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贵州各族各界积极参与抗战斗争
文摘
2024-11-15 00:02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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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贵州当局公开招考军事战地救护人员训练班学员，贵阳省立男、女师范，省立高中、贵阳女中、达德中学、毅成中学等校的男女青年学生以及部分社会青年积极报考，录取了140余人，从1937年9月起在省立医院训练半年。1938年初，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又发起组织“国民党贵州省党员战地工作团”，后因报考者不多，遂与安顺县党部组织的“安顺战地服务团”合并，总人数约百人，团部设在省党部内，训练期3个月，同年10月又成立了第二期战地工作团。1938年3月，贵州省军事战地救护人员训练班和国民党贵州省党员战地工作团合并，统称“贵州省战地服务团”，随即离开贵阳取道长沙、武汉开赴前线。1938年4月，鲁南会战开始后，该团即赴开封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和宣传工作。开封沦陷后，退到南昌，与第三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属安徽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南昌乌纱桥花山营房集训一月，学习日语及军事知识，准备赴第四战区参战。由于长沙大火的浩劫，该团奉命由赣州转赴长沙，慰劳灾民和伤员。1938年10月，该团编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称“精忠战地服务团”，被分配到第九战区所辖的湖南、江西、湖北部分战地开展战地宣传，督促野战医院救护转运伤兵，慰劳由前线转运下来的伤员。1939年，该团扩大组织，分设3个救护班，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视察战区各野战医院及伤兵收容所。此时，第二期贵州战地服务团也经桂林到达长沙，全团计200余人。在这个服务团中，有一支由30名女青年组成的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小队，其中年龄最大者30岁，最小的仅15岁。她们至重庆后，由贵州抗敌后援会交给121后方医院。但其中有8人坚持要到前线，在重庆市抗敌后援会的支持和民生轮船公司的资助下，乘船东下到达武汉。到达汉口时，报纸刊登了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将赴前方的消息，《武汉日报》社社长、贵州籍人王亚明要她们8人参加贵州部队，并介绍她们到柏辉章的第102师服务，她们在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表现出色。1938年，贵州省农工商各界成立了贵州省伤兵之友社，该社以“从事慰问及护理、救济负伤将士并鼓励其重上前线”为宗旨。这个组织曾招募青年，组成伤兵服务训练班，训练结束后，派赴各后方医院，为负伤官兵服务。该社还经常组织募捐、救济、慰劳负伤将士们的活动，并激励伤愈的战士重返前线。当时驻扎于贵州境内各军事系统的医院及贵州各地的伤兵、新兵中的伤病员，不少人都曾得到过伤兵之友社的帮助或慰问。为了保护战区儿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于1938年3月在汉口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专门组织人力物力接纳战区难童分送后方各省保育。同年5月22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在贵阳成立，开始收容由前方转移来贵州的难童，并负责监护、安置、养育和实施文化知识和抗战教育。该分会在贵阳、定番（今惠水）、遵义三地附设有保育院四所，到抗日战争结束，该分会先后收容安置的由河南等省转送来黔的战区男女儿童1000余人。1939年10月，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秉承中央赈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战地党政委员会之命，掌管难民训练的设计、难民组织管理与训育指导，督导各县难民组训分会的工作以及各机关交办的难民组训等工作，1941年2月裁撤。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个群众性组织，由抗战开始时南京的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医院和尔后成立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临时救护委员会演变而来，“救总”既不属军队系统，也不属国民政府卫生署，而是抗日战争时期惟一的规模最大的辅助军事医疗系统救护伤病员的民间组织，一直由曾留学英国、在协和医院任职的林可胜教授主持。1939年2月，“救总”由湖南迁到贵阳图云关设立总队基地，下辖四个医疗大队，分驻于湖南邵阳、江西弋阳、湖北均县和陕西西安。总队负责各大队的业务指导，并负责分发国际红十字会及各国援华的医用物资。各大队义务配合所在战区，为前线和后方野战医疗单位派遣医疗队，协助进行战地救护、防疫、转运伤病员等工作。在国民政府不给经费、不给医疗器械、不补充药品的情况下，全凭海外华侨募捐和国际医药援华会按期拨济款项，支援药品器材坚持工作。随着救护总队部迁来图云关的，还有直属于总队部的第18救护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平常人数约千余，多时达2000余人，这批志愿人员多是来自沦陷区的青年男女。![]()
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
“救总”逐步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管理机构和业务系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简称“红会特支”），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了秘密联系，对双方的工作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救总”具有一般野战医院和前方救护队无法相比的优越条件：一是医护人员整体素质高，医疗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且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都富于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二是救护总队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比较丰富，不仅能经常从国外得到大量捐助和援助，自己也能制造一些药品及配料；三是运输力量较强，拥有各型运输汽车200余辆，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四是它是与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医药援华会直接联系的民间性质的医疗团体，较少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预，因而它对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援助也十分得力。1939年冬，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药品和医疗器械来到图云关转交给“救总”，林可胜教授通过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将这批物资分别运抵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至1940年间，先后有二十余名来自欧洲的外籍医生到达贵阳，参加救护总队的工作。救护总队的全体工作人员不仅以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中国抗战服务，分布在各战区的几十个医疗队为战区的伤病员治好伤病使他们能迅速重返前线杀敌，而且还积极投身贵阳的抗日救亡宣传之中。1939年五六月间，“红会书报社”成立，通过提供进步书刊，组织阅读，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救总”的图书馆内，通常陈列的图书达五六千册，绝大多数是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出版的进步书籍，还有部分延安和其他进步书店出版的书刊。该书报社还向各战区的几十个医疗队不定期地寄送进步书刊。“救总”组织了歌咏队、话剧队，开展抗战文艺宣传。他们还办起了《图云青年》的壁报，每周出版一期，刊登时事评论、总队部动态、员工生活及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路过贵阳时，“救总”书报社邀请其与总队部的青年座谈，介绍敌后根据地的见闻。1940年冬，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为了控制“救总”，在“救总”内成立了特别党部，监视红会特支中的中共党员的活动，中共红会特支的成员被迫疏散到各战区医疗队，书报社也被特务查抄。1943年底，总队长林可胜教授率领医疗队随中国远征军入缅进行战地救护，代理总队长荣独山教授仍对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药品、医疗器材方面给予援助。1944年12月日军侵黔期间，“救总”利用其礼堂设立难民接待站，向过境的难胞供应茶水、衣物及必要的救治。在抗日战争中，一些爱国的宗教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1939年，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会长宋庆龄从湖北护送一批难童到贵州，并提供经费，委托在贵州的上海伯特利教会在毕节设立战时儿童保育院，负责收养和教育这批难童。宋庆龄的到来，对贵州基督教徒参加抗战工作的积极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属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的一些分支机构，积极组织设立学生救济会、伤兵之友社、难民同乡会等，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战的社会服务工作。女青年会为流亡在贵阳的职业妇女举办了一系列募捐活动，并创办了一所职业妇女宿舍，解决了一批失业妇女的食宿问题，女青年会还积极救助流亡到贵州的穷苦大学生。1941年8月13日前后，贵阳天主教妇女会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制作了宣传品和慰劳品，到医院慰问抗战受伤的官兵，还发起为伤病官兵募捐，并成立了贵州天主教战时妇女服务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贵州省分会积极动员会员参加爱国活动。贵阳各寺庙的佛教徒也以祈祷或献金等方式表现他们支持抗战的热情。1944年日军侵黔前后，大批难民沿黔桂公路涌入贵州。基督教协济会的会员们在原先创办协济会难民招待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协济新村”，收容了逃难的妇女、儿童340人，并成立生产组、劳动组、卫生组、教育组等机构，组织难民生产自救和对难童进行教育。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在湖南常德盐关成立第二战俘收容所，作为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场所，并取名为“和平村”。年末，“和平村”辗转迁到镇远，并在重庆设立分所。1939年11月，由日共党员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发起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1941年8月因有“亲共”之嫌被解散。8月25日，这批反战革命同盟成员从桂林被押送到镇远“和平村”，他们在这里接受鹿地亘及中共党员冯乃超、康天顺的教育、指导，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们搜集研究日军侵华有关情报，编印反战刊物，团结帮助所内其他战俘认识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并从事反战工作研究，提供反战宣传资料。1943年，反战革命同盟以“镇远东亚先锋社”名义编印了日文反战刊物《东亚先锋》第1卷第1、2期，1944年又以“贵州和平先锋社”名义编印了日文反战刊物《和平先锋》共7期。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初至1944年上半年，由镇远“和平村”制作的送往重庆反战宣传品达150余种，其中有的散发到侵华日军当中，有的甚至流转到日本本土。1944年12月，由于日军侵入黔南，“和平村”迁往重庆。自1938年至1944年间，在镇远“和平村”中先后收容近600名日本俘虏，其中有反战革命同盟成员150人左右，他们不同程度地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平做出了贡献。为赢得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贵州各族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做出了重大贡献。据贵州省政府统计室总计查报结果，抗日战争期间，贵州省遭受人口伤亡者有14个县市，伤亡总数约28452人（因参加抗日战争而伤亡的贵州籍官兵未计算在内），占全省总人口之0.263%。全省财产遭受直接损失者有14个市县，间接损失者有37个市县。财产直接间接之损失折合民国34年（1945年）度价格共计2077余亿元，以全省人口10602405人分摊，平均每人损失约19590元，其中直接损失约占87%。为了战争的需要，从1937年起至1945年的8年间，贵州共征壮丁639631名，约占全省常年人口1000万的6%。为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贵州于1938年修筑兴仁至兴义的公路，以便连接云南罗平而通昆明。1939年修筑玉屏至铜仁的公路，期以连接湘黔线；同年修筑遵义至绥阳的公路，以扩展川黔线之效益。1940年修筑陆家桥至三都的公路、三穗至星子界的公路、遵义至凤冈的公路、兴义至江底的公路。1941年延长遵凤路至思南，兴筑兴仁至贞丰、安顺至普定、平越至马场坪的公路。1942年至抗日战争胜利，又陆续修筑了威宁至晴隆沙子岭、铜仁至松桃、郎岱至黄果树的公路。各县推行县乡筑路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县道完成达800余公里，乡村道路完成达2000余公里。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不算改善的路段，贵州全省兴修公路2285公里。修筑和改建、扩建公路工程，主要靠各地征调民工承担。仅由省、县有关部门集体征调的民工，自1937年至1945年，共征工360300人次。公路的修筑，对国防、民用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还征工235857人次修筑清镇、黄平、独山、安顺等飞机场。为保证战时粮食供应，贵州各族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1941年至1945年间贵州省总计共配征军粮为稻谷7400689市石。加上津贴县级公务员的公粮等，5年间全省以各种名目所征集的粮食，总计为稻谷12421209市石，平均每人约为1.2市石。为了支援前线，贵州各族各界群众踊跃捐献，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卖、义演，人们在捐献台前排成长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或将珍藏的字画进行义卖，不少妇女摘下自己的首饰，儿童献上了自己的零花钱，不少群众将自己的口粮献出，一些开明的士绅也慷慨解囊。与此同时，还积极购买公债，以缓解战时财政困难。为了鼓舞前方官兵的士气，广泛开展慰问活动。1944年12月中旬，以宣传抗日救亡、坚持抗战文艺方向的“孩子剧团”辗转到达贵阳，开展支前劳军活动。省妇运会也发起全省性的“布鞋劳军运动”。“孩子剧团”的义演所得，连同已经募捐到的布鞋近一万双，分送各后方医院，慰劳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从12月7日开始，全国慰劳总会发起扩大慰劳黔边守土将士运动，一周内便征募现金3亿元。以梁寒操为团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为副团长的“陪都天主教基督教联合慰问黔桂将士慰问团”，携带食品和现金，在贵阳和黔南慰问前线将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还亲笔致函黔南将士，对前线官兵鼓舞极大。慰劳团在前线的劳军活动历时一月，行程达1500公里，以师为单位，先后慰问了前线各部队官兵以及驻贵州的美军官兵。慰劳活动既鼓舞了前方官兵的士气，也激发了后方的民气，增强了前方和后方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贵州省还为救济过境难民和输送难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单是抗战胜利后就先后输送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江西、河北、山东、福建、广西、山西、吉林、察哈尔、黑龙江、辽宁等省的难民近2万人，其中有华侨761人。输送津贴实际发放数总计516450242元。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