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贵州反国民党独裁和争民主坚持抗战的斗争
文摘
2024-11-16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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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民反独裁、争民主坚持抗战的斗争，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41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抑制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打击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决定对国统区各大学应届毕业生进行“总考”，在进步学生组织的策动下，浙江大学发起了“反总考”的斗争，全校绝大部分毕业生都拒绝参加“总考”，终于迫使教育部取消原先的决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窥香港。在香港即将沦陷之时，蒋介石的姨侄女、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女儿包了专机，将孔氏家族在港的财物和大、小洋狗四只一并随机带回重庆，而置许多在香港的著名进步文化人士于不顾，致使其中一些人陷入敌手。这种丑恶行径被重庆《大公报》揭露出来，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从而引发了国统区以“倒孔”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倒孔”运动首先由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发起。浙大电机系学生收到西南联大同学的来信和宣传品，把它们张贴在学校饭厅旁，引起了全校的轰动，于是浙大学生进步组织以“马列主义小组”为核心，秘密组织同学，印制和散发宣传品。1942年1月18日，贵阳街头贴出了署名“民生社”的《特号外》两种，揭露了孔祥熙及其女儿的种种劣迹和丑行。同一天，遵义街头也出现了类似《特号外》的宣传品。1月20日上午，在“马列主义小组”的组织下，浙大校本部的部分学生在校园集会，愤怒声讨孔祥熙和国民政府消极抗日，政治腐败，并决定上街游行。为了保证学生游行时的安全，校长竺可桢亲自前往遵义警备司令部，指出学生的行动纯出于一片爱国心，希望军警对游行学生不得有所伤害。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发扬五四运动精神！”“打倒中国财阀孔祥熙！”竺可桢和一些教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遵义的一些中、小学生和市民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队伍最后集中到大操场上，举行抗议大会，一致通过向全国通电，要求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浙大永兴分部的进步师生也不顾军警的威吓，举行了“倒孔”大会，学生自治会宣布全体罢课，声讨孔祥熙，并上街举行了示威游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遵义警备司令部对之手足无措，蒋介石闻讯后“极震怒”。1942年1月21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电令贵州省党部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事态扩大。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日也电饬浙江大学，“设法制止，并查明风潮之首要，予以严惩”，并且派督学前往浙大进行查办。国民党有关部门还指令驻遵义的陆军大学政治部秘密监视浙大，如再有“不轨”行为，即须协助地方政府使用军事办法管制浙大。竺可桢为抗议当局无理干涉校务，致电教育部要求辞职。学生们得知后，又发起了“挽留校长，保卫浙大民主”的签名运动，使国民党特务不敢对竺下毒手，教育部也不敢批准竺辞职。在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直接指使下，贵州当局开始对浙大师生进行镇压。1942年1月26日夜，湄潭县党部特务搜查逮捕浙大师生解散进步团体，更加严密监控。但浙大的各种秘密组织继续活动，进步学生通过传阅《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阶段论》等著作，秘密学习和传播革命理论，团结同学，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皖南事变后，中共贵州地方组织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未被逮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迫转移或就地隐蔽，继续着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贵阳的进步青年秘密编印地下刊物《战斗》《民主先锋》，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对内压制民主，制造分裂的行径。由贵阳中学进步学生编印的秘密刊物《野火》，以小品或诗歌针砭时弊，宣传团结抗日和争取民主政治。1943年12月，国民政府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国统区的青年激于爱国之情，纷纷报名从军，希望能直接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到1945年1月止，全省大中学生报名者达1461人，先后被征入营的822人，其中女生20人。浙江大学一些学生应征入营后，在綦江的青年军营中受训期间，发觉国民党的腐败及借抗战为名扩充反动势力的阴谋，便写信回校揭露青年军中的黑暗、腐败，国民党特务将这一情况密报綦江青年军营，将这位写信的青年逮捕入狱。消息传到浙大，师生们发动了抗议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遵义一些学校的进步师生也参加了浙大的抗议活动。1942年，贵州大学成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就委派其亲信、CC系骨干张廷休为校长，企图对贵州大学实行严密控制。1943年，贵州大学当局克扣学生副食补助费，引起学生罢课。1944年，迁到安顺的贵州大学工学院学生反对安顺当局的苛政和暴行，举行罢课，得到贵阳、重庆一些学校师生的声援，斗争取得胜利。贵大学生的行动，鼓舞了全省各大、中学校争取民主和自主权的信心。在贵州人民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中，遵义工人的斗争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内，遵义县城就发生过三起较大的工人罢工事件：一是遵义丝织厂工人反对资本家降低工人工资的罢工；二是遵义兵工厂工人为反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工人、在工人中强拉壮丁引起的罢工；三是遵义酒精厂工人反对厂方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对于这些罢工，国民党当局都出动军警、特务进行镇压，工人们手持工具、木棍、石块与军警、特务搏斗。在遵义兵工厂的罢工中，工人们冲进弹药库，拿起武器，与军警血战，打死打伤军警20余人，工人被打死4人，打伤10余人。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作了一些让步，工人才复工。工人阶级的斗争，给贵州的爱国民主运动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945年4月，国民党当权集团中有人利用黄金加价的绝密情报而进行套购牟利的舞弊事件被揭露出来。浙江大学师生发表了《我们对于黄金案的意见》，揭露了国民党官场中种种贪污舞弊，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没收“所有因特殊关系利用机会于3月28日购买黄金的存款”，“用以慰劳前线士兵和救济难胞灾民”，并严惩一切通同作弊的有关人员；国民政府财政部应向全国人民公开保证以后不再有贪污舞弊案发生。《意见》还进一步要求国民党当局“彻底实现民主，根绝官僚政治，扑灭贪污舞弊的颓风”。这份《意见》书在省内大、中、小学校和社会上传播，切中时弊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场中的腐败，唤起更多的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1945年5月国民党拒绝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宣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消息传到浙江大学，爱国师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表了《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把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峰。《宣言》根据中共中央对当前时局的分析，把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主张“停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使全国一切力量为反攻而集中”。要求国民政府当局成立“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及无党无派的才高望重的人士”参加的“真正代表人民的国大代表大会”，“制定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增强反攻力量，保证民主宪政之迅速实现”。此外，《宣言》还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确保人民的一切权利；停止对敌人和汉奸以外的一切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全国军队地位平等；严惩腐化官吏和囤积操纵活动等等。这份《宣言》传到国统区的大、中学校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使国民党当权集团既惊恐又恼怒。一方面，蒋介石的侍从室命令贵州的特务系统对起草和印发《宣言》的浙大学生进行迫害；另一方面，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支持学生自治会活动的校长竺可桢施加压力。遵义国民党当局紧急增派特务，加强邮检，封锁消息，不使这份宣言通过邮政渠道传播。国民党特务还在湄潭浙大分部唆使、操纵少数学生发表所谓《反对宣言》，吹捧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攻击ZG和各民主党派。为了反对国民党特务分裂学生、破坏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在浙大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组织下，湄潭分部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辩论会，绝大多数学生支持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在此前后，浙大进步学生还发起邀请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等校同学共同组织“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虽有国民党当局和昆明、重庆、成都等地的国民党特务的竭力阻扰，但浙大的这一倡议仍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扩大了贵州民主运动的声势和影响。与此同时，贵州大学的进步学生也发动了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进步学生秘密结合在一起，传播来自昆明、重庆、遵义有关争取民主宪政的消息，张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传单，发动了改选学生自治会的运动。斗争的结果，贵大学生自治会终为进步学生所控制。贵大校园内民主自由的空气日益浓厚，宣传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政治的壁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学生自治会的阅览室里，陈列进步书刊、报纸。此外，学生自治会和进步学生还发动一场清查、揭发以校长张廷休为首的贵大当局贪污学生粮款的斗争，使争取民主自治的斗争有了具体的目标。国民党当局公开威胁学生，并利用国民党、三青团组织进行捣乱破坏，对学生的进步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和干扰，使这场斗争中途受挫。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