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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举行了广西百色起义。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的又一次革命武装起义。起义后，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同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政委，张云逸任军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共约五千余人。全军干部中，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这是一支组织比较严密、政治素质较高的工农武装力量。百色起义之后，邓小平又赶到龙州，部署龙州起义。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建立左江革命根据地和红八军，邓小平兼任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两个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震撼了盘踞广西的桂系军阀。龙州离桂系军阀的老巢南宁较近，左江革命根据地尤其成为桂系军阀的眼中钉。桂系军阀迅即调集大批军队向龙州进犯，红八军虽英勇抗击，但寡不敌众。3月20日龙州失陷，红八军军部及二纵队损失殆尽，一纵队被迫转移。桂军攻占左江地区的同时，又调集力量向右江革命根据地进攻。红七军被迫撤出百色，向东兰、凤山一带转移。1930年3月初，红七军前委在凤山县盘阳举行会议，决定留下韦拔群率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斗争，军部率一、二纵队到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相机发展。4月初，红七军军部及一、二纵队共约3000人，由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率领，从河池东进，一举占领怀远镇后，一纵从黎明关进入贵州荔波，军部及二纵由宜北分两路进入贵州荔波。三路大军在荔波板寨胜利会师。黔桂边境是苗、布依、水、瑶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红军通过会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志，向群众宣传红军革命宗旨和民族政策。在板寨，红七军召开了群众大会，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讲话，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讲明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意义，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推翻反动统治。红七军所到之处还将打土豪所得除留一部分作军队给养外大部分给群众，并号召贫苦人民起来对反动统治当局进行抗捐、抗税、抗粮斗争。红七军每到一处都做群众发动工作，至今在佳茶、威岩等地还保留着红七军留下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苏维埃”等革命标语。红七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使各族群众感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许多贫苦的各族青年纷纷加入红军。各族群众热情为红军送粮食、菜、肉，为红军架桥、修路、做向导等。在荔波休整补充后，4月下旬，前委决定部队秘密进入大苗山（月亮山），奇袭榕江城，榕江是黔东南重镇。此时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副军长王家烈已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讨逆指挥官，负责牵制桂系军阀。为此，他在4月进占榕江，挤走桂军黄聘三部。后来，又将主力调往湘、黔边境，与湖南军阀何键争夺湘西控制权，以利于贵州YP外运。他在榕江城内堆积了大量军需弹药，派第二师副师长史远勋兼任榕江县长，率所部及一些地方保安武装负责守备。红七军选择榕江作为攻击目标，不仅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红七军影响，而且能够解决亟需的弹药和军需供应。红七军从荔波茂兰出发，分两路北上，一路经比鸠、独家村抵佳茶，另一路经瑶麓至佳茶。这里已属大苗山地区，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气候多变，是苗族同胞聚居区。这里的苗族不懂汉语，红军为了顺利通过该地区，在佳茶作了充分准备，特地物色懂汉语的当地向导和“通司”（翻译）。在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帮助下，红军经过艰苦跋涉，仅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便走出大苗山，到了榕江城下。对红军的迅速到来，史远勋毫无察觉，他万万想不到红军能如此顺利通过大苗山。红七军进逼榕江城后，兵分两路：一路强渡都柳江，占据高文寨，夺取县城西南的四方山，进逼榕江西门；另一路沿江而下，直趋县城附近的长岭坡，进占县城南面的杨家湾，进而控制了城南的制高点。1930年4月30日，攻城战斗打响，史远勋仓卒应战，凭借城墙固守，负隅顽抗。红军连续进攻3小时仍未得手，双方形成对峙。这时红军后续部队赶到，重新制订了攻打榕江的战斗方案，并提出“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红军采取佯攻西门、实攻南门的策略，集中火力用云梯攻城。经过强攻，红军战士从西、南两路进入榕江城内。史远勋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从北门逃跑，榕江城全部为红七军攻占。这一仗，红七军共歼敌500余人，缴获大炮一门、步枪600支、子弹10余万发以及县城内的全部军需品。攻占榕江城的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红七军政治部在城东武营小学操场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同时也是攻占榕江城的祝捷大会，近万名群众从附近村寨赶来参加这个大会。会上，总指挥李明瑞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先后讲话，榕江各族人民第一次听到了工农群众自己当家作主人的道理。会上，红军还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红七军在榕江城缴获和募集到十多万元的经费和大量的军需物资，根据群众要求法办了榕江团防局长，抄了一些土豪劣绅的家，许多群众参加了红军队伍。榕江大捷之后，红七军曾打算进入湘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但此时湘、黔军阀正调集重兵争夺湘西，湘黔边境无法通过。榕江是三省军阀必争之地，也不可久留。为了避免与优势的敌人决战，经前委研究，决定回师广西，恢复右江革命根据地。5月3日，红七军经停洞、下江和从江的丙妹回师广西。红七军1930年春转战黔桂边，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在贵州境内活动时间一个月，经过了贵州的荔波、榕江、从江、黎平四个县，在当地各族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红七军转战黔东南之际，红八军一纵队也冲破重围，历经险阻，向黔西南开进。1930年3月下旬，在红八军军部和二纵队失败解体、龙州失陷之时，红八军一纵队正奉命围攻靖西，得讯后立即撤出战斗，准备绕道向右江地区转移，和红七军靠拢，途中得知百色已经失守。一纵此时四面受敌，处境危急，全体指战员在纵队长何家荣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终于冲出重围，到达南盘江边的百乐。百乐对岸便是贵州，为摆脱桂军追击，争取休整一个时期，进入贵州境内便是一纵当时唯一可行之路。黔、桂两省军阀在周西成当贵州省长时，曾经有过反蒋的联合，但周西成死后，毛光翔上台，经蒋介石的分化瓦解，贵州军阀倒向蒋介石一边。贵州军阀王家烈出任国民革命军讨逆指挥官，这个“逆”就是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因此黔、桂交恶。这时控制南盘江北岸的是黔西南著名的地方实力派首领王海平。王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他受贵州军阀委任为西路水上纵队司令，有三个大队，一千多人的武装，控制着北盘江至南盘江的航运。此段航线是贵州YP外销的主要运输线。为了保护财源，王海平对过往客商（主要是烟贩子）比较客气，也比较能约束部下。第一纵队到达百乐后，对王海平的历史情况和现实处境作了仔细分析，认为王是个可以争取、利用的对象。王海平手下特务连长叶秀清是广西博白人，正好与纵队长何家荣是同乡。何便亲自出面，请叶秀清到百乐见面，通过交谈，知道王海平为扩大实力很想收编第一纵队，但又顾虑第一纵队过河后会夺去他的地盘。于是，何家荣便主动渡河，经叶秀清介绍找王海平面谈，王海平同意第一纵队渡过红水河到王辖区内休整。为了回避黔、桂当局的耳目，双方议定，第一纵队过河后不再打红八军旗号，对外用王海平第四大队的番号，叶秀清率领的特务连编入第四大队作为第三营。第一纵队的内部训练、人事、军事行动等仍然保持独立，王海平则承担第一纵队的全部给养。第一纵队过河后，进驻红水河边的蔗香圩（今望谟县境），争取到一个休息、整编的环境和地点。第一纵队进驻蔗香圩后，首先利用黔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王海平的支持下，设伏并一举歼灭了桂军派来偷袭蔗香圩的部队200余人。1930年7月，贵州军阀内讧火并，旅长杨瑜亮与师长犹国才有矛盾，率部脱离犹国才，由安顺开赴贞丰，犹率兵追击，双方都要求王海平支持，王接信后犹豫不决，特找第一纵队领导商量。纵队领导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是利用矛盾，扩大革命力量的大好时机，便为王制定一个有利无损的策略：既复信给犹，表示愿意出兵夹击杨；又复信给杨，说愿出兵抗犹。若犹、杨相拼，杨胜，杨部必攻安顺，王海平可尾随占领贞丰等县城坐收渔利；若杨败，则王可收编杨部败兵。第一纵队表示愿打先锋，王海平完全同意。第一纵队在何家荣率领下，向贞丰百层进发，行至百层，犹杨双方在贞丰已发生战斗。杨瑜亮旅部因遭犹国才突然袭击而溃散，杨本人亦被俘。第一纵队即在百层收编杨部散兵及武器，王十分高兴。为了防止犹国才借口追击杨部向第一纵队攻击，纵队用王海平第四大队名义通知犹国才：我军系奉王海平司令之命堵截杨瑜亮而来，已进至百层待命。果然犹国才也没有向百层攻击，第一纵队得以从容返回蔗香圩，继续休整。1930年9月，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五百余人，告别了他们生活和战斗过半年的贵州，返回广西。以后，他们在凌云县岗里屯和红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七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复杂的条件下，进军黔西南，利用各种矛盾，保存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黔西南播下了革命种子，为以后这里革命力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千里转战来到黔东，从此黔东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贺龙在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南撤广东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贺龙率红四军到湖北公安县与周逸群、旷继勋率领的红六军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两军共一万余人，并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之一。10月至12月，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红二军团离开了根据地，奉命渡江南征，配合红一、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结果遭到优势敌人的阻击，战斗失利，不得不转入湘鄂边活动。1931年3月，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委。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红三军未能在湘鄂边站稳，被迫转移。1933年，贺龙率红三军进入川黔边境，当时部队只剩下三千多人。1934年春，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开展游击，与敌人周旋，以刘湘为首的湘鄂川黔“会剿总指挥部”在川东调集部队准备合击红三军。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从彭水西渡乌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黔东进发，沿途消灭了地主武装，经务川、德江县泉口司，越过马纳河，占领思渠。是时，川敌恐红三军东渡乌江，重返酉阳、秀山，急调重兵于东岸防堵，然而红军却掉头向南，直趋沿河县城。红三军向黔东挺进，使贵州军阀慌了手脚，蒋在珍急调一个团据守沿河县城，企图阻挡红军入黔。1934年5月31日，红三军进抵沿河城郊，采用两面包抄的战术向城外围粽子岭发动进攻。黔军一触即溃，红三军一举攻占了沿河县城乌江西岸，立即向东岸展开政治宣传攻势，敌士气瓦解，弃城向务川方向逃去。6月1日，红三军在群众的支持下用二十多只木船由西岸横渡乌江，东岸群众鸣放鞭炮、敲锣打鼓迎接红军进城。红军进占沿河后，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当时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亦承认红军“纪律之佳，出人意料”。买卖公平，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对贫苦工农则以资赠，“人心归附，如水下倾”。为了继续寻找有利地区建立根据地，红三军于6月2日撤出沿河，向黔东深入。1934年6月16日，红三军来到枫香溪（今属德江县）一带，这里地处川、黔、湘三省交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当时，敌在黔东的守备力量较弱，只有黔军一个团和川军一个营守沿河一带，黔军第二师柏辉章的两个团驻守铜仁，其中有两个连驻连口一线，其他地方多为民团驻守。当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王家烈派廖怀忠师与蒋丕绪师去阻挡红军，让他们去与红三军拼消耗，自己的直属部队在后面督阵，并趁机强占他们的势力范围。黔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为红三军在黔东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因素。根据以上情况，贺龙提出：“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并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于是，他与关向应就如何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如何提高军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怎样争取收编群众武装“神兵”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夏曦、贺龙、关向应等。会议对分局书记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并作出三项决议：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组织一批干部深入地方工作。会后，红三军召开了干部大会，关向应传达分局会议精神，全军振奋。接着，师团成立了党委会，并重新登记党团员，发展新党员。与此同时，红三军又组织了一支干部大队，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各县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权，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黔东地区开展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各地建立部分区、乡苏维埃政权，黔东苏区初步形成。1934年7月21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特区成立后，即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先后建立了沿河、黔东、印江、德江、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共1500余人，各地组织了30多支大小不一的区、乡游击队，共约4000人。![]()
与此同时，红三军还着手改编“神兵”。“神兵”是20世纪30年代初黔东穷苦群众自发组织的群众武装，每县的“神兵”团人数有多有少，多则几千，少则千余，立“神坛”，练“神兵”，口号是“灭兵、灭捐、灭税”，“抗粮、抗款”，教规为“四禁”，即禁烟、禁财、禁色和禁盗，提出“一打财主二打官”等，有事一呼百应，对军阀、官僚地主的剥削与压迫进行武装反抗。1933年1月，德江县“神兵”在龙桥洞打垮了地方军沈文斌部，毙伤百余。以后该县“神兵”攻占县城，开仓济贫，分粮10余万斤，还拥立“神兵”县长。印江“神兵”两次攻打县城，搞得统治当局胆颤心惊，调集重兵进行残酷镇压。红三军进入黔东后，为了把参加“神兵”的贫苦群众引向革命道路，1934年6月16日，红三军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阐明了红军对“神兵”的态度和政策，并对他们提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五条要求：工人组织工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组织革命委员会，对敌不妥协与不受招安，保护神坛和信教自由。这些主张得到广大“神兵”的拥护，各县“神兵”纷纷前来参加革命。于是红三军改编“神兵”为黔东纵队，由黔东“神兵”团首领冉少波为纵队司令，下辖三个支队。后来，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黔东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从此，这支由“神兵”改编的农民武装走上了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建立起来后，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8月中旬至9月初，沿河独立团配合红三军九师两次击退进入淇滩的黔军，歼敌两个营。8月24日，黔东纵队配合红三军九师在印江木黄击溃了黔军黎刚部。8月28日至9月中旬，黔东纵队配合红三军在酉阳南腰界冉家祠堂围歼了反动团防头子冉瑞庭，接着回师松桃甘龙，攻打麻阳县玛瑙洞，消灭了胡兴魁地方武装。红三军在黔东的胜利和发展，使川黔湘三省军阀大为震惊。1934年9月间，王家烈调集十多个团的兵力，并联合川、湘两省军阀，对红三军进行“围剿”，同时还对黔东特区实行经济封锁，层层设防，妄图把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会和特区革命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收割白区地主的粮食，扩大苏区，发展红军，在土地湾、枫香溪等地吸收1000多人加入红军，并进行广泛的支前动员，严阵以待，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红三军和苏区游击团、队，采取外线作战和“避实就虚”的战术，布疑阵，巧用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设法把敌人引入苏区，然后集中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将来犯之敌各个击破。黔军姜兴部为了抢夺“围剿”红军的头功，首先窜入德江张家湾、枫香溪苏区腹地，被红三军迎头痛击；敌杨昭焯部侵犯沿河谯家铺也遭到了惨败。黔敌进攻连续遭败，主力于印江附近龟缩不前。1934年9月28日，红三军七师进入印江木黄地区，利用敌人怯战心理，由贺龙亲临前线指挥，命令独立团、游击队坚守阵地，拖住敌人，主力则抢涉木黄河，向黔军兵力薄弱的侧翼岩口坪发动猛攻，迅速占领了阵地。经过激战，大败黔军，取得了木黄战斗的胜利，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木黄战斗胜利后，红九师与沿河独立团乘胜向沿河守敌杨畅时部发起进攻，杨部仓皇应战，败退黑水被围歼。同时，湘军周卿旅一个团前往沿河、德江，在谯家铺被由夏曦和参谋长谷子标指挥的红军和游击队歼灭，只有敌团长等少数人逃跑。川军见红军锐不可当，为了保存实力，只死守防地，不敢应援。至此，黔东特区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川湘黔三省军阀的联合进犯，保卫了根据地，红三军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扩大。当红三军在黔东开展革命斗争之时，红六军团也转战来到黔东。红六军团成立于1933年6月，活动于湘赣苏区。1934年4月后，红六军团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以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来保卫苏区，伤亡惨重，被迫转移。7月，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率部突围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其后，红六军团迂回经湘桂边，转战湘西南，于1934年9月17日攻占湘桂黔三省交会处的通道县城，并继续西进，进入贵州清水江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军团领导机关要求全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违纪、不扰民，博得了广大苗、侗同胞的信任和拥护，从而顺利地渡过清水江，越过㵲水，准备继续北进，与活动在德江、印江、沿河一带的红三军会合。但这时敌已先期在无水北岸设防，湘、桂、黔几路敌军也兼程赶至，对红六军团形成合围之势。红六军团为了摆脱被动态势，于10月1日撕破施秉、黄平间的黔军防线，袭占黄平（今旧州），经猴场向江口前进。7日，在石阡西南的甘溪与桂军遭遇，一部被隔断，军团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9日，红六军团主力又在施秉的大庆地区遭到阻击，又被敌截断一部。为了冲破敌人包围，10日，根据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军团主力分成两路纵队，由王震率第18师为一路，由任弼时、肖克率第17师组成另一路，以游击战与敌周旋。1934年10月中下旬，在甘溪、大庆被阻断的红六军团两部先后在沿河、印江与红三军会合。10月24日，红六军团的两路主力也在石阡以南冲破敌军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和红三军会合。两军会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军团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下辖两师四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下辖3团，约3300人。红二军团部兼任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突围长征。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末进行战略转移，挺进湘西。（作者：顾大全、熊宗仁、吴廷述、杜黔）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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