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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对支持、拥护过红军的贵州各族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反攻倒算。在白色恐怖之下，贵州的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黔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组织、红军游击队及人民群众在红军离开黔北后同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包括原黔北游击队和赤水河游击队）为反抗川滇黔敌人发动的两次“三省会剿”，艰苦转战于三省边境，曾多次奔袭黔北赤水、仁怀、桐梓、遵义等县境，纵队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纵队一直坚持到1937年1月，主力解体后余部又组建贵州游击支队，继续坚持斗争。以红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王友发等一批红军骨干为领导，吸收工农赤卫队员建立起来的“遵湄绥游击队”（亦称黔北游击队）共120余人，其中红军战士约占三分之一。在红军转移后，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区乡政权，发动群众“打富济贫”，回击敌人的反攻倒算。他们先后在湄潭鱼泉沟、绥阳分水岭、遵义宋家坝和磨刀溪等地取得对敌武装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黔北红军”。当敌人调集重兵围攻王友发领导的游击队时，一部分战士冲破重围，去追赶红军主力，王友发等人不幸牺牲。1936年，罗君彝又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有枪六七十支，继续红军的事业，在黔北开展武装斗争。直到1937年底，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罗君彝牺牲，游击队暂时分散隐蔽，停止活动。在王友发、罗君彝两支游击队的影响之下，1936年，遵义一带的农民群众不堪地主的压迫剥削，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开展了一系列打土豪分浮财的农民暴动。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红军留下的武装斗争的火种仍然燃烧在广大黔北农民心中，成为他们继续与反动势力抗争的精神动力。黔北革命老区人民继续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千方百计掩埋烈士遗体，抢救安置伤病员，保护红军文物，深切怀念红军。红军主力在黔北转战，恶战频繁；红军游击队辗转奔袭，牺牲惨重；红军转移，敌人反扑，流落红军伤员、革命组织负责人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者数以百计。对牺牲的烈士，黔北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忍痛收殓，挥泪掩埋。据不完全统计，仅遵义县人民就掩埋烈士438位。全区保留下来的红军坟共有100余座，其中遵义县就有60多座。老区人民满怀深厚的阶级感情，全力抢救红军伤病员，仅遵义“贫民医院”就医治红军伤病员上千人。人民群众个别抢救医治的则更多，红军伤病员被治愈后有的追赶红军，有的重返家乡，有的则留在当地。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设法安置了一批红军伤病员。老区人民倍加珍惜红军遗物，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下红军遗物，有数以百计的红军书写的标语、歌谣、漫画、广告、苏维埃币、红军亲笔证明、通行证、红军用过的各种军用物品等等。根据地人民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红军、怀念红军、盼望红军早日归来，至今还在黔北地区流传的花灯词《红军灯》《红军送我一把壶》《数五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根据地人民与红军结下鱼水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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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县（现茅石镇中关村）群众照看生病留此石屋中的两名红军，一名红军病逝后安葬于附近，另一名红军留在当地，解放后回到原籍。
由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共三个支队。当红军离开黔大毕时，为有利于红军主力行动，牵制敌人和继续在黔西北开展抗日反蒋武装斗争，除第二支队主力经过整编补充，编入红军随主力长征外，第一、三支队和二支队编余战士都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他们的活动，一直得到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配合。红军转战乌蒙山期间，中共地下组织担负起领导武装游击斗争的重任。由席大明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一支队，在毕节、大定一带游击敌人，策应红军主力转战。游击队所到之处，继续宣传、执行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政策。他们采取分合不定的斗争方式，先后在哲庄坝、财神塘、野马川、平山堡、七星关、杨家湾等地袭击敌人，惩罚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蒋介石调川军杨汉域师进驻毕节“进剿”。游击队与敌多次周旋，终因寡不敌众，分散为小股隐蔽斗争。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四川军阀杨森以共同抗日为名，将席大明诱杀。由阮俊臣、欧阳崇庭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在川滇黔边开展游击战，相机寻找余泽鸿所领导的川滇黔边红军纵队，以便合力开创三省交界地区的武装斗争。第三支队在乌蒙山区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拦截敌军的军需物资，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支援了红军在乌蒙山区的战斗。1936年6月，第三支队在云南镇雄境内与余泽鸿领导的红军游击纵队会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两支游击队合并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队”，阮俊臣任司令员，刘复初任政委。抗日先遣队约1300多人，分编为三个支队，他们在川滇黔边开展武装斗争和抗日宣传。抗日战争爆发后，阮俊臣与欧阳崇庭率领先遣队的贵州游击支队在毕节、大定、纳雍、织金、赫章一带活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当局一直对这支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所谓“三省会剿”，游击队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皖南事变后，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会剿”，阮俊臣、欧阳宗庭在与顽军的战斗中牺牲。贵州抗日救国军和当地一些民众的抗日反蒋武装约3000余人，他们以各种名目的游击队出现，牵制和打击敌人，策反原黔军官兵参加反蒋，壮大游击队力量，在白色恐怖中给人民群众撑腰壮胆，继续红军开创的事业。游击队成为黔西北人民在黑暗中苦斗的一面旗帜，也是贵州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楷模。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贵州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投身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在黔东扩红约1300多人，中央红军扩红5400多人，红二、六军团扩红5000多人，全省扩红总数达12500人以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下不同时期的人民武装斗争中的骨干。此外，红军还帮助贵州各族人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除前面提到的黔东纵队、黔北游击队和贵州抗日救国军之外，在黔西北还建立了95支游击队，在黔东各县建立5个独立团共1500多人，10个游击队共4000多人。这些群众革命武装中，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保卫地方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和保卫胜利果实，并且在主力红军转移后，继续就地坚持斗争，不同程度地给贵州封建统治者以打击，并为以后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迎接贵州解放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红军在黔期间，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诸如散传单、写标语、教唱革命歌谣、编演革命戏剧和宣讲革命故事等。红军转移后，群众自发地新编了许多民间故事、歌谣，用以寄托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对反动派军队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这些革命故事和歌谣在各老区秘密流传，影响深广。（作者：顾大全、熊宗仁、吴廷述、杜黔）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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