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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至1933年春，蒋介石先后四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先后粉碎了这四次“围剿”，各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发展，红军队伍得到壮大。到1933年春，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取“碉堡挺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把红军严密地封锁包围起来，从四面向根据地压缩。党中央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最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全面出击；继而实行防卫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丧师失地；到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共计8.6万余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打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中央军和赣、湘、粤、桂等省地方军阀沿途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一路上浴血奋战，付出惨重代价。1934年12月，红军到达湘黔边境时，仅剩三万多人。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左”倾路线领导人仍然坚持继续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西入贵州、甩掉敌人重兵包围、扭转战局、争取主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早就开始酝酿了，在行军途中他就同王稼祥等交换过意见，经过多次交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应召开会议，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进入湘桂边龙胜与通道一带地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就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作战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左”倾路线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他们认为“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则认为“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挥师西进，在贵州整训部队，并研究今后红军的行动方向。这一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会议使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第一次遭到动摇，因当时军情紧急，会议来不及对红军进入贵州后的具体行动方向进行充分的设想和讨论，博古仍把这个决定看成是一个迂回的绕道步骤，并未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尽管这样，这次会议仍使红军脱离了险境，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也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否定。【关于“通道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近几年来，在党史研究中，这个问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仍有一定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会议是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或城外一户农民家里举行的；一种看法认为，中央领导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未进县城，会议是12月8-10日间在龙胜与通道两县间的一个村子里举行的。关于会议的名称，亦有学者认为应是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军分两路入黔。14日晨，红军在黎平县潭溪击溃了黔军周芳仁旅的一个团，下午进占黎平县城。次日，又主动出击，打败了驻守锦屏的周旅另一个团及县民团，俘敌百余人，黔军溃退清水江西岸，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署的黎锦防线完全崩溃。12月16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候补委员王稼祥、凯丰（何克全）、邓发，此外，李德、刘伯承、李富春等列席了会议。其他委员因在军中，未能赶到黎平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博古和李德仍顽固坚持去湘西，提出到黔东北迎击敌人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不能再往北走的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的意见，正式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西入贵州后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方案首先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几次发言批评李德的错误观点，博古多次争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未获得与会者的支持。最后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中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在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934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向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决议的内容，指示红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牵制湘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出击，吸引川军向北，配合中央红军进入川黔边区。中央红军在黎平还整编了部队，将八军团并入五军团，中央纵队的后备部队和后勤人员亦都充实到野战部队。此外，中央还责成中革军委制定各阶段军事行动计划，要求书记处和政治部加强思想工作，做好民族工作，宣传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一系列政策，动员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和支援红军，以保证《决议》的实行。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具有深远的意义。黎平会议后红军挥戈西指，向黔北挺进，一路斩关夺隘，横扫黔敌，突破了王家烈的清水江河防，连克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城，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红军入黔后，蒋介石急忙调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军防堵。为了趁敌在黔东南合围未形成之前，争取时间，突破乌江，党中央政治局指示红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红军将士一路所向披靡，摧毁沿途碉堡，大军于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抵乌江南岸各渡口，积极作好渡江的准备。这时，敌人的几支部队也向红军迫近，并在乌江北岸加强河防。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离乌江岸边不远的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制定的战略行动方针，再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为红军行动的指导思想，为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争取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和取得乌江战役的胜利取得了保证。猴场会议决定中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即是说红军的军事行动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从而把军事指挥权从李德手中转移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手中。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扼险堵截。王家烈同侯之担、犹国才制定了黔军的布防计划：确定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犹任东路左翼指挥，率三个团及特科两个营布防于福泉、瓮安一线；乌江以北及江防全线由侯之担部负责，侯还兼任“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王家烈率两个师负责东路右翼开阳至贵阳一线，视情况的发展，相机推进。侯之担为了保住独霸黔北的地位，决心阻止红军渡江。乌江由西南向东北蜿蜒横贯全省，把全省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是遵义、桐梓南面的天然屏障，乌江渡口自茶山关起，有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十余处。侯之担下令烧毁了沿岸的民房和所有船只，在乌江河防线上布置了五六个团的兵力，加上王、犹左右翼的防线，自以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1934年12月30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向各军团下达渡江作战任务。红军各路大军于12月31日至1月1日按命令到达指定地区，积极作好渡江准备。红军总政治部还对各兵团作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针对白军不同情况（如白军中少数民族士兵多，既受阶级压迫又受民族压迫，士兵生活恶化，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等特点），采取不同的宣传方法，如火线喊话及散发宣传品等，把政治攻心深入到白军士兵中去，使之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1935年1月1日下午，遵照朱德发布的渡江命令，红二师师长陈光率第四团为前卫，通过火力侦察，发现黔军已在北岸渡口配备有强大的火力并构成了工事，居高临下，从老渡口强渡是不可能的。而新渡口则有一条极小的傍山羊肠小道通往老渡口大道，因该处是悬崖陡壁，江岸无沙滩，敌人自恃有地形优势，扼险固守，配备兵力较少，是渡江较有利的地方。红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制定了佯攻老渡口大道、主攻新渡口小路的作战方案。部队迅速搬运架桥材料到渡口附近，工兵连夜赶制竹筏，为强渡作好准备。1935年1月2日上午，佯攻老渡口的战斗开始，对新渡口进行强渡，但未能成功。当晚，第四团一营在新渡口分乘3只双层竹筏，组织偷渡。其中一只竹筏偷渡成功，红军到达北岸后，在江边石崖下隐蔽下来。1月3日上午，第四团再次组织强渡，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18名战士分乘3只竹筏，奋力向北岸划去。当3只竹筏划到江心时，潜伏在对岸山脚下的几名战士一跃而出，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敌人前哨阵地突然袭击。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顿时一片混乱。3只竹筏到达了北岸，过江的18位战士在潜伏战士的配合下，消灭了这股敌人，夺取了滩头阵地。紧接着，红军的几十只竹筏划过了江。已经过江的红军第四团一营多次击退敌人的反扑，红军工兵连冒着敌人的炮火，用空煤油桶和农民支援的门板、木料火速架桥。经过36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浮桥终于架成。红二师和军委纵队浩浩荡荡从浮桥上通过。红军一上岸，就立即大举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敌河防工事，敌人争相逃命。红军于1月3日下午进驻猪场。红一军团第一师在大乌江渡口回龙场也组织了强渡，经过两次试渡，红军小分队终于登上对岸。在火力的掩护下，后续部队以竹排渡江成功，占领了登岸口，向敌人发起反击，迅速占领了敌人北岸阵地。工兵连用竹排架桥，至午夜，浮桥搭成。1月3日，红一师过江，乘胜追击，全歼黔军第八团两个营，俘敌150余人，残敌狼狈地向遵义、桐梓方向逃窜。红军追至新隆场，进占湄潭。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茶山关、岩坑等地击溃敌军，先遣部队用棕绳、门板、木头、竹排搭好浮桥。1月4日大军开始过江，6日军团全部过完乌江，战士们一上岸，就迅速追歼来增援之敌。红四师进抵桃子台、大塘口；红五师进占刀靶水、三合，控制了贵阳至遵义的要道。紧接着，又进占遵义县尚稽镇。红军跨过乌江后，分别向预定的地域挺进。红一军团从湄潭经虾子场、老蒲场到达遵义附近的礼仪坝；红三军团进至懒板凳（南白镇）；红一军团二师过江后，沿通往遵义的大道，进逼遵义。三支红军对遵义形成半包围之势。坐镇遵义指挥江防的第25军副军长侯之担只身逃跑，驻守江界河一带的第3旅旅长林秀生率部逃往遵义。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部署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夺取遵义。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红六团冒雨从团溪出发，途中发现距遵义城30华里的三木坳据点有黔军一个营尚未撤退，遂分两路包围，将其全歼，俘200余人。从俘虏口中得知遵义守备情况，决定智取。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3个步兵连和军团直属侦察连化装成黔军，由俘虏带路，迅速抵达遵义城南门，让俘虏连长喊话，诈开城门，红军冲上城楼，将敌消灭，于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随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进驻遵义。红军总政治部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于1月8日发布了《关于进入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表明了中央红军到遵义的目的和政治主张：一是红军要在此地区坚决“消灭卖国贼蒋介石主力”，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和民团；二是“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三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贫民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在八项注意中，表明了红军和白军有本质的不同，使遵义各族人民认识红军、拥护红军、参加红军，反对共同的敌人。红军各部进驻遵义城后，得到了遵义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这时，驻守黔北的黔军侯之担部还拥有兵力八个团，约万余人，割据黔北和川南十余个县。红军攻占遵义后，侯之担率其余部退守桐梓，命从乌江防线溃退下来的林秀生旅扼守娄山关，从川南赶来桐梓的侯之玺部增援娄山关，防堵红军北进。王家烈为了增援黔北，命犹国才、何知重、柏辉章、魏金镛等各师向遵义推进，扬言要“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决心与红军顽抗。为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安全，巩固遵义，建立黔北防御，军委命令红二师第四团率部追歼向北逃窜的侯部溃敌，夺取娄山关，进占桐梓县，防御川敌进犯。娄山关又名太平关，位于黔北大娄山山脉主峰笋子山侧，海拔1400多米，关南是遵义，关北是桐梓，为黔北门户。娄山关高山峻岭，地势险要，历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敌人控制了娄山关，居高临下，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红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强攻，一路从东侧小道侧面抄袭，对敌实行前后夹攻。1月9日，红军向敌人发起总攻，关上守敌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红军胜利攻占娄山关。红四团战士乘胜猛追，经南溪口、红花园，直抵桐梓县城。此时，红军抄袭部队已克桐梓，与红四团会合。为了确保遵义北面防御，红军再兵分两路追歼逃敌。红军一路于11日晨进占松坎，川敌见形势不妙，也从酒店垭逃跑。另一路追敌至滥坝子、煤溪河一带，敌继续逃窜。红军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侯之担被迫逃往重庆，向刘湘求援。蒋介石以侯之担“迭失要隘”“临阵逃脱”，将他扣押查办，其残部被蒋收编，调往川北。在红军占领娄山关、桐梓后，红一师与红十团亦进驻桐梓、新站、松坎等地，与红二师组成遵义北面的防御，和红五军团在乌江一线的南面防御相呼应。南北防御的建立，对巩固遵义安全，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5年1月8日，刘伯承率队到遵义，中革军委任命他为遵义市警备司令。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到遵义，当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红军战士高唱战歌列队入城，遵义人民手执三角小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大街小巷响起震耳的鞭炮声和欢呼声。毛泽东还向欢迎的群众作了简短的讲话，阐明红军是工农群众的子弟兵，是来为贵州干人解除痛苦的。红军进占遵义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举世闻名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开始时，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他又力图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和解释。报告中把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指出，正是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的讲话赢得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批判和提出的各项军事主张，也就自然成为会议决议的基础。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也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扩大会议还对博古、李德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等方面进行了批评。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8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立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名城。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仍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形势。蒋介石为了围歼中央红军，纠集西南地方实力派，拼凑了180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黔北扑来，对红军采取包围态势，妄图“聚而歼之”。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在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精神振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决定在敌人的合围未形成以前，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挥师北上。于26日至29日进行了土城战役（包括黄陂洞、复兴场和青杠坡等战斗），与4个旅的川军激战3天，由于地形条件不利，川敌人数占优势，红军虽然给敌军以重创，但自身损失也重，不得不撤出战斗。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但这时川敌已用12个旅的重兵布防长江，阻拦红军前进的路。云南龙云恐红军入滇，连电孙渡向镇雄、大湾子一线堵截。![]()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命令红军避实击虚，迅速脱离川、滇敌人，向敌人力量空虚的扎西（今威信）集结，把敌人甩在后面。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训，完成了部队的整编和机关的精简，全军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并扩大红军三千多人，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这时，蒋介石得到了中央红军召开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新负责指挥红军的情报，立刻对兵力部署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何键为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集中湘军力量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攻，其任务是阻止红二、六军团入川黔策应中央红军，并堵截红一方面军入湘西；以龙云为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中央红军的追堵；以朱绍良为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在贵州对付中央红军的二路军作战序列也作调整，共编为七个纵队。此外，还有桂军六个团；上官云相部十个团；鄂军徐源泉部九个团，分别在黔南及乌江下游活动。部署确定后，蒋介石令滇军赶往镇雄堵截，川军汇集川南防线，黔军重占遵义地区，周浑元率蒋军疯狂地向扎西地区扑来。在敌军奔集而至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总观全局，审时度势，决定停止向川南发展，改在滇、川、黔三省边区建立根据地。2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订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发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蒋介石错误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将主力调到扎西方向，使敌军营垒中最薄弱的一股黔军暴露在红军面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战机，令红军挥戈东指，出其不意，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以歼灭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表明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2月18日至20日，红军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返黔北。这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慌忙命令王家烈亲率所部在綦江、桐梓一线堵截。蒋介石唯恐黔军力量单薄，遵义有失，又急电薛岳，派吴奇伟率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和九十三师唐云山部火速北渡乌江，驰援遵义，以坚守遵义和娄山关地区；同时，令周浑元部向遵义靠拢；令集结川黔边的上官云相部驰援桐梓；令刘湘督饬郭勋祺部尾追红军，以迟滞红军行动；严令何键注意黔东防务，再令王东原、李云杰、陈光中各部在限期内赶赴乌江东岸防堵，以阻止红军东移入湘。然而，蒋介石及王家烈部署尚未就绪，红一、三军团前锋已进抵桐梓，发动了凌厉的攻势，消灭了两连守敌，于2月25日晨重占桐梓。并在彭德怀、杨尚昆的率领下，以三军团第十三团主攻娄山关，一军团第一团向娄山关以东之石炭关迂回，其余各部队跟随前锋向娄山关进发。红十三团是江西苏区反“围剿”中赫赫有名的英雄团队，该团奉命由桐梓向娄山关疾进，2月25日下午在关北红花园与正向北推进的黔军第六团遭遇，当即将其击溃。黔军第六团退守娄山关，负隅顽抗。彭德怀、杨尚昆率一、三军团主力进抵娄山关关脚后，采取正面进攻与两翼包抄迂回的战术，由谢嵩、彭雪枫率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担任主攻；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一团直插敌后，截断板桥镇和遵义的联系，断敌退路，围歼敌人。此外，还布置了第二梯队。26日拂晓，红军开始猛攻关口。经过正面强攻、侧翼偷袭，占领了娄山关制高点——点灯山，关口完全暴露在红军眼前。敌我双方在关口与点灯山间反复拼杀，形成拉锯战。为增援高地红军，彭德怀军团长命红十二团上关，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鏖战至下午4时，红军组织火力掩护，向敌人猛打猛冲过去，连续攻占了10多个山头，敌不支溃退下山，红军乘胜直捣黑神庙，守敌弃关逃走。午后8时，娄山关被红军再次占领。抄袭敌后的红军，在牛王屯、小箐与敌十五团遭遇，歼敌过半，残敌溃逃。红军取得了娄山关之战的重大胜利。红军攻占娄山关，敲开了遵义的北大门，使遵义无险可守，从而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1935年2月25日，王家烈奉蒋介石电令，率队由贵阳赶到遵义“督战”，并向薛岳电告求援，蒋介石亦电令薛岳“务必确保遵义”。薛岳乃令吴奇伟率五十九和九十三两师火速北渡乌江，增援遵义；同时，又令周浑元率部向遵义靠拢，相机配合。2月26日，五十九师首先渡江，当晚到达乌江北岸懒板凳，次日，继续向北推进至忠庄铺待命。吴奇伟率九十三师亦于27日下午抵达忠庄铺。2月27日拂晓，红一、三军团由板桥向南疾进，沿公路追敌至遵义城北董公祠、飞来石一带，与前来阻击的黔军展开激战。王家烈为了确保遵义，亲自与犹国才到凤朝门外督战。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黔军伤亡惨重。虽经王家烈一再督战，黔军仍纷纷向西边溃退。王家烈被迫下令一、五、六团退入遵义城垣护城，令娄山关败将刘鹤鸣指挥守城，令第八团殿后，掩护溃退。红一、三军团进抵遵义城外，立即对遵义新城展开进攻，攻城战不到一时，即占新城，控制凤凰山、小龙山及湘江的跳蹬河至洗马滩一线，与老城之敌隔河相峙。为了迅速攻下老城，以便歼灭增援黔敌的国民党军，三军团参谋长邓平亲自带领干部，冒着敌人的枪弹，迫近到老城小龙山西北麓侦察敌情，不幸被北门外守敌冷枪击中，壮烈牺牲。邓平（1909-1935年），四川富顺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是彭德怀军团长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更加激励了红军战士的战斗意志，守城之敌大部被歼，少数溃敌于午夜向城西桃溪寺逃窜，红军终于在蒋军未赶到之前占领了遵义。1935年2月28日凌晨，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迅速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老鸦山、红花冈、插旗山、碧云峰一线的山间，构筑防御阵地；红一军团第三团和三军团第十一团奉命分别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敌人；三军团第十二团向遵贵公路以西迂回，准备向敌侧背进攻，以配合正面防守部队，歼灭向老鸦山、红花冈一线进攻之敌。红花冈、老鸦山耸立在遵义老城西南面，地势险要，为老城屏障，2月28日上午10时，蒋军开始向红花冈、老鸦山诸高地进攻，敌人的多次进攻皆被红军击退，红花冈阵地岿然不动。进攻老鸦山、插旗山之敌，在敌师长韩汉英的督领下，集中一个师炮火，轰击老鸦山主峰，掩护敌军前进。敌人还派了两架飞机轮番向阵地轰炸，老鸦山制高点一度被敌人占领，形势危急。彭德怀军团长立刻命令红十一团从老鸦山东侧配合红十团向敌进攻，红十二团与红十三团从左翼包围山上敌人。这时，陈赓、宋任穷率领的红色干部团（由各部抽调的连排干部组成）赶到，配合三军团一起进攻。红一军团也派出一个团迂回到插旗山敌后，断敌退路，老鸦山主峰重新回到红军手中。正当敌人主力被吸引在红花冈、老鸦山之际，红一军团组成一尖刀突击队分成两路，一路绕道甘堰塘、南宫山，向敌后指挥所迂回奔袭；另一路由官田垭抄公路直趋敌指挥所，前后夹击敌人指挥中枢。同时，红军又向敌薄弱的黔军阵地猛攻，致使黔军阵地全线动摇。吴奇伟见大势已去，于黄昏前被迫下了撤退令，仓皇向贵阳逃窜。王家烈见势不妙，也仓皇率领手枪排向金沙方向逃走。下午6时，敌九十三师全部及五十九师一部已被红军完全击溃，残敌向懒板凳、鸭溪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立即命令第二师全部及第一师两个团沿遵贵公路追击，并命令追击部队“不顾任何疲劳地拼命猛追，直到乌江河边，将敌完全歼灭”。接着，红军总司令部也命令一、三军团乘胜直追，扩大战果。1935年3月1日，红一、三军团沿着遵贵公路穷追猛打，吴奇伟听到红军的追击枪声，急忙由卫士挟着奔向乌江索桥，抢先渡过乌江，聚集在山脚河谷的败兵们见吴已过江，都拥向桥头。正当败兵渡河之际，红军赶到，吴奇伟为了不被活捉，下令砍断桥索，正过桥的敌人连桥带人掉进滚滚的急流中，没逃过江的1300多败兵，只得向红军缴械投降。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打击了敌人，振奋了人心，鼓舞了红军，为摆脱敌人，为整个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带全局性的大胜仗，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的遵义惨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3月3日，蒋下令徐源泉、何键、吴奇伟部及黔军、民团防守乌江一线，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5日又令周浑元纵队在长干山、坛厂一线筑碉防守；令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镇西卫、修文、息烽、刀靶水等地；王家烈部在金沙筑碉警备；孙渡纵队在黔西北以东防堵，修筑碉堡并加强江面封锁；令郭勋祺、上官云相两部到桐梓、遵义间筑碉并向遵义推进；令刘湘加强长江防线，并派部队至叙永、赤水、古蔺地区筑碉封锁。企图用碉堡政策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以南守北攻的战法，“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粉碎蒋介石的“围攻”，红军的部署也跟随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溪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发布了《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命令，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而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则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袭击西进遵义、仁怀路上的周浑元部，寻机歼敌。13日，中革军委电示各野战军，指明红军的战略方针：我野战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中一部。3月15日，军委决定进攻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周敌固守，未能歼灭。薛岳见红军主力出动，判断红军西进无疑，乃令吴奇伟率九十师增援。蒋还调川黔各军向鲁班场靠近，拟将红军“聚歼”于赤水河东岸之鲁班场及其附近。调动川黔各军的目的既已达到，中革军委遂命令红军撤出战斗，脱离鲁班场，乘夜分别向茅台、仁怀、铁厂等地域转移。![]()
3月10-17日，红军从茅台上中下三个渡口三渡赤水河，使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鲁班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中央红军出敌不意，三渡赤水河，返回川南，使在重庆的蒋介石如堕五里雾中。红军为了将敌人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挥师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使蒋介石作出误判。3月下旬，各路敌军的布署也大致完成，乌江南岸各渡口，北岸的大定、黔西、金沙、仁怀、遵义、桐梓及长江以南地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碉堡线。蒋介石的目的是使红军不能再回赤水河以东，企图再度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川南江门、叙永、赤水河镇以东及沿赤水河流域以西的古蔺地区。正当蒋介石纠集各路军阀部队向川南奔集，中央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叙永、古蔺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使敌作出“红军企图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的错误判断，急令川军郭勋祺部往古蔺方面追赶。蒋介石电令各路部队齐头并进，向红军围拢过来。红军调敌军入川南的目的达到后，中革军委当即决定，出敌不备，迅速折而向东，再次重返贵州。![]()
1935年3月21-22日，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渡口四渡赤水河，把敌军全部抛在赤水河西岸及其以西地区。红军四渡赤水，完全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蒋介石于3月24日偕同宋美龄及其幕僚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指挥“围剿”红军。红军四渡赤水之后，留下九军团在黔北地区迷惑牵制敌人，大部队分两路进抵乌江北岸。3月底，全军分别由梯子岩、大塘河、江口等处架设浮桥，顺利渡过乌江，开辟了西进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4月初，红军分数路迅速南下，以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在开阳、瓮安之间的清水河上架桥，佯作准备去湘西的姿态，主力部队则急趋息烽、扎佐，威逼贵阳，并以一个团佯攻龙里县城，掩护主力南移。红军的行动又一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时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已被红军吸引到乌江以北，贵阳只有郭思演九十九师所辖四个团的兵力。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攻占贵阳，急忙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负责城防任务，限他在3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要他派400人的别动队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盘查出入贵阳的“可疑之人”。蒋介石还下令派精兵把守清镇机场，并令王天锡挑选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好马、小轿和便服，选身强力壮的轿夫到行营前听用，以便在危急时从空中逃跑，并连连急电滇军孙渡部来贵阳“保驾”。同时，又分别命令湘桂军各部协同行动，阻挡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据守在滇黔边境的滇军是红军西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毛泽东在部署这次作战行动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蒋介石果然将滇军调离滇黔边，为红军西进云南腾开了道路。滇军孙渡纵队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赶到贵阳后，蒋介石这才安定下来。蒋介石见红军主力向黄平、施秉移动，又令孙渡率滇军继续东追，使其更加远离云南。正当各路敌军纷纷向黔东开进时，红军主力却从容地从贵阳至龙里间的湘黔公路上穿过。在谷脚的红军遇到追赶红军的孙渡乘坐的指挥车，立即开火，孙的警卫一死三伤，孙亦险些丧命，滇军这时已被截成数段，孙渡乃收缩部队，以观态势。谷脚遭遇战后，红军绕过贵阳东面，于4月10-13日连克惠水、长寨、广顺，经黔南抵达北盘江。盘江流域原是犹国才部防守，当时在百层河渡口驻扎防守的是犹军一个营，慑于红军声威，这股敌人派人与红军谈判，表示愿意让道，地方民团也仿效办理。红军顺利通过了北盘江地区，长驱直入云南，滇军主力陷在贵州腹地，回援不及。红军日行百余里，所向披靡，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城。在由曲靖向马龙前进途中，军委纵队拦击了龙云派往薛岳处的3辆卡车，内有云南军用地图、白药、火腿、普洱名茶等，都成为红军的战利品，特别是云南军用地图对红军在云南的行动提供了方便。随后，红军派出一部佯攻昆明，迫使龙云急调附近各县民团到昆明守城，使金沙江防务空虚。红军对昆明虚晃一枪，调头北上，直指金沙江边。5月3-9日，红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从皎平渡过了金沙江，三军团第十一团从洪门渡过江。原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在完成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西进的任务之后，由黔西北进入滇东北，经宣威、会泽，在树节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蒋介石和西南军阀4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牵着蒋介石的鼻子打转，在广阔的战场和流动不定的战线上，在敌重兵间隙中穿插，纵横驰聘于黔滇川的万水千山之间，忽南忽北，声东击西，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灵活机动，行动自如，完全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大量地消灭了敌人。在四渡赤水的战斗中，中央红军进行了大小40余次战斗，共歼敌18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枪数千支，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状态，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区的反革命计划，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杰出军事思想与军事指挥艺术。（作者：顾大全、熊宗仁、吴廷述、杜黔）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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