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贵州
文摘
2024-10-26 00:02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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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护国和护法运动以后的贵州，一方面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通过军阀的黑暗统治，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对新思想的探索和新的革命风暴的酝酿。1915年开始在全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贵州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当时，贵州的报纸大量刊登宣传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先进的科学文化和鼓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文章。报纸上提倡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主权在民的言论比比皆是，白话小说、白话诗歌也出现在报纸的副刊上。在学校和一些学术团体的讲台上，唯物论、唯心论、民族主义、庶民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新鲜名词，刺激着人们的兴趣。学校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加重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比重，许多中学和一些高等小学还开设了外语课。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贵阳的戏剧舞台也有了新气象。达德学校演出的话剧，使人耳目一新。一贯演唱旧戏的贵阳川剧班，在1918年3月排演了新川剧《乞丐储金》。这出戏以1915年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约，贵州各界发起救国储金运动为背景，表现了一对乞丐夫妇宁肯忍饥挨饿，也把一年来乞讨积攒起来的一贯铜钱，捐献给救国储金的感人故事。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说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题，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讽刺了地主资本家为富不仁，表现了下层群众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
达德学校演出的话剧
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名目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省涌现。1917年至1918年间，贵州先后出现了一批同学会、同乡会，但其结社的宗旨仅仅限于联络感情，相互扶助。1918年10月以后，先后成立了“少年贵州会”“大中华民国贵州学生爱国会”“新民学社”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以“合群报国”、砥砺品行、增进学识、振兴社会为己任。这些社团在推动贵州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与科学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它们组织演出了宣传发扬民族气节的新剧《大埠桥》和反对种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自由独立的新剧《人道行》等。它们举办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学、国学等各种演讲会，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社会政治学说和其他科学知识。它们兴办各种体育活动，对开化风气、倡导文明也有一定作用。人们通过这些社团的政治主张，对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五四”前夜，贵州社会所激荡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思潮，为“五四”运动在贵州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后，贵州军阀统治者认为BJ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过激党”指使，故极力封锁BJ学生运动的消息；加之贵州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因而在1919年5月中旬以前，贵州对“五四”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反应。5月中旬以后，由于在J黔籍学生来信和邻省爱国运动的影响，贵阳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开始自发地酝酿声援BJ学生。从1919年5月19日开始，贵阳出版的报纸先后报道了BJ“五四”运动爆发的情况及全国各地声援BJ学生的消息。5月下旬，上海各界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紧接着，全国其他地方相继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至贵阳，各界群众和学生们积极促成发起成立贵州国民大会。各学校、各团体也以不同形式发表了声讨北洋政府、反对巴黎和会的文电。![]()
梦草池遗址
1919年6月1日，贵州国民大会正式成立。这一天，贵阳各中等学校学生、达德小学的部分学生与各界群众共数千人，聚集梦草公园光复楼前，通电抗议巴黎和会，力争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及其他不平等条约；要求惩办卖国贼，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与会者一致认为：“吾国存亡，在此一举，务祈举国一致，誓死力争”。会后，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宣传也随之兴起。受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市民们通过商会和行业公会，发表宣言、声明，少数爱国商人主动销毁日货，歇业罢市，支持学生运动。![]()
在省城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从1919年6月中旬开始，遵义、安顺、铜仁、毕节、镇远、兴义等一批城镇都发生了学生和各界群众自发的集会或游行。遵义成立了遵义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运动。在毕节，一批先进青年发起成立“醒民社”。1919年6月18日，在全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在湘西洪江读书的贵州籍学生成立了贵州旅洪学生救国会。当天，600多名贵州籍学生召开会议，举行游行，当地学生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对洪江的震动很大。不少当地或外地客商与贵州商人一道，为了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待学生们收缴日货，便主动将自己经销的日货毁坏、焚烧。洪江学生的行动，对湘西、黔东各县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919年6月18日，留日归国学生救国团代表闵季骞到达贵阳，省议会和一些学校举行欢迎会。闵季骞介绍了留日归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和上海学生运动以及上海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情况，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7月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派赴贵州的代表康德馨、聂鸿逵两人也到达贵阳。他俩向各学校详细介绍了外地学生运动发展的情况，转达了全国学联对贵州学生的期望。外地学生运动的经验给学生们以很大启发，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同反动军阀斗争。由于闵季骞、康德馨、聂鸿逵三人在各学校之间奔走联络，增强了学生们摆脱当局控制，独立发展爱国运动的意向，各校学生迅速达成了成立联合组织的协议。1919年7月5日，由法政学校学生代表团牵头，召集贵阳各学校学生代表开会。会上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筹备处。7月16日，学联支会如期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学联支会的章程，发表了宣言，选举了学联支会的领导机构。学联支会成立的目的是：“争还青岛，诛锄卖国贼，排斥日货，提倡国货”。全体学生在国旗下庄严宣誓：“从今后，我愿为国牺牲性命及种种权利！”会后，学生们举行了声势空前的示威游行。途经大十字时，学生们捣毁了日商开设的小林洋行。学生们还沿街设立了十几个演讲点，爱国宣传至深夜才结束。为了支持学生运动，贵阳的商人也于7月23日成立了商界国货维持会，宣布禁止买卖日货，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相配合。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后，对推动全省的反帝爱国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一）组织学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宣传内容主要是揭露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讲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意义，痛斥北洋政府媚日卖国的罪行。学联支会为了指导运动、扩大宣传效果，创办了《贵州学生联合三日刊》。该刊不仅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还及时报道省内外学生运动的进展。对于胆敢破坏学生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坏人坏事给予揭露和抨击，赢得了广大读者。（二）积极促成和协助各县建立贵州学联支会的分会组织。学联支会成立不久，支会即向各县派出代表二人，协助建立分会组织。经过学联支会代表的努力，各县建立学联分会组织数十个，推动了当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三）抵制日货，倡导国货。学联支会设立了禁运、禁售日货的纠察股，下设三个组：城内调查组，负责调查城内各店、铺、摊和旅社有无日货。城外调查组，负责调查各商行及城郊铺户有无储存或销售日货。联络组则负责与各省学联组织通信联络，调查有无贵州商人在外采购日货，有无商人由省外贩运日货入黔。贵阳城中一贯贩卖日货的一些商店铺户都在学联支会的监视之中，学联支会把没收来的日货集中起来，在城中主要街道示众后当众销毁。一些贩卖过或隐匿过日货的商人，纷纷向学联支会具结保证，今后不再贩卖或储存日货。（四）对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学联贵州支会都及时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并以此来进一步推动全省的反帝爱国运动。当福建、陕西、山东等地相继发生反动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后，学联贵州支会立即发表通电，谴责军阀，声援学生。如济南惨案发生后，学联贵州支会发表的痛斥惨案主使者及其后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电中写道：“马良身为中国政府官员，却甘心媚敌祸鲁，惨杀平民，镇压学生，为天下所共愤。而北洋政府因循袒护，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唆使马良戒严，还以撤换省长助长其淫威。马良及其主子北洋政府得寸进尺，近来又逮捕山东、直隶两省请愿代表，拷打刑讯”，显然是以天下人民为敌。通电正告马良及北洋政府：“倘仍怙恶不俊，是政府居心与民为敌，吾民即视政府如寇仇，誓不共戴！”最后还要求北洋政府枪毙马良；撤销山东戒严令；严禁大米、小麦出口日本；释放山东和直隶请愿代表；解散安福俱乐部等。这些要求和鲜明的态度，充分表现了贵州学生殷殷的爱国深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在“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实现以后，贵州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仍然向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继续发展，一场禁售日货、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业的运动仍在全省持续进行。学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虽然停止了，但爱国宣传却由城镇深入农村，并引起商界和实业界的积极反响。贵州商界国货维持会规定：凡是日货，全省商人一律停止买卖。如有违反者，货物没收销毁，人则以奸商论处。贵阳商界五十三行也成立了联合会，发表抵制日货宣言。贵州省商会还通电各省商会，提出根本抵制日货的办法。如建议对在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前购进的日货，应经过确实调查，分别情况定出处理办法；对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后新购进的日货，应一律没收销毁；应规定中国的棉花、棉纱一律禁止出口日本，同时，应鼓励中国商人兴建和扩建纱厂及其他工厂，迅速生产日货的替代品，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只禁止日货而不发展国货，日货必将禁而不绝。国货不发达，不是根本抵制之长策。“五四”运动所造成的以青年为主的贵州各族人民群众的觉醒，不仅表现在他们踊跃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还表现在他们努力冲破闭塞落后，开始较多地接受当时流传进来的各种思想、学说，形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为马列主义在贵州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它对贵州军阀的反动统治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促成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觉醒，一批经过反帝爱国运动锻炼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重新寻求救国道路的探索中，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因而它也是贵州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中国留日学生数百人集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北洋政府卖国的罪行。集会由郭沫若主持。继郭沫若发表演讲之后，贵阳籍学生刘方岳第二个登上讲台，号召日本留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后，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与日本军警发生搏斗。游行之后，留学生们又聚集在源顺号餐馆和中华楼餐馆，继续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商讨支持“五四”运动的办法。之后，中国留日学生纷纷辍学归国，以示对日本当局的抗议和对国内学生运动的响应。贵州籍留日学生刘方岳、周逸群、田君亮、黄齐生、王若飞、谢六逸等都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的声援“五四”运动的集会和游行。田君亮1915年即赴日本留学。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工作。当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时，他拍案而起，与同学冲入中国驻日使馆抗议。1918年5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条约后，留日学生认为是中国的奇耻大辱，纷纷声讨抗议。田君亮被“留日学生总会”推举回国到上海，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抗议宣传。“五四”运动发生后，田君亮又被“留日学生总会”派为四代表之一，再次回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总会评议部工作。他上街演讲，演出爱国话剧，唤醒民众，提倡抵制日货，惩办贩卖日货的奸商等等。参加了东京留日学生的集会游行后，黄齐生带领30多名贵州籍留学生回到上海声援“五四”运动。随后黄又组织他们赴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北京等地考察教育。1919年11月，黄齐生率领王若飞、刘方岳等40多名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BJ的一批贵州籍学生也起了先锋和骨干作用。当时在BJ读书的刘琪（？-1934年，又名耀杞，1934年被杀害）、赵伯愚（1898-1977年，曾先后任贵阳师范、贵州大学教授）、黎又霖（1895-1949年，中共党员，1949年8月在“白公馆”被杀害）、罗纯武、冯吉扬、张继芳、晏华等，都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他们登台演讲，参加游行示威，参与罢课，愤怒声讨巴黎和会和北洋政府。刘琪受全国学联派遣南下，督察和指导学生运动。赵伯愚积极参加集会和游行。当游行学生冲入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后，赵伯愚划燃了第一根火柴，燃起了熊熊烈火，演出了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历史壮举。早年曾参加领导辛亥革命贵州起义的陈永锡，“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从南京率领一部分爱国学生到BJ声援首都学生。他们强行进驻教育部办公室，以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与南京学生们一道，在广场演讲。他演讲至慷慨激昂之时，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表达了誓与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不共戴天的义愤。事后，他又带领学生，冲进总统府请愿，张贴标语，要求严惩卖国贼。织金县人谌志笃（1896-1970年，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在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上校秘书，贵州解放后为省政府参事），1916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就读。“五四”运动时，他担任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在声援BJ学生的一次演讲中，他为了激励国民，毅然咬破手指血书，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与BJ学生共存亡的决心。同时，他向家中写了“绝命书”，誓死以身许国。6月上旬，BJ学生举行规模空前的街头抗议宣传，上千名学生被捕。谌志笃率领天津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与天津当局交涉，要求天津当局立即电告北京当局释放被捕学生。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兼济南镇守使马良残酷镇压学生运动，造成了济南惨案。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奋起声援，派出代表到BJ请愿。北洋政府派出军警逮捕了学生代表，这更激起了天津学生的愤怒，学联迅速组织队伍赴J请愿营救。周恩来、谌志笃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到了BJ，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当局被迫释放全部学生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在由BJ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谌志笃等人开始酝酿成立新的团体“觉悟社”。9月16日，天津青年的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正式成立。第一批社员共20人。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每个成员以抽签的方式拿一数字，用其谐音作化名。谌志笃抽到“50”，便化名“武陵”；周恩来抽到“5”，化名“伍豪”；邓颖超抽到“1”，化名“逸豪”……在“觉悟社”的领导下，天津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10月初，周恩来等人再次率天津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组织天津各界万人上街游行声援，遭到反动军警的阻拦、毒打。10月10日，天津各界4万多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国民大会，进一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谌志笃被推举为大会总指挥。12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扬州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制造了“扬州惨案”，谌志笃等人又参与领导了天津各界10万人的大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当场焚烧了十多卡车的日货。谌志笃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使他成为“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毕节人葛天回，1918年考入唐山工业专科学校。“五四”运动时在唐山参与创办《救国报》和《科学的唐山》，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科学与民主精神，呼吁全国声援BJ学生。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