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处的生活会更好吗？

此书作者李颖迪最初对「隐居吧」里的那些年轻人感兴趣。

她写，「他们选择隐居，并非为某种宗教信仰或修行，动机只与现实密切相关：

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城市，买一套便宜的房子，不工作，蛰居在家，以极低的成本生活，又能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比如水、电、网、 暖气、物流」。

她好奇这些人「是否得到了期许中的自由」，于是以此为选题，开始以记者的身份去接触那些搬去鹤岗等地的年轻「隐居者」们。

后来她自己也辞了职，并在一段时候后也来到了鹤岗，租了一个房子，开启在地的生活与社交，既旁观也亲历。

在这过程中，她也在思考「人都在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

她写，「我想知道『选择』的时刻如何发生，也想知道，『选择』过后 ，人们的生活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

再后来，她离开了鹤岗，但用这本书记录下了她对隐居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她所遇到的隐居者们的观察、感受和思考，其中也包含了对自身的叩问。

我一直不觉得人可以通过换一个地方，就获得自由。

因为一个人是否能得到自由，是意愿、能力和运气叠加作用的结果。

环境只是一个影响影子，而不是充分条件。

而这本书也验证了我的想法。

书中写到一位来到鹤岗的人说，「来鹤岗之前你过着什么生活，到鹤岗后，你大概率还是过着那样的生活」。

而作者后来接触到的来鹤岗的人越多，和他们相处得越久，也越同意这点。

我对此毫不惊讶，因为这和我自身的生活体验十分一致。

在过去一年，我离开北京来到伦敦，但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我很多时间依然是在屋内看书、写稿。创作，这个原先困扰我的问题，现在也依然困扰我。

作者还发现，「即便都选择来到鹤岗，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此不同。我很难说清其中的某些残酷性。」

我一直觉得，如果把整个人类社会看着一个大球，里面同时存在着无数无数个小球。

多数时间里，我们都生活自己的小球中。即便是相邻的球体，里面的人也可能因为完全不同的需求，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也一直觉得，其他人想过什么生活，和自己想过什么生活，其实没什么关系。

「复刻」他者生活，或是与之「比较」毫无意义，因为我不是TA。

对我重要的，TA可能毫不在意，反之亦然。

人只需要建立对自身有意义的生活就可以。人不需要向他人汇报、证明自己生活方式的正当性。

同时，人无需也无权要求他人按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那种生活去生活。

如果一个人能越早理解，我想过什么生活，说到底，是我自己的事，建造者和验收者都是我，越不容易绑架他人和被他人绑架。

这本书也向我展开了我原先不够了解的社会位面。

比如，我在书中读到一个细节，有个人来鹤岗之前是做客服的。

这份工作对她的要求是平均十秒内要回复完一个问题，人的生命被管理到了「秒」的程度。

这或许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她会离开原有的生活，来到鹤岗。

高强度、低意义感的工作让人很难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反而会有一种成为物、成为消耗品的感觉。

如果要给那些来到鹤岗生活的人们找一个精神的最大公约数，作者写道：

「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我在读这段时，会觉得，来鹤岗的这些人，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自己不想要什么，于是对原先生活中的默认选项点了删除键，但内心清出来的空间，填充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幸运地找到了新的填充品，而有些人并没有，就会持续听到从空洞里传出的风声。

书中，作者介绍了学者袁长庚对年轻人隐居的看法。

在袁长庚看来，「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让不同阶层、背景的人都相信，「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

「但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

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他们各自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经验。

这也许说明，代际差异并非来自价值观，而是认识和体验上难以调和， 是生活经验的不可通约，不可交流，不可共助。」

袁长庚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我另一个问题——

当年轻人们在大都市里感到挫败、不适后，为什么不选择回到熟悉的家乡，而是选择去陌生的鹤岗这样的地方隐居。

在《俗女养成记》这个剧里，在台北打拼的女主，在工作和感情双重受挫后，选择回到台南老家休息、疗伤。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会羡慕女主，因为她有一个可以为她托底、给她供能的家乡。

但更多人而言，故乡是回不去的。

因为过近的物理距离，会让双方的差异变得刺眼。年轻一代的人们，往往既不想辛苦伪装自己，也不想和父母频繁冲突。

「她要走出的是整个旧秩序对她的判定和期望」，《逃走的人》中，作者在想一位女生为什么要从常州小镇来到鹤岗生活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很多其他选择离开原先生活轨道的人。

尤其是那些女子旁的「她」，「她」们可能要逃离的是家暴的父亲、催婚催生的环境，为其他家庭成员输血的命运……

但逃了之后的生活，如何建立，是另一个问题。

「工作不能代表你，银行存款并不能代表你，你开的车也不能代表你，钱夹里的东西不能代表你，衣服也不能代表你，你只是平凡众生中的其中一个」，电影《搏击俱乐部》里的这段台词讲得再铿锵有力，也无法直接解决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

那到底什么能代表我？什么才是我？

我也发现，即便在看完全书后，我也依然会把书名记错成《消失的人》。

「逃走」和「消失」，在我潜意识里，可能是近义词。

人这种社会动物，是靠和外界的关系显形的。

当一个人把自己从原先的关系里剥离出来，其存在会变得更为稀薄，TA需要新的关系来自我锚定。

书中也写了那些逃走后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的人，有的是因为疾病或是意外，也有人主动选择离世。

比如作者认识的一位女孩，从社交圈消失多月后，后来被警方发现，她在出租屋里，烧炭自杀。

而她的父亲，一位老矿工，并不相信女儿会自杀，他认定女儿是被谋杀。

如果借用福柯的观点，她父亲的说法也不完全算错。因为如果仔细看，个人的不幸里，总能看见结构性不公的影子。

如何让离开原有的生活，指向的不是湮灭，而是重建，一个人如何才能找到让自己觉得有意义、不空洞的生活呢？

这本书的存在本身，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回答。

作者有时也会怀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这种无意义感并没有让她彻底放弃追问和行动，她依然在接触人、在收集故事，写成文字。

这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赋权吧，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付诸实践，并通过创造给发生的事情赋予意义。

人总归还是需要做点什么。人无法通过什么都不做达到自由。

在《成功，动机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心理学家发现，「人类有三种天生的需求：关联感、胜任力与自主权。」

「关联感是爱与被爱的渴望，自主权是你能自由地做你觉得有趣、符合你天性的事。胜任力指的是你能提高自身能力从而有所作为。」

书中特别指出，人永远渴求这三者，人永远不会觉得「够了」，人永远想要更深入的关系，更多的自主权，更强的能力。

人的心真的是填不满的。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小球里，既是下令让西西弗斯推石的宙斯，也是那个永远无法把石头真的推上山但还要一直推的西西弗斯。

生而为人意味着，如果你想要内心的平静满足，就需要不断学习、挑战、社交、成长……

用《爱丽丝梦游奇境》里的话说，「我们只有不停奔跑，才能停在原地。」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远方是真的无忧岛。千辛万苦杀掉魔王从此幸福只存在于童话。现实里，会有新的魔王需要你去打。

而且你此刻找到的解决之道，在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变成你的问题来源。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制造机。

那能怎么办呢？

于是，Stubbornness（顽强）和Resilience（韧性）成了我现在最喜欢的两个词。

最后，就用Jack Gilbert的这句诗与你共勉：

We must have the stubbornness to embrace our gladness in the ruthless furnace of this world.

（身处熔炉一般的残酷世界里，我们必须顽强地拥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