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贵州农村的反暴政斗争和“黔东事变”
文摘
2024-11-13 00:01
贵州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为了抵抗侵略、争取胜利，出钱出粮、出兵出工，承担了最大的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支持抗战，贵州农民竭尽全力，然而使他们忍无可忍的是各级官吏贪污勒索、谋私自肥。不仅如此，这些官吏还霸气十足，视民众为奴仆，与奸商勾结，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大发国难财。这样，农民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武装反抗的事件不时发生，其中包括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前后持续6年之久，波及全省大半地区，直接参加暴动或反抗暴政的各族农民多达数万，先后攻克县城9座。这些民变、暴动的主因是官逼民反，其中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当首推“黔东事变”。1939年，蒋介石派刘伯龙的新编28师进驻黔东，刘纵容部队任意妄杀，奸淫烧掠，致使当地民怨沸腾。刘伯龙为了杀人立威，在德江县城的一个赶场天，下令将外地来的八九名小商贩抓起来，以莫须有的罪名，捆绑游街后处以枪决。刘伯龙还到县政府强要了5名囚犯，擅自拉出去游街后枪决，使当地人心惶惶。1939年7月，剑河县南明区的农民因反对县长的横征暴敛，聚众约千人，追打下乡催粮的县长及保警队，打死县长、保警队长等6人。事后，省政府派出保安团队配合镇远专区所属的各县保警队，围剿南明区。保安团及保警队一入暴动地区，便大肆搜捕、抢劫、屠杀暴动的农民。在强行镇压的同时，又用欺骗手段，宣称只要向当局领取所谓“叛民自新证”者，既往不究，诱使一部分暴动农民“自新”，然后将其捕杀。他们又实行诛连法，抓捕了许多暴动者的家属和亲戚，以拿他们作为人质抵罪。这次野蛮的镇压，使数以百计的农民惨遭杀戮，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或遁入深山，不少村寨被洗劫或被焚毁。1940年，当局将原石阡县属的鹭溪沟约200余户划归岑巩县属，而岑巩县的区长、乡长、警卫干事、自卫队长一干人等，原来就因鱼肉乡里而与鹭溪沟的民众结下很深的怨仇。当局不顾民情强行划拨之举，激起了鹭溪沟农民长达数年的抗编事件，群众从“空室清野，作消极抵抗”，发展到杀猪盟誓“作敌对姿式”，撕毁“劝导就编之布告，张贴反对岑巩县政府之标语”，最后竟至武装袭击龙楼乡军警，杀死保警兵，武装抗编。岑巩县长率领该县保警队及乡兵前往镇压，致使鹭溪沟受害之惨状不忍目睹。利诱威逼直至武装镇压，均不能使鹭溪沟民众就范，贵州省政府只好采取折中办法，于1943年10月将鹭溪沟两保划归特设的“黄平庄办事处”管辖，以求得事件平息。在此前后，类似鹭溪沟抗编事件的，由于“全省调整行政区域，案件何止数十百起”。1940年秋，省政府在清水江流域设立河防指挥所于台江施洞口，以刘伯龙为指挥。刘伯龙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笼络炉山旁海地方苗族武装，任命其首领王朗轩为少将副指挥，又封镇远的潘致祥、台拱的邰秀中为上校大队长，并给这些苗族地方武装配发枪支。由于刘伯龙百般欺凌少数民族，王朗轩等人对刘滋生不满。刘害怕这些苗族武装反抗，于1942年1月18日以铲烟为名，在施洞开会，召王朗轩、潘致祥、邰秀中等人率队出席，乘机将王朗轩等人及其随从共100余人枪杀于施洞河坝。国民党贵州省当局执行国民政府战时国内政策中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其片面抗战路线和积极反G、反人民的政策，引起民怨沸腾，加剧了农民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国民党贵州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导致黔东大规模民众抗暴的原因是：（一）贪官污吏“以官府为护符”，“视人民为鱼肉，苛罚滥派，无孔不入，敲骨吸髓，无微不至”；（二）乡、保人员，“或关津盘据，护送保商，或假借政令，横征暴敛，或明团明匪，无作不恶”；（三）反动军警“随时无故肆其虐民手段”，“凶狠如虎”；（四）农民群众“衣则鹑衣百结，褴褛不堪；食则藜藿惨淡，少米入室；住则荜门圭窦，仅足以蔽风雨，而尤以僻居山限之苗族甚焉。冬则冰天雪地……亦仅以谷草一束就寝，终其身不与被盖接触”；（五）贵州当局推行国民政府的战时要政中，“执行者于事先又未能尽量宣传，甚或不免行之操切或失平之处”，“藉着抗日大题目，随时拉兵拉夫，苛派粮款。一般苗夷人民在重重压迫剥削之下……为了生存，不能不起来和一般贪官污吏反抗”。“黔东事变”的猝发，与同善社的煽动有关。创立于清末的同善社，勾结各地各种帮会，组织各省“恩众”到四川训练神兵，“黔东事变”中的重要首领曾到重庆接受神兵训练。1940年，其在四川的总社被查封，其党徒辗转各地，在京沪间与伪汪政权勾结，秘密策动在国统区“收圆”（以暴动夺取政权）。1941年至1942年间，同善社与各地会道门、地方团练、土匪恶霸等勾结，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起暴动，致使后方十余省内民变蜂起。所有民变口号除了各地另加的内容外，共同的口号是“抗兵、抗粮、推翻国民政府”。同善社在贵州的势力，首推三穗、镇远、松桃，次为岑巩、黄平、江口、玉屏、施秉、台江各县。1942年10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吴鼎昌的电报称：“据报汉奸周佛海派同善社分子，经沅陵潜入湘西、黔东活动，阴谋组织暴动，破坏后方”。贵州省政府在“黔东事变”爆发之前，先后从鄂湘川黔边区清剿总指挥、镇远专员及玉屏、三穗等县县长处，获得同善社在湘黔边界秘密组织暴动的消息。1942年3月至4月间，同善社湖北号首李焕章等人先后两次到湘西洪江召集湘北、黔东各县同善社“恩职”人员，密议组织民众暴动，宣布成立“救国救民先行定国军”，任晃县吴宗尧为“第五路军司令”，命其在黔东组织暴动。7月3日，吴宗尧在晃县召集松桃、施秉、三穗、台江、镇远、江口、玉屏及湘西芷江等各路负责人开会，宣布成立“救国救民先行定国军第二军第五路司令部”，发布作战任务、计划、政策，编组军队，授予黑旗，布置分工联络等事。8月19日，石宝山在松桃上潮乡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元左翼军黔东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四处张贴告示，宣布起事。各路人马手执旗帜，先后攻占盘市、正大、平头、孟溪、孟觉、寨英等联保，运积谷，抢枪械，砍电线，劫邮差，断绝交通，民变队伍发展到四千多人。8月25日，石宝山率众二千余人，进攻松桃县城，未能克，各路队伍分别撤回原所在联保驻扎。8月23日，罗殿卿、马和林在玉屏县黄道乡杀猪祭旗，准备起事。由于叛徒告密，祭旗时遭当局伏兵攻击，起事未果。江口县严道修等人于8月23日在张家坡起事，攻占怒溪联保、桃映区公所、英寨联保后，开仓发粮，散给农民。石宝山的起事迅速被省保安三团及江防队、保警队镇压。多日激战后，起事队伍化整为零，隐散边远山寨待机再起。江口的起事队伍亦遭省保安处独立团一营的镇压而溃散。10月7日，施秉朱伯屏在家乡翁哨，聚集千余人，暗中成立“第五路前敌总指挥部”下设三路“指挥”，于11月2日，率众300余人乘夜攻击镇远文德关弹药库，失利后折回翁哨。11月15日，朱伯屏转攻石阡县城，强攻数番未能奏效，撤退途中被施秉县政府派兵追击，朱伯屏兵败，自缢身亡。1942年10月20日，吴宗尧以“第五路总司令”的名义在湖南晃县起事。23日，吴等率众千余人由东西两路攻占青溪。镇远县长请求师管区派兵一连，配合县保警队士兵共约三百余人，向青溪进击。吴宗尧等战败，撤向岑巩、玉屏及湘黔边界一带。11月1日，独立第一旅一个营和玉屏保警队共七百余人围攻吴部，双方伤亡惨重。吴率部转移江口、岑巩、玉屏边境一带，人心涣散，吴向当局自首。1942年10月28日，镇远杨树勋聚众千余，袭占松明乡，自称“奉天命起义，扶保真主”。镇远杨玉和率百余人攻占涌溪乡后，与杨树勋会合，歼灭县保警队一个分队。二杨率2000余人分三路进攻镇远。国民党军警宪特总兵力虽逾千，但民变武装攻势凌厉，攻占县政府，烧毁文件，打开监狱，释放在押人员。时三穗县保警一团驰援镇远，二杨知三穗空虚，联合报京、元兆等地民变队伍，于11月15日夜直扑三穗县城，一路攻掠，经过激战攻占三穗。民变队伍在三穗缴获步枪、手枪数十支，打开盐库和监狱，分盐给百姓，释放在押人员。镇远专员兼保安司令急令青溪、镇远保安团各一个大队火速回援三穗。二杨获悉后，在三穗与镇远交界的白鸡坡设伏，于11月9日、10日进行伏击，俘保安团官兵100余人，杀死杀伤数十人。白鸡坡之战，震惊全省，保安处长韩文焕率保安一、二、三团对杨树勋、杨玉和民变武装进行“清剿”，二杨且战且走，保安团沿途放火焚烧，滥杀无辜。1943年4月，杨树勋及其兄杨树清被当局诱捕后杀害，杨玉和被当局招降。1942年11月，雷山县人侯教之、陈信斋聚众千余人，在西江打出“救国救民第六军”旗号，直抵台江城下，架梯攻城。台江保警分队长杨光文作内应打开城门，侯部蜂拥而入，在捣毁县政府，释放监狱在押人员后复撤出县城。11月25日，侯教之联合清江邰胜江，再次攻破台江县城，全歼保安三团一个大队。11月28日，侯、邰率部五千余人进攻剑河，破城后开监放人，发放库盐、库粮给百姓，宣布成立“湘黔边区民团自卫总指挥部”。12月上旬，省保安团4个大队，从镇远向台江、剑河“清剿”，邰胜江与侯教之等部，在剑河、台江、三穗、镇远、施秉五县交界地域与保安团队周旋。在邰胜江与保安团队激战时，省保安处长韩文焕急调保安二、三团各两个大队前往西江“清剿”侯教之部。保安团占领西江后，放火焚烧民房，五百余户人家的西江大寨成了一片火烬。侯率部众与保安团激战七昼夜。邰胜江又乘机攻占台江县城以策应侯部，周旋至年底，侯部转入雷公山丛林。1943年元旦，邰胜江部再克剑河县城，占据13天之久，国民党当局派陆军199师入黔“助剿”，保安团亦组编两个纵队，一同进攻侯、邰所部，在台江、剑河县境将侯、邰击溃，邰胜江被招安后诱杀，侯教之隐入深山。从1942年春至1943年夏，黔东民变队伍上万人，一度攻克三穗、台江、剑河、镇远、青溪县城，席卷湘西黔东24县，全歼两个保安大队，杀死所到之县、区、乡的一些官吏，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国民党贵州当局先后动用4个保安团、1个陆军师、1个陆军旅，以及江防大队、税警团队，总兵力逾万，采取“剿”与“抚”两手，血洗十余个村寨，焚毁房屋上千栋，屠杀起事者和无辜群众上千人。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对正面战场发动了浙赣攻势，并加强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中共中央坚持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并将这一口号贯彻于自己的行动之中，以争取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正是在这种时候，大后方的民变蜂起，“黔东事变”更是引人注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于各地民变的情况均陆续向中共中央情报部作了电告，并认真进行了调查分析，强调抗战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必须巩固国内的团结，通过《新华日报》社论的形式，间接地对大后方的民变表示不支持、不幸灾乐祸的态度，并希望国民政府彻底转变其反G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从根本上消除民变产生的社会根源。1943年5月初，《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巩固的后方》、《巩固国内团结》两篇社论，指出要取得抗战胜利，要“有赖于巩固的后方，没有巩固的后方，就难有坚强的前线”，“谁个破坏了后方的秩序和安宁，谁就破坏了抗战，违背了民族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这就是给敌寇汉奸的挑拨阴谋和扰乱后方的阴谋诡计以可乘之机，在客观，也就有被汉奸利用的可能”，“要求大家警惕敌人的新阴谋，认清目前的严重局势，一切以抗战为前提，以胜利为依归，实行互让互助，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特别是需要政府在各种政策的拟定和实行上，多多照顾各地的情形，照顾各军的实况，照顾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同时，也要求各地方和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少作消极的批评，多作积极的帮助，多提供具体的意见，多想些实际的办法”。社论还分析了民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民变的办法。1943年6月21日，《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央情报部的电报》中，对发生于1942年各地民变情况的摘报，共计11项，其中有关“黔东事变”的就占了6项。周恩来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对民变之估计实乃抗战中不幸，亦由于抗战情绪低落、特务横行、经济困难、政治腐败等等所致。若此等情况不能有所改进，这种事件只有扩大，而且这多半是自发性的”。又说：“发动和组织民变的成份有会党、退伍军人（甚至干训团学生）、地方好事之流氓、少数民族等为首导集团。这些发动者，思想落后，易被迷信组织利用。但抗粮、抗兵役等口号，会把农民卷入进去。另一方面也有封建口号，故两种口号常纠绕在一道”。并指出：“国民党对民变，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官逼民反，除非对抗战能打胜仗，对民变政策有改革，才能把民乱压下去。否则，变乱虽一时被压制下去，亦必将此起彼伏，变乱不已”。最后说：“我们对此事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决不幸灾乐祸。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落后危险性，并指出政府处理不对。或今天有站在抗战立场上的真是反敌伪，我们也希望他们坚持抗战立场，只是要民主改革，决不反对政府。对友党、友军、地方，要告诉他们，对于民变要慎重处理”。《新华日报》上述两篇社论及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于“黔东事变”和类似的民变的基本立场，既指出了民变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敌伪利用民变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