏私，不结党。这样的王道政治，道路就会平坦广阔，国家天下就能稳定、社会就能可持续地发展。如果无法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那么中国历史上诸多朝代的党争，就是最为惨痛的教训。这里重点说两个：第一个是东汉的党锢之祸，第二个是唐的牛李党争。继位开始，外戚掌权，逐渐长大的皇帝为了掌控朝政，不得不依赖宦官夺回大权。夺权之后，宦官掌权，则诛杀外戚，没过多久皇帝驾崩，又立一个年幼的上来，继续轮到外戚掌权。
汉桓帝时期，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士大夫阶级及外戚势力受到了重创，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权后，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贪污腐败，败坏朝纲。面对重新崛起的外戚势力和士大夫阶级的压力，宦官集团通过奉承窦太后来获得加官升爵的机会，这使得宦官集团越来越飞扬跋扈，贪婪暴虐。外戚势力和士大夫阶级密谋决定铲除宦官集团。然而事泄，宦官集团挟制窦太后发动“九月辛亥政变”，外戚势力和士大夫阶级皆被逮捕、杀害、或者流徙、囚禁。东汉第二次党锢之祸，由于百姓及士人阶层对朝廷的失望，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逐渐导致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最终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牛李党争”，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二是如何对待藩镇。第一、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第二、关于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这场前后长达四十多年党争，最终以牛党元气大伤、苟延残喘，李党被贬谪为地方官，宦官、藩镇的势力大增，而宣告结束。最后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这也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除此之外，还有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清朝的维新党与后党之争。很多时候，党争，争的不是是非对错，争的是仅仅是关乎一己之私的利益和立场，完全不会在乎什么国家利益，政治公平。党同伐异，只要不是自己阵营的，哪怕再正确，也要否定、打压，甚至迫害。一个追求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政治，只会导致一个政权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说完了党争的祸害，我们接着讲天下为公的政治，为什么需要遵循天下为公这个统一的原则？我们通过《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一段经文来分析一下。老子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乡，其德乃长；修之於邦，其德乃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这段经文是说，善于为天下立王法的圣王，一定是根据至公无私的天道来立王法，所立之法一定是锚定既公且正的天道的。天道，修之于一身，能够同道合德，这样的生命才能尽可能的接近天年，也就是俗话说的健康长寿。身体健康没有疾病灾殃的人则会很好的延续后代，也就是我们说的将自己家族的优秀的健康的基因血脉永续不断的传承下去。于个人而言，这样发展，一个家族才会人丁兴旺，也就是子孙以祭祀不辍。于圣王而言，天下百姓才会永远不断的繁衍生息，这样有道的国家国祚才会长久。天道，修之于一家，能够同道合德，这样的家庭才能够家和万事兴，俗话说和颜才有悦色，有悦色才有婉容。一个家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道正身。那么每个人都是一团和气，也就是我们讲的阴平阳秘，阴阳调和。这样的家和，财富才会不断的积蓄富足，通俗来讲这样的家庭迟早会脱贫致富奔小康。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尊道贵德，则子孙香火旺盛，要不了几代人，就会成为当地的大家族，这样的家庭如果继续积蓄天德，就不难出现一些社会贤达，进而逐渐形成名门望族。家族兴旺，人才济济这样就会占据更多的生存机会。当然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也就能够为一乡之百姓谋福利，做出人人称赞的功绩。一个乡在早期，可以理解成一个小的部落。一个邦，本义指古代诸侯的封国、国家。如果一个乡能够家族兴旺，人才辈出，能够从众部落之间脱颖而出，于是就会逐渐发展成较大的邦国。例如，周文王姬昌，其父季历死后，姬昌继位，是为西伯昌。随后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这些人都陆陆续续前来投奔，直至后面诸侯归者日众，逐渐发展成三分天下有其二，最后武王顺应天道，率军伐纣，建立周朝。周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周人勤劳智慧，文王善施仁德，多少代都同心同德，不久就实现人物两丰。武王伐纣，其实是历经了几代人的积蓄发展。从一个小的家族，不断尊天道修之，就能不断的积蓄力量，发展壮大，人才聚集，百姓归附，直至天命所归，一统天下。不管是个人，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乡，一个邦国，一个天下。只要可持续的发展，总是有一个统一的总原则在支撑，那个原则就是一以贯之的天道，也就是公正无私。如果不这样发展会怎么样呢？如果一个家庭，内部做不到公正无私，父母只爱老大、老三，不爱老二、老四。子女只爱父亲，不爱母亲，这样的家庭是无法做到家和万事兴的。同样，如果在一个乡里，存在偏私不公的现象。只偏重这部分家庭，不在乎那一部分家庭，那么家庭与家庭之间也是无法和睦相处的。同样，在一个邦国之中，存在偏私不公的现象。只偏重这部分宗族，不在乎那一部分宗族，不同的宗族之间也是无法和睦相处的。因为偏私，则有了边界壁垒和排他性，则必定出现不同利益的集团，团伙和朋党也就必然会出现。当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就必然出现利益集团之争，出现朋党之争。
因此，在道家思想中，党派政治，其实是违反天道为公的治理原则的，是最差的政治模式之一。即使党派能够正大光明的公平竞争也就罢了，如果在背后搞小动作耍阴招，进行暗杀刺杀这些不齿的行径，这则是社会发展失道和堕落的极致表现。即使搞小动作，也不会用一些权谋，都暴露到明面上，看上去是政治的厚黑，但操作出来又显得拙劣不堪，幼稚可笑。
我们华夏文明的政治，从上古到如今，都不喜欢党争，其根源则来自于华夏的天道文明。道家提倡天道为公，儒家提倡君子不党，法家就更不用说了，追求高度的集权。华夏的历史与文化，为什么自古就习惯于追求高度的集权和统一？华夏是农业文明，农业离不开灌溉，而华夏大地的河流交错纵横。为了集中治理水患以及整治华夏大地的农业灌溉网络系统，在华夏大地的不同部落之间，就都寄希望于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和中央来指挥调动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工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来统一管理这两条河流的水资源，那么，上游国家要想祸害下游国家无疑变得轻而易举，系统的解决水患和农业灌溉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从农业文明的属性和河流水道的地理位置来看，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他们是海洋文明，商贸文明。他们没有的东西可以用贸易去换，也可以坚船利炮去抢，但就是不自己组织大规模人力来生产解决。
中华文化则不然，第一，我们的早期文明其实是家国一体的文明。华夏族的绝大部分人口，几乎都是历史早期那几个主要部落的先祖繁衍的后代，从他们开始，开支散叶一直到如今。例如，黄帝赐百姓，例如，周王室大肆分封姬姓。这就是我们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缩影。基于此，我们后世都称自己是炎黄的后代，只要有姓和家谱的，基本都能溯源到华夏族的那几个共同的祖先上。我们这个民族在早期就是一个大家庭，圣王相当于大家庭的家长。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提高生产力和抵御危险的战斗力，都无疑需要把族群的力量积蓄到最大化。要把生产的力量以及对外防御的力量积蓄到最大化，那就需要整个民族和国家必须铁板一块，形成一个拳头出击。因此，我们的文化和政治，必须要求我们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和文化，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统一的目标和行动。这三个统一始终贯穿华夏的整个历史，并且往往是高度统一的时候，迸发的力量就极其强大。当内部松散、相互内斗，党派纷争，无法统一的时候，往往就会失序，逐渐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直至下一次统一的到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质上都是禁止私学，恢复官学，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文化，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党这个字，在祖先造字的时候，从字形上看，就是堂屋下的黑事儿。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对于多党制的弊端看得是非常清晰的。多党之争，为了一己私利，争来斗去，中国人对其中的黑暗认识非常深刻。从这一点上讲，中国不仅当下，就算以后，也不会有多党轮流执政这种相互揪头发，相互骂娘的政治模式。华夏文化没有这个政治基因，因为华夏文化追求的是天道为公，天下凝一。
中国不仅政治上不会有多党执政，并且在体制上也不可能出现松散的分封制，更不可能允许祖国的国土分裂。当初宋的经政、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成历史的高峰，但就是因为没有收复北方的土地，没有实现华夏一统，所以一直被后人诟病甚至骂了一千多年。集权有优势一面。那是不是集权就绝对没有弊端呢？也不是。集权也需要规避形成绝对的权力，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形成绝对的腐败。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则是我们当下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所要面临和解决的新课题。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简单从华夏的文化和历史层面谈了一下党争与集权的问题。作者：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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