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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老区包括现在的赤水市、仁怀市、遵义市所辖的红花岗区和遵义、绥阳、桐梓、习水、湄潭、凤冈、余庆、黔南州的瓮安等11个县（市、区）。建立黔北革命根据地，是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确定的。黎平会议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西北地区”。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后，即积极着手筹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团体的工作。1935年1月10日，总政地方工作部批示李坚贞、邵式平、谢唯俊、洪水、贾拓夫等组成工作组下地方工作，并明确三项任务：第一，驻下来，建立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建立红色政权；第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第三，打土豪，分田分土，解决人民土地问题。同日，李富春在总政驻地召集有100多人参加的干部会。他指出：“遵义这个地方，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运动，群众基础薄弱，工作比较难做，大家要深入群众做好政治工作”。1935年1月11日，由总政地方工作部潘汉年主持，工作组李坚贞、邵式平等参加，在老城天主教堂召开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会，到会的工人、农民、红军等各方面代表100多人。会议经过协商，选出25名代表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会上还散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出路在哪里》等文件和宣传品。1月12日，在红军总政治部的指导下，在遵义三中操场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与会各界代表、群众和红军战士在万人以上。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等中央和红军领导出席并讲话，各界群众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筹备会选出的25人组成，红军干部罗梓铭任主席，工人代表邓云山任副主席。【罗梓铭（1909-1939年），湖南浏阳人，曾参加秋收起义，任湘鄂赣省委职工部部长等职。长征结束后，奉命回湘工作，1939年被反动派杀害于平江。邓云山（1904-1953年），四川荣昌人，1933年到遵义做木工，红军进驻遵义后，任赤色工会主席。红军撤离遵义后，被迫回四川，后回遵义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于1948年获释】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下设武装、肃反、土地、财政、劳动、文化等委员会，分别由丁伯霖（长征中任中央队队长）、周兴（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军委干部团特派员）、朱开铨（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毛泽民（原中央苏区银行行长）、陈云洲（原中央区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任移（遵义知识分子代表）担任各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石门坎豫章小学内。同时，还发电向各革命根据地通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之有20多个乡也建立了革命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民主建政、组织革命武装、打击阶级敌人、进行土地革命、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法令等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对整个黔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相继成立了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苏维埃政府、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习水县革命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余庆军政委员会、瓮安县革命委员会等县级政权组织和50多个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组建了黔北游击队、赤水河游击队、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红军赤（水）合（江）游击队及20多支区、乡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红军之友社”“遵义赤色工会”“桐梓县农民委员会”“绥阳县农民协会”等40多个革命群团组织。各级革命政权和各革命团体认真宣传执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以扩大政治影响。黔北根据地的革命组织采取口头宣讲、写标语、画漫画、发传单等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以及创建苏区的重要文件等广为宣传，并在斗争中贯彻执行。比如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暂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农具，保护守法商人等。这对于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地方革命政权、武装、群众组织的带领下，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地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共打土豪800多户，获大批浮财，除提供军需外，分给穷苦人民。仅遵义县就打土豪153户，穷人分得粮食90多万斤，大小牲畜1000多头。桐梓县缴获大洋39200多元，仅打开天门洞等3个洞就缴获黄金160斤。在遵义县的青坑、回山、沙坝、南四、刀靶、石板和湄潭县、桐梓县等地开展了“插牌分田”斗争，将地主豪绅的田土财物分给农民，烧毁契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对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区长、乡长、民团头子，召开公审大会，列数罪状，处决了60多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通过反封建斗争，提高了农民的觉悟。红军转战黔北期间，先后组建的游击队以及一大批区、乡游击武装，在配合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惩治官僚、军阀、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同时，把斗争矛头对准地方反动武装和国民党部队，灵活机动地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后，黔北游击队在习水、桐梓、仁怀边境打击民团，牵制川军对红军的追击，配合红军开展遵义战役。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前后，赤水河游击队、赤合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在川黔边境、赤水河两岸，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地方民团对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遵湄绥游击队则在遵、湄、绥边境牵制黔军第三师一部和地方民团，配合红军开展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战略行动。1935年3月下旬，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进军云南后，黔北、赤水河等游击队，继续在赤水河以东、川黔公路以西的广大地区坚持斗争。直到7月上旬，向川南转移，与川南游击队会师，开展川滇黔边的游击斗争。黔北根据地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支援红军。有的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有的打土豪，破盐仓，为红军筹粮、筹盐、筹款；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有的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等。桐梓人民为红军日夜加工大米30多万斤，赶制军衣5000多套。各级苏维埃政权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法令，城镇工商业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广大人民群众确信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从而掀起了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军阀势力卷土重来，疯狂报复，他们以“肃清散匪”为名，大肆屠杀留在黔北根据地的失散红军、革命组织负责人、积极分子乃至穷苦群众。贵州军阀柏辉章回遵义时，示意部下在城外示威性地屠杀3天才进城，如在团溪两天内杀了70余人，进城后在城内一天就杀了100余人。与此同时，土豪劣绅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他们仗恃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把农民分去的土地、耕牛、财物一一倒算回去，并乘机将农民家中洗劫一空。有的地主强迫农民按两倍归还分去的稻谷，若还不起，则转为高利贷，把农民整得倾家荡产。三岔乡地主罗平章杀了农民罗庆心一家6口，连一个两岁的娃娃也未能幸免。八里村地主杀害农会会员数人，有的甚至被剖腹开膛，惨无人道。土豪劣绅还组织武装联合团，捕杀红军，一次把30余名红军包围在树林里，杀害18人。花茂田的地主武装大肆捕杀红军伤病员多人。（作者：顾大全、熊宗仁、吴廷述、杜黔）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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