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贷与降薪：将当代“佃农”逼向绝望！
文摘
文化
2024-07-06 00:42
福建
本期从历史的角度来简单聊一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经济与住房。在古代，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这样的人称为佃农。毛主席在《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 他们一年下来给地主交完租子，就所剩无几，一直在生死线或者温饱线上挣扎，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完全没有一点抗风险能力，生活过得卑微乃至凄惨。电影《让子弹飞》中，师爷有句台词：“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也就是TMD西历二零一零年。”这句台词并非夸张，更不是魔幻现实，相反是写实主义。深刻了解民国历史的人，才能体会《让子弹飞》纪实性的一面。当时社会的三座大山，对天下百姓全部都是丧心病狂的巧取豪夺，压榨吸血，没有一个在意老百姓的死活。在电视剧《问苍茫》中，同样展现了这一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煤矿工人的吃住条件猪狗不如，农民遇到灾荒的时候饿殍遍野，地主的租子收到了十年之后。而如今的房奴，与古代的佃农何其相似，时移世易，我们与他们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要说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的土地变成了现在金融属性的房地产，地主变成了现在的银行和金融资本家，而以前的佃农则变成了现在的房奴。以前的地租则变成了现在的房贷，以前地主的租子收到了十年之后，如今的房贷收到了三十年之后。佃农自古以来就有的吗，房奴是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吗？非也！中国自上古伏羲时代以来，就是以自耕农劳动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形态。我们追求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大同世界。所以我们从上古时代开始，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土地，山泽，湖泊都是国家的，百姓具有使用权，经营权，但是不能买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孔子一直都非常怀念和向往伏羲至夏商周之前的大同社会。若是一旦王朝的公有制逐渐破坏了，开始土地兼并，那么以自耕农劳动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就会逐渐崩塌。自耕农破产则为佃农，佃农再破产则为流民。流民要么等死，要么殊死一搏起来造反。这又与当下的房贷与降薪何其相似，城市的工薪阶层，原来祖上多半都是自耕农，然后打着给孩子上学为了享受好的资源的名义进城打工买房。咬咬牙心一横凑了首付，多数就成了现代版的佃农。一旦佃农破产了，失业了，裁员了，降薪了，或者遇到更严重的危机，他们走的就是流民的那条路，苟延残喘的活着，极少数绝望至极就选择做个了结。既然佃农不是自古就有，房奴也不是天然诞生的，那么造成这种祸国殃民的局面的根源是什么呢？其主要原因，是两种顶层的经济理念向下传导造成的。对于经济的而言，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解。第一种，就我国古代圣贤对“经济”一词本义的理解，即经世济民。其出自《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是历代中国士人所追求的崇高思想境界，这是华夏文化中士人教育的终极目标，我们有时候也叫：治国安邦、经世致用。所以我们古代的士人教育，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的目的还是导向了经世济民、平治天下。这种经济思想其实起源于华夏文化的天道思想，他源自“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也就是“天道为公”的思想。所以在这套经济学思想中，评价经济发展的优劣好坏，是看天下是不是安乐太平，百姓是不是都富足安康，整个天下是不是朝着既富且均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华夏的经济学思想，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存和繁衍。其底层的逻辑则是古代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学思想。第二种，则是一种蛮夷经济学思想，这种思想追求的是利益的增长和最大化。准确地讲，是追求一少部分人资本的增殖和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经济学追求极致的利润，其活动过程则伴随着剥削、压榨、欺骗、兼并，最终导向的则是垄断或者破产。这种经济学的思想，其目的是唯利是图，其手段则是无所不用其极。人民的死活，百姓的安乐，并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是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根源。华夏经济学的思想，注重的是储蓄，我们的文化追求的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而进口的蛮夷经济学思想，注重的是高杠杆借贷，是透支未来，是寅吃卯粮。后一种经济学思想落地到房地产，则直接导致了当下庞大房奴队伍的诞生。我们的房地产之路，并不是全球首创，我们也不是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偏离了天道这个航线了，高杠杆债务地产经济，并不是为了人更好的生存和繁衍。恰恰相反，这种人类发展史上的畸形经济发展，掏空了百姓的购买力，丧失了繁衍的动力，与经世济民的天职背道而驰久矣。其实经济的本质并不复杂，其核心就是两个方面：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资源的短缺问题之后，只要是物质生产远大于人口生存繁衍的基本需求，物品的交换就逐渐开始了。
例如，上古时期有的部落学会制作陶器，有的部落擅长制作漆器，有的部落善于纺丝织布。如果陶器、漆器、布帛多得整个部落用不完，就会拿去与别的部落进行交换。集中交换的地方就叫“市”，随着交易的频率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于是就干脆在集市建城邑而居，这即是“城市”的由来。先有市，才能有城，有市的前提是先有物质生产的富余，生产富余的前提是先人及其劳动。早期的交换其实并不需要货币，都是在一个集市交换，并没有周流天下的需求，于是早期物物交换就能满足不同部落之间的生存需求，并不需要便携式的货币。人们普遍的认知是货币是在交换的过程中，为了方便，于是便诞生的。实际上，货币的诞生离不开统一中央王权的信用体系做支撑。货币，一定是不同部落进行了一定的兼并和统一之后才开始诞生的，不论这个中央王权的规模有多大。因为用什么做货币，不是那几个部落、方国的臣民私下商议决定的，这种统一认可的货币，一定出自中央王权的信用输出。为什么说货币一定是在统一王权的诞生之后才有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朝贡体系。《尚书·禹贡》有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当初大禹在画定九州的同时，让被征服的部落根据其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缴纳贡赋的品种和数量，这就叫“任土作贡”。各个部落方国根据当地的特点和产量交上来的东西并不相同，于是就形成了面积大，人口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部落就上交得多，那些面积小，人口少，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的地区就上缴的少。这些东西并不是单纯的给中央享用，而是在中央王权这里施行调配转移。将一些富余的物质调配给匮乏的地区，实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种调配尤其在部分地区遇到天灾的时候尤为重要和明显，而且这种中央的调配赈济职能一直保留到如今。同样，从不同方国部落朝贡上来的物质，也是需要评价量化的，不同的物资之间也需要等价转换，于是有了大规模长距离的流通，这才有了中央王权发布的货币来对这种大规模的交换和流通做支撑。这种中央王权体制下的经济模式，货币的发布多少，也是根据天下物产的多寡来调节的。并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经济泡沫和杠杆。这种经济模式一直延续到春秋，西汉，乃至后世。《管子》一书中说：“唯官山海为可耳。”意思是可由国家控制山林川泽之利。西汉的桑弘羊说“食湖池，管山海”，与管仲一样，也认为山林川泽之利要由国家来经营管理。特别是盐，铁，为百姓必需的消费品，加工方便，本廉利丰。这样国家来经营，既能打击商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伤害百姓；也能充盈国库，均衡物价，兼济天下。在这种国家经济治理下，货币的发行是和一个国家的生产总量相锚定的。物资多货币就发行的多，物资少货币就发行的少，这就是管仲说的“轻重之术”。
管仲认为，国家需要利用市场供求和价格规律，对内调控经济运行。例如，当齐国市面上的布匹供不应求，价格飞涨时，国家就抛售储备，平抑物价；相反，当布匹供大于求，大幅贬值时，就动用国家财政大量购买，以“轻重之术”保证齐国经济的平稳运行。通过“轻重之术”，齐国的称雄几乎很少使用当时流行的兵车战、步兵战和骑兵战等战争方式，而是更多地运用设计巧妙的财税手段，走出了一条“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国富民强的崛起之路。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是需要下达至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的，一定是国富民强的双重奔赴的。最为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是要以经世济民为本义和天职的！作者：慎承
图片：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欢迎关注慎承学堂，助力中华文化复兴，带你一起了解华夏文化！
如果喜欢，请点击右下角“在看”！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