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解放前夕的护厂护校斗争
文摘
2024-11-25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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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解放前夕，中共贵州地下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除了领导人民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进军外，还发动和组织群众，保护城市、交通、邮电、工厂、学校、仓库、银行等，遏止统治当局溃逃前的破坏。为了保护好城市，保护好工厂，各工矿企业、电台等部门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怀着胜利在望的心情，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是通过上层统战对象长期做工作来进行的，有的是由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进行的，有的是地下中共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发动群众进行的，也有的是在中共的政策感召下，由爱国工商业者与广大职工组织起来进行的。▲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反对搬迁的斗争。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命令该厂迁往台湾，工人们坚决反对。中共羊场坝地下组织领导工人，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反搬迁的斗争，工人们相互串联，还团结争取了有爱国思想的中下层军官和技术人员，一起抵制搬迁。工人们消极怠工，拖延机器设备的拆卸、包装和搬运，将精密仪器、重要部件单独装箱，藏到山洞里，组织5个自卫小组，实行武装护厂。在工人群众的艰苦斗争下，终于将全厂设备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取得了反搬迁斗争的胜利。▲贵阳电厂的护厂斗争。该厂是国民党当局败亡前的重点破坏目标。南京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资源委员会。该会电业处长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连续10次密电贵阳电厂代厂长，说明“唯确保事业而后能确保自身”，并在重庆召集西南三省有关人员开会布置护厂。该厂领导人在审时度势之后，和工人们站在一边，与中共地下党员共商护厂措施，成立了护厂指挥部，组织了护厂大队，抢修枪支八十余支，对工厂实行武装保卫，同时将全体职工家属搬进厂区内居住，解除了职工后顾之忧。日夜在全市巡查，保证线路畅通，日夜供电。护厂大队则拿起武器，实行流动岗哨巡逻，并在工厂四周架设电网，严阵以待。1949年11月14日，当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的3辆卡车满载士兵前来破坏电厂时，见工人们荷枪实弹，俨然不可侵犯，也只好悻悻撤走。第二天，解放军进驻该厂。贵阳电厂职工在解放前夕，有效地保护了厂房和设备。▲国民党国防部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一分厂的护厂斗争。该厂设在贵阳市中曹司，是一个以制造手榴弹壳及修理枪械、炮弹为主的兵工厂，全厂300余人，其中工人160余人。贵阳解放前夕，该厂负责人不仅私吞了全体职工3个月的遣散费，胁迫工人跟着他外逃，而且积极配合八十九军刘伯龙部实施破坏兵工厂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把家属搬进工厂，组织护厂队，配备了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日夜在厂门口和厂周围山头上巡逻放哨，保护工厂。1949年11月12日，八十九军的一个工兵营携带烈性炸药前来准备炸毁工厂，工人们一面在山头上准备抵抗，一面向工兵营发出警告，这伙人见工人们态度坚决，只好作罢。当天下午，八十九军又开来了3辆装满官兵的军车，要破坏厂里的重要机器，工人们巧妙地和他们周旋，让他们去破坏一些破旧的锅炉、不能用的机器房和一部分手榴弹壳。尔后，八十九军又开来满载官兵的6辆卡车，胁迫工人交出枪来，因工人们态度坚决，已作抵抗的准备，僵持一阵后只好撤走。11月15日，解放军进厂与护厂的工人们汇合。▲贵州广播电台的护台斗争。该台有职工20余人，由保安部队驻守，戒备森严。早在1948年底，中共贵阳特支和原在电台发射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共商保护电台设备，防止敌人破坏等问题，通过努力，基本上控制了电台的要害部门。1949年11月初，当电台当局下令拆卸机器、准备运往重庆时，工作人员按预定计划采取拖延战术，进行反搬迁斗争。他们还扣压了当局要求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炸毁发射台的信件，阻止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台长出逃后，他们又组织工人日夜轮流值班保护发射台，直至贵阳解放。回到人民手中的贵州广播电台，在解放军入城之际，即播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及《约法八章》。▲贵阳电信局的反搬迁斗争。国民党当局下令将该局设备搬走和破坏，工人们在军队采取行动之前，即将设备拆的拆，搬的搬，一个晚上就隐蔽在安全地点，然后将破旧机器装箱，让国民党军队运走。▲遵义酒精厂的护厂斗争。1949年9月12日，遵义酒精厂宣布要拆厂迁往重庆。工人代表同厂长谈判，佯装大家愿意随厂迁走，要求发给枪支以保证路途安全，厂长同意了。工人们拿到武器后，便转作护厂斗争，截获了厂方准备迁往重庆的车辆，同时还多次武装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工厂的捣乱。当国民党军队以一个营的兵力来炸毁工厂时，工人们很快集合起来，严阵以待，军队只好撤走了。工人们护厂两个月，使工厂得以保存下来。此外，贵州企业公司所属企业、文通书局、茅台酒厂、贵州盐务局、遵义大兴面粉厂、贵阳邮政汽车修配厂、贵阳汽车配件厂、桐梓水电厂等企业的广大工人自觉组织起来进行护厂斗争。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印刷厂的工人群众在负责人逃跑后，自己组织起来保护机器设备，并不顾危险替地下工作者印刷传单、快报。还有许多工厂、煤矿等单位，工人们都进行了公开的或隐蔽的护厂斗争。贵州解放前夕，全省各地的护校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一些学校的地下党团员、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自治会等都纷纷起来承担护校任务。贵州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保护学校，用革命的手段对抗反革命的“应变计划”。清华中学师生为了保护学校，连续3个昼夜站岗放哨护校。贵阳师范学院的进步学生，在窄口滩、湘雅村一带把工人和学生组织起来巡逻，保护附近的工厂学校和公益事业。贵阳永初中学师生组织几个护校小组，备好大量棍棒和石块，日夜轮班放哨巡逻，以保学校安全，并与当时同在太慈桥地区的贵阳医学院取得联系，有事互相支援。中山中学的校长逃跑后，八十九军便衣队曾闯入学校捣乱。其后，校学生自治会将留校的师生组织起来，清点学校财产加以封存，并派专人看管，直至解放军进城。1949年11月，谷正伦、韩文焕等省内各级国民党当局要员纷纷逃逸，贵阳的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于11月8日集会，商讨维持社会治安、迎接解放等问题，并筹组了“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11月10日，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告“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推举卢焘为该会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同时通过并张贴了该会的通告。【卢焘，号寿慈，壮族，广西思恩（今环江）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黔军总局司令兼省长。后因耻于参与军阀混战，辞职闲居贵阳，从事地方建设】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后，在工人、学生、社会进步人士和市民的支持、配合下，筹集到部分武器，组织了有190余人参加的自卫队，负责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安全，并日夜在全市轮班巡逻。临时治安委员会要求电厂、电信局、水利林牧公司、盐务局、卫生局、西南公路局第十运输处、林东煤矿等公用事业单位，集结员工，确保城市供应、能源、水电、通信、运输、医疗等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临时治安委员会保护仓库和贵阳电厂，制止了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十二补给分区司令部炸毁宅吉坝军用仓库的行为，派专人看守已无人看管的一些仓库、机关、学校、寺庙、公房等，增加临时路灯，以利守望巡逻。11月12日，国民党军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率部从黔东南退入贵阳，下令撤销临时治安委员会并撕毁该会的通告。11月13日，刘伯龙声称他已被任命为贵阳城防司令，同日晚，刘伯龙约卢焘、张彭年、郭润生等谈话，指责不该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并逼卢焘立即筹集20万银元作军饷，遭到卢焘的拒绝和谴责。14日晨，刘伯龙派车去卢宅，声称开紧急会议，将卢焘骗出，当车行至贵阳西郊二桥转弯塘时，卢焘被特务骗下车杀害。1949年11月14日下午7时，解放军前卫部队进驻贵阳。15日，二野五兵团首长率部进城，临时治安委员会组织各界群众，前往热烈欢迎。18日，临时治安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胜利结束，另成立以张彭年为首的支前委员会，支援解放战争。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