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星火
文摘
2024-11-04 14:33
贵州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为复兴乡(现为桐梓县水坝塘镇)境内,中共川东地下党特委组织在此活动,播下革命火种,史称“复兴星火”,让我们追述这段史实吧!
1985年11月6日,中共桐梓县委、县人民政府特邀曾在复兴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教师到水坝塘旧地重游。当地人民群众和区机关的领导在水坝塘复兴小学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曾经在那儿就读的100余名学生参加了聚会活动。除地下党员教师张国全、冯自卿老师未到外,四十年前的地下共产党员教师有李治平、李培根、代克宇、胡晓风、谭正武、余时亮、张思久。县委高海桥和县党史办的同志陪同前往水坝塘。前排左起依次为:娄恒元 谭振武 胡晓风 李治平 戴克宇 余时亮 娄恒善 张思久。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山城重庆。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求把西南地下党组织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并要求党员一定要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川东特委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根据当时的形势,努力开辟川黔边沿地区党的工作,派来许多川东的地下共产党员在桐梓县水坝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41年9月,中共地下党川东特委巴县中心县委委员李治平来南川,任綦(江)南(川)工委书记。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李治平从南川贫儿院转移到綦江大路工程公司隐蔽。綦江大路工程公司是由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来的一部分人兴办的,它直接受南方局领导,按南方局的意图储蓄干部和隐蔽地下党员。经理王语山是受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员,其职员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该公司主要是承包綦江铁路局的工程。大路工程公司主管财务、行政的负责人厉仰禹,系中共党员,他的组织关系在綦南工委,由李治平同志掌握,李治平到公司不久,厉仰禹便安排他来桐梓水坝塘收购木材。
水坝塘地处川黔边区,离桐梓县城二百余里,与四川省的綦江、南川以及贵州省的道真、正安接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封建的宗族和宗派势力把持地方统治权,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李治平(当时用名李培森)来到水坝塘,先住在栈房里,找当地商人联系购买枕木。不久,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冯乃超介绍到大路工程公司的胡晓风(共产党员),也受公司安排来水坝塘会同李治平一起设办事处,胡任办事处主任。 在水坝塘,他们利用做木材生意的机会,努力开辟川黔边沿地区党的工作,首先是设法在这里站住脚。他们在街上租了一间民房,挂出“大路工程公司水坝塘办事处”的牌子,当地人都认为他们是大商人,有钱,纷纷来谈生意,乡镇机关、工商界,学校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上门来,他们热情相迎,广交朋友,在作社会调查的同时,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经过对当地上层人士的分析,决定利用宗派矛盾,向副乡长娄恒义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劝其不要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办事,还对复兴乡小学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娄恒善做了一些教育分化工作,这为地下党组织能在水坝塘站住脚打下了基础。 娄恒善虽身为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人比较本分,活动能力较差,家庭不算富裕,他一心想办好家多的教育事业。李治平、胡晓风经常和他接触,去他家作客,认他父母为伯父、伯母,久而久之,大家也不避讳,讲抗日,讲国民党不抵抗,娄恒善逐步接受了这些道理,认为他们是好人。后来托李治平、胡晓风在外地给他请几个老师,帮助办好学校。1944年初,李治平回重庆向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汇报了娄恒善托他帮助找教师的情况,肖泽宽当即同意利用这个机会把党的一部份同志转移到水坝塘。此时,南川合溪小学正办得火红,学校的校长到教师全部是共产党员,这个学校在当地办得很好,深受群众的欢迎,党的活动也有所暴露,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为了保护这批共产党员,组织决定将他们全部转移出来。校长温凯廷及其爱人张琼英和石俊民通过一位同乡的关系转移到绥阳县立脚并开展工作;魏佐才、郑兴芳转到正安的安场教书,后转到绥阳;李培根(当时用名李明翥)、戴克宇(当时用名戴北辰)由李治平向娄恒善介绍,转移到桐梓水坝塘小学任教。以后,组织上又陆续将冯自卿(当时用名冯卓文),张国权也介绍来水坝塘小学。 水坝塘小学以前办得比较差,群众很不满意。李培根等一批外地老师来后,学校很快有了起色。入学的学生也由几十人增加到二百余人,他们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不坐茶馆,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作风正派。教学上齐心协力,认真负责,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学生。课堂上,也不完全按课本照本宣科,而是经常用《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上的一些文章去教育学生。李培根不仅书教得好,而且口才也好,他经常给学生讲全国的抗日形势。讲近代史,传授唯物史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胡晓凤后来因“大路工程公司水坝塘办事处”撤销,他也到小学教书,在上地理课时,他把学生带出课堂。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宣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的事迹,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他们还在学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进步戏剧。胡晓风把法国作家都德的文章《最后一课》改编成活报剧,指导学生排练后在学校和街头演出。
师生共同努力,学校越办越好。一次,羊磴区集中各小学到区里开运动会。水坝塘小学(当时属羊磴区)由校长娄恒善和胡晓风老师带队前去。比赛结果,体育的各个项目和唱歌等都得了第一名。这样一来,学生高兴,家长满意,娄恒善对几个外来的老师也更加钦佩和信任了。课余或假期,李培根等也常到老百姓家去访问,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戴克宇和姑娘、妇女们相处得情同姐妹。大家请她画门帘、帐帘、教刺绣。她总是有求必应。密切了与妇女群众的联系,她还向姑娘、妇女们宣传妇女求解放的道理,一个个听得眉欢眼笑。他(她)们和学生的关系处得很好,不仅在学习上辅导他们。生活上也关心他们。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用来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因而深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国民党羊磴区办事处主任田兴文,是个特务,他对外地来水坝塘教书的几位老师很怀疑。按当时桐梓的反动规定:凡是学校的校长、老师和乡镇公所人员都应是国民党员。因此,他曾多次到水坝塘等地了解几位老师的身份。娄恒善知他没安好心,为了应付他,只好要大家填写国民党员登记表去交差。李治平、李培根等根据当时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后,为应付敌特破坏和适应工作环境,曾发出“关于GCD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并得到肖泽宽的同意。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以后,田兴文再来,娄恒善就把几位老师加入国民党的表给他看,又讲了些书教得如何好,群众如何欢迎说了一通,把田打发走了。从此,凡上面有什么情况,某某督学要来巡视,谁是兼有特务身份的……。娄都要给李培根等几位老师讲;学校的一些文书方面的工作,娄也交由李培根或其他老师代办。1944年娄父母坟茔修好、上镌刻由李培根撰写的墓志铭。这样,上面有什么政治动向,地下党组织很快就掌握了。
綦南工委机关在桐梓水坝塘站住脚后,便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打算在水坝塘地区建立根据地。李治平担负綦南工委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到绥阳、綦江、南川指导开展工作,都是以大路工程公司收购木材的商人面目出现。1944年,大路工程公司一个职员携带承包工程的一笔巨款逃跑,向綦江铁路局包的工程完不成任务,经理王语山被抓,一些商人骗了钱又不交木材,生意做不下去,“办事处”被迫撤销;李治平由于工作需要一时又不能离开水坝塘。也到水坝塘小学当了临时代课教师。水坝塘小学则成了党的活动中心。在学校,当时国民党政府有个规定:要在教室挂蒋介石、林森和孙中山的画像,每天早晚升降旗时要唱国民党的国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则以纪念国父为由,在教室只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升降国旗时让学生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培养学生爱劳动人民、爱学校的感情,李培根以林鹰、胡晓风以薛蜂的笔名谱写了《娄山盐夫行》和水坝塘小学校歌,这些歌曲,曾在复兴乡广为传唱。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转战桐梓境内的南部地区,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地处北部偏僻山区的复兴乡,群众不明真象,仍称“朱毛红军”“G匪”。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则利用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形势,在学生和群众中进行宣传,讲清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自己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在思想上有了新认识。对当地政府欺压人民群众的反动行径,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则坚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娄恒钧是在校生,又是独子,但当地区、乡政府硬要抓他去当兵,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把墙报贴到街上,抗议政府这一没有人性的做法。胡晓风还亲自到娄恒钧家动员他藏起来,在群众的支持下,迫使乡长娄恒义不得不向群众宣布今后不再抓在校生和独子当兵。这一斗争的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也培养教育了一批进步学生,如娄必允、娄必勇、娄必建、娄必先等。 有一年天大早,田里的谷子尚未灌浆就全干死了,可国民党桐梓县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仍然强行征粮,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狮溪地区的头面人物胁迫农民交粮。把十多个无粮可交的农民抓来拘禁,群众忍无可忍!地下党组织又一次发动学生回家动员家长和贫苦农民,把旱死的谷草背到乡政府以示抗议,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关的农民,承认减免公粮的合理要求。 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南宁,直逼贵州独山。由于蒋介石政府的观战避战政策,大片国土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大后方一片混乱。此时,李治平、李培根正在南方局学习。鉴于当时的情况,南方局负责人于江震指示:国民党对日寇不抵抗,我们要搞抗日游击武装,为对付日军可能向贵阳、重庆的进攻。在川黔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势在必行。决定由温凯廷任川黔边区游击司令,李治平任政委,李培根负责地方工作。他们回到水坝塘后,便分头对綦江、南川、绥阳、正安、道真等县接壤地区进行了从地理位置、乡镇政治、经济状况等的社会调查。温凯廷在绥阳也作了些游击武装的准备工作。把他领导的几个党员转到紧靠桐梓边境的黄枧中心小学任教,在山区发动农民群众,准备组织游击武装。戴克宇绘制了一份“九乡游击区图”交送南方局。胡晓风、张国权也按组织要求(当时李治平、胡晓风虽同在南方局领导下,但上下级具体联系的负责人不同。鉴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党员及组织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也复制了一份“九乡游击区图”送冯乃超,冯当即指示:调于益之、杨染香夫妇俩去作游击武装的军事指导工作,将原“孩子剧团”疏散到各地的成员调回来搞宣传。后来由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这次游击武装才没有搞起来。1945年春,南方局为了更有利地在川黔边区开展党的工作,在李培根到南方局汇报工作之时,钱英、于江震指示成立绥(阳)桐(梓)工委(辖桐梓、正安、道真、绥阳等县),隶属巴县中心县委领导,由李培根任书记,温凯廷任副书记,李培根负责桐梓、正安、道真三县的工作,温凯廷负责绥阳县的工作。与李培根直接联系工作的有正安县的彭武荣,道真县的张联睿,和温凯廷联系工作的有仁怀县的牟克波。绥桐工委成立后,鉴于当时组织要求暂不发展党员,主要在这部分地区领导开展群众活动。同期,根据工作需要,李治平离开桐棹,去南川一个小学教书,綦南工委的领导机构又从水坝塘转移到南川。当时在狮溪达昌中学任校长的李光勋,通过娄恒善了解到来水坝塘任教的这批外地来的老师是些难得的人才,不仅能做生意,而且书也教得不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也了解到,李光勋是大革命前入党的党员,后失掉了组织关系,他们彼此间相处久了,大家谈得投机,彼此心照不宣。1945年初,胡晓风离开水坝塘小学后,李便聘请他去狮溪达昌中学任教。卢俊卿(进步教师)也到这间学校教书。这年7月,南方局通知胡晓风回重庆,拟派往湖北老家开展工作,胡晓风便离开桐梓。1948年3月,胡晓风约南川合溪小学校长谭振武(党员,化名向化德)结伴,作他的交通员第一次到了正安、绥阳,找温凯廷传达了组织关于开展游击战,迎接解放的指示,将温凯廷培养成熟的几个同志发展入党,便返回南川。同时,对沿途地形作了观察,以便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不久,第二次到了绥阳,正遇温凯廷以当看守所长,纵逃犯人的“罪名”被捕,胡晓风当即通知在仁怀的牟克波夫妇撤到桐梓芭蕉坝,并组织绥阳县城新发展的党员郑奇石夫妇撤离绥阳。1949年春,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蒋介石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川东临委书记肖泽宽在征津刁家场主持召开一次会议(即“刁家场会议”),有李治平、廖林生、李培根、胡晓风、张兰星等六位同志参加,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全国解放在望,党在统治区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农村转到城市,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有条件的地方,严密控制基层伪政权和武装。后结合黔北地区的情况,确定川南二委(“刁家场会议”上将南涪工委改为川南二工委)委员、江津綦边区特支副书记胡晓风调黔北地区,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开辟工作,努力伸延到遵义、贵阳等地。并将温凯廷的组织关系交给了胡晓风。 这时在桐梓的张思九将情况摸清后,便想回四川找组织接关系以便开展工作。正值春节期间,县政府财务科将应支给警察局公务人员的一笔饷粮拨到兴隆区仓库去取,张思九借到兴隆之机,辗转去到綦江县城,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陶昌宜,并通过陶见到了已负责黔北党的工作的胡晓风。张思九向胡晓风汇报了他在贵州龙里和桐梓的情况。胡当即指示:立即回桐,发展党的组织,做一些策反工作。并告诉张思九,他随后也来桐梓帮助工作。张思九赶回桐梓后不几天,忽然收到胡晓风来信,用事先约定今后联系的暗语告诉张“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不打算来你那里了,你也不能在那里住了……”。张思九阅信后知道情况异常,正准备撤离。这时,在遵义南自镇做开辟工作的张天午(重庆著名书法家、诗人张山松父亲)来桐梓,告诉他陶昌宜被捕,组织上为安全起见,决定他俩转移,于是,张思九随张天午转移去江津由綦南中心县委书记向天培派去津巴边区工作。 1949年5月,因向国灵在南川暴露,组织决定将他调离。为了更有效地加强黔北地区的工作,李治平决定建立黔北四县(桐梓、绥阳、正安、凤冈)工委,明确向国灵任书记,温凯廷任副书记,张琼英为委员,向国灵到黔北后,因温凯廷被捕未出狱,向在桐梓、正安等县作了些调查研究后到了凤岗,在那里开展活动。胡晓风从绥阳返回后,与川南二工委书记李治平商量,认为水坝塘地方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只要加强领导,认真发动群众,做好地方武装的策反工作,对解放时顺利接管是有好处的,于是1949年5月,胡晓风再次由谭振武陪同来到水坝塘,沿途所见情景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国民党盘查很紧,他们扮作串乡给人画像的混过了沿途关卡……。到水坝塘后,当地老百姓纷纷前来看望,一些头面人物也来向胡晓风打听局势,胡对他们只说是来看望朋友和学生的,谭则说是帮人画像的。他们在学校住了两天后,转到娄恒善家做娄的工作,要他看清形势,观注大局,站出来为人民群众办事,随后他们转到乡下密山大屋基他的学生梁隆伦家活动。梁的哥哥梁隆仁是伪保长,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胡晓风给他讲形势,讲党的政策。要他去做地方武装的策反工作,让地方武装掉转枪口站到人民一边,同时,还让梁隆仁去驻遵义的国民党三二八师娄恒镛处劝娄率部起义投诚。
娄恒镛,水坝塘人,1930年在山西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团长,曾与红军打仗被俘虏,接受过红军的教育,后离队回乡,与胡晓风等有过接触。这次胡晓风来后得知他在国民党328师某团任团长,便让梁隆仁去策动他,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与解放军为敌,后来当解放军进入贵州,328师起义时,娄毅然率部参加起义。 胡晓风第二次来水坝塘还打算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他叫梁隆仁去桐梓县中通知梁隆伦、娄必允、娄必勇、娄必建、娄必先等一批学生回水坝塘,准备把其中思想比较进步的发展入党。他等了一个多星期不见这些学生回来,因急于赶回南川,只好离开水坝塘。临走时,他把谭振武留下,让娄恒善安排其在水坝塘小学教书,并将娄恒善之弟娄恒元的情况向谭作了介绍。娄恒元原在贵阳读高中,每逢假期回乡,胡晓风和他接触,给他灌输一些进步思想,后在水坝塘小学教书期间,与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接触交往就更多一些,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为党做过一些工作,可以培养发展入党。谭振武通过与娄恒元一段时间的接触,考察,最后履行了入党手续。一个多月后,水坝塘一些头面人物开始怀疑谭振武。说他给人画像是假,是在画地形图,组织上便通知谭振武撤回南川。1949年7月的一天深夜,谭振武在娄恒元的掩护下离开水坝塘回到合溪。走时约定今后的联络暗号以“张子军”的化名出现。1949年8月,中共南川县委负责人吴秋帆派叶竟澄(化名赵晓风)设法打入敌328师做策反工作,叶竟澄到水坝塘用暗号“张子军”的名字与娄恒元接上关糸,娄以王国才的名字介绍他到娄恒镛所在的328师李和清部任文书。叶走时向娄交待,以后组织上派“小林”的人来与他联糸。叶在328师一直干到该师起义投诚,才返回南川。1949年7月,解放大军已发动了衡宝战役。川黔滇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川东临委领导的武隆特支书记(分管学运)许志伟派“新青社”(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王化(当时用名王登朝)返回家乡桐梓县狮溪镇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当时组织上认为,狮溪镇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一方面离桐梓县城较远,国民党县政府要管是鞭长莫及,另方面距南川虽近,却又管不着,而且与涪陵地区相邻,如果连成一片,成为党领导下的游击区,是能够有所作为的。王化受命回狮溪镇,先做其父王国佐(当时任镇兵队副队长)的工作,给他讲形势,谈前途,可王国佐一听要掉转枪口对付国民党就不赞同,并声言:“让王化自己走自己的路”,关系越搞越僵。王化只好接受组织的第二个方案,去涪陵龙潭区,王到龙潭区一个多月后,龙潭区地下党组织领导武装袭击了大地主、大商人和印石镇的银行、将其浮财分给附近农民,斗争活动惹恼了国民党当局,派重兵围剿,党组织为保存干部力量,决定外来干部一律撤出转移。于是王化于8月初又回到狮溪镇,恰逢达昌中学缺教师,即应聘执教于达中。 1949年9月,胡晓风调任涪陵中心县委书记,谭向阳受涪陵中心县委指派到狮溪镇加强党的工作,观察形势变化,拟将南涪武工队撤到这里立足。谭向阳(化名张问耕)以重庆 “九•二”火灾,家里房屋被烧、“六腊之战”蒙难(即旧社会教师在农历六月、腊月为找糊口到处谋求教书一席之位),求助于老同学王化找碗饭吃来到狮溪达昌中学,经王化的疏通,取得达昌中学校长、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张祯寅的同意,得以留在达中。谭、王在达中以教书为社会职业作掩护,积极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很快团结了王力、梁大定、王先福、叶自林、胡全隆等迸步师生,为迎接解放,做了一些工作。首先了解掌握狮溪的敌、社情,摸清了冥顽不化的特务张祯寅,曾密报我地下党员王留春的情况,在狮溪地送干了不少坏事,对他倍加提防,同时也做地方武装的工作,通过与王树标(当时狮溪镇镇长)、王国佐的接触中,从侧面对他们晓之以理,稳住他们,不让其拉出去匪。1949年10月,吴秋帆又派南川合溪特区书记胡正兴(当时用名胡惠森)来狮溪找谭向阳,向其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共同纲领》及当前党的工作任务,谭向胡惠森汇报了狮溪敌、社情况和他们工作的情况后,胡惠森强调:在狮溪,一是加紧做区长李国栋和梁少端、张剑峰的工作,稳住他们;二是通过李国栋准备粮食、盐巴、猪肉迎接解放军过境;三是注意张祯寅、张正的动向,掌握他们武器弹药的数量;四是把水坝塘娄恒元的组织关系交给谭向阳,让谭向娄转达组织意图,要他掌握好水坝塘地区的枪支弹药,组织武装斗争。胡正兴走后,谭向阳即与娄恒元接上关糸,交代了任务,要他在水坝塘成立“青年解放联盟”,巩固已掌握的武装,密切注视地方统治者的一切动向。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谭向阳、王化、娄恒元等同志积极努力工作,在临近解放和以后一段时间,狮溪镇和水坝塘地区,都有党的活动,并掌握争取了部分地方武装,这为后来我人民政府对这两地的接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49年11月23日、24日,桐梓、南川相继解放,因我解放大军参加成都战役,接管干部人员不足,直到1950年7月底,桐梓县人民政府派张广明、申维交、赵清玉、杨立元在贵州部队、南川部队协助下接管狮溪及水坝塘地区政权,直此,桐梓全境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