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和“应变”计划
文摘
2024-11-20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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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从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措施，以加强国民党当局对贵州的统治。在政治统治方面，主要措施有：一是调整机构，撤换人员，加强训练，以适应统治的需要。1945年3月，成立了贵州省政府人事室。后来扩大编制，于1946年4月1日改设为贵州省政府人事处，管理、监督全省的公务人员。在改组人事机构后，首先加强了对县长及县佐治人员的选用。其条件在政治上必须死心塌地反G，政治可靠，对国民党的一套统治权术必须运用自如；学历上规定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年龄上要求在30岁至40岁之间。1945年3月贵州省政府成立了贵州省县长检定委员会，制定县长检定办法，将合格人员分别登记，遇缺任用。1946年又筹办了第一届县政班，调训现任县长和工作人员。1947年开办第二期县政班。毕业后，县长仍回原任，工作人员遇缺后补用。1946年底，省政府决定对全省各级公务员进行总考核，优秀者予以嘉奖，合格者留用，不及格者免职。县长考核则为每年度一次，奖惩分为记大功、记功、嘉奖、记大过、记过、申诫6个等次。1947年9月1日，还在贵阳举行了县长考试。通过这些方法，挑选了一批死心蹋地为国民党效劳的行政人员。与此同时，1946年开始训练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除调训现职人员外，还考选部分高、初中毕业生接受训练。贵州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先后开办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合作、社会、警务、会计、统计、农林、土木工程、土地测量、土地登记、县政、税务等班，调训一千多人。1945年4月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裁撤，原贵州省政府、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联合视察室改为省政府秘书处视察室，于1946年2月成立贵州省政府直辖区行政督导室，负责省政府直属区贵筑、安顺、惠水、龙里、贵定、麻江、平越、瓮安、开阳、息烽、修文、清镇、平坝、长顺等14个县的行政督导。加强了设计考核委员会，会内除设计、考核、工作竞赛3个组外，又增设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兵役、卫生、合作、保警、社会、计政等10个专门委员会，以研究实际问题供施政选择，增设了省级新闻处。1946年、1947年两次对县级机构进行调整。1946年上半年，各县均成立了参议会。4月，贵州省参议会正式成立，平刚为省参议会议长。1948年4月，蒋介石以谷正伦取代杨森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贵州省保安司令（后来又兼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1890-1953年），字纪常，贵州安顺人。191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黔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在“五旅纷争”失败后离开贵州，后来成为蒋介石非嫡系中一员十分得宠的反G干将。他长期担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又创立宪兵部队并任首任司令，是蒋介石集团“御林军”的首脑。抗日战争中，他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替蒋介石坐镇甘肃，监视和防范陕甘宁边区】二是实行恐怖统治。1945年6月，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成立。保安司令由杨森兼任，下辖6个保安团，2个大队，1个通讯大队，共有官兵8686人。到1946年6月，保安团队改编为4个总队，1个步兵独立大队。1947年3月，又增编了第5总队。1948年初，建立了地方武装三级体制：在保安司令部中增设了警保处，将保安部队改编为8个保安团，有官兵近2万人；健全保警队，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统辖指挥；利用各县地主武装，组成各县民卫队，由各县县长统一指挥。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充内战的武装力量，从1946年9月起，下令在各地抽丁抓兵，弄得人心惶惶。仅1946年，贵州征兵就达15000多名。加强军统和中统特务机关的力量，省内特务横行，人民群众稍有不满，即被逮捕、关押。黔特会为关押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设置了一些秘密监狱，贵阳鸭子塘特种监狱即为其中之一，该监狱的公开名称是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战时青年招待所。国民党贵州统治当局还采取一些措施，以防范和镇压GCD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同时也对人民群众实行严格的控制。1946年2月成立了“贵阳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企图利用该组织来遏制人民民主运动。在贵阳市经常突击戒严，清查户口，加强对公共场所的管制，扩大了警察编制，并规定各级机关职员实行三人联保连坐，由机关各级行政长官出具切结，“呈府备查”。1947年9月，在贵阳成立“剿匪宣传总动员委员会”，以“协助政府早日戡平匪乱”。1948年1月，决定在寒假期间各中心学校组织反G宣传队，深入村寨，进行反G宣传。各中学每周作2至3次“戡乱动员讲演”，并对学生“严加训导，勿使行动越轨”。还要求各县成立“各界戡乱动员会”，召集各职业团体举行座谈会，加强“戡乱”思想灌输。各报社加强反G宣传，实行舆论一律，进行“文化围剿”。1948年3月，在贵阳市强化保甲组织，对保甲长施以特别训练，并成立了“贵阳市除奸防匪运动委员会”。1948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在城乡清查人口，逮捕审讯可疑人员。1949年1月宣布全省戒严，禁止集合、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严查入境的各种交通工具、旅客、私人住宅等，严禁各种进步书刊入境，在思想方面实行严格的钳制。这些措施，使贵州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三是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杨森一贯支持蒋介石所宣扬的民族歧视观点和民族同化政策。他在为贵州省边胞文化促进会主办的《边铎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武断地宣称，在“中华民国境内，只有一个国族（中华国族）”，从而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禁止使用各少数民族历来用作自称或他称的民族称谓，规定必须一律称作“边胞”。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蛮横地主张：“故凡吾国国人，必须在思想方面，确定一种信仰（即孔子大同学说，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行动方面，则为统一中华文字，推行中华国语，划一一种服装，以为由尚同以跻进大同之先声”。与此同时，全省禁止少数民族说自己的语言、穿本民族的服装。如违背命令，初则加以警告，继而进行罚款。杨森还动用保警官兵强行剪少数民族妇女的裙子、男人的长衫，强制改着汉装或短衣，并编写了《劝导黔民边胞改良服装住宅图说》一书，广为发行。1948年4月，谷正伦到贵州后，在军事方面撤换了保安副司令马守援，代之以他的安顺同乡、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韩文焕，掌握了全省武装力量。在省级行政方面，更换了秘书长和田粮处长，对专员、县长，或更换，或调动，全部换成了他的亲信。谷正伦还努力消弭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他向贵州政界提出“大家要团结，搞好地方事”的口号，采取了对三青团、朱家骅派、CC派及地方自治协会等各派系都加以笼络的策略，并推荐其安顺同乡黄国桢出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企图以此团结各派系，共同对付GCD及一切民主革命势力。国民党中央将在外地担任军职的贵州人调派回贵州。1949年1月，国防部命令原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陈铁回家乡遵义组建第八编练司令部，并担任司令，负责在贵州征集兵员成立部队。1949年初，蒋介石又委派原武汉行营战地视察组组长、别动总队队长、龙里人刘伯龙回贵州，组建第八十九军，将张涛所辖三二八师划归该军建制。与此同时，蒋介石命兴义人何绍周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四十九军军长。1949年4月，第六编练司令部改编为十九兵团，辖四十九、八十九两个军，何绍周任兵团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国民党中央紧急征召谷正伦飞往广州，要西南各省出钱出粮支撑国民党在大陆的残局，抵抗解放。谷返黔后，即策划和制订抵抗解放的措施和应变计划。谷正伦在毕节、贵阳等地，连续召开治安行政会议，提出以专员、县长为核心，组织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以对抗解放；并令省保安司令部在全省选定梵净山、白泥屯、龙头大山、雷公山等处作为“游击基地”，储备粮食弹药、通讯器材，为对抗解放作准备。6月，以谷正伦为主任的贵州绥靖公署正式成立。7月，白崇禧飞到贵阳清镇机场布防，以确保贵州成为他们西逃云南、逃窜出国的通道。谷正伦还积极要求拟出一套全省应变计划方案，布置省参议会、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保安司令部等分系统草拟应变计划，其名称各有不同，有的叫《救国纲领》《爱国纲领》，有的叫《自卫纲领》，有的叫《总体作战新政纲领》，7月初统一定名为《贵州省反G保民救国纲领》。1949年10月，由省参议会讨论通过。10月14日，又颁布了《贵州各县（市）空室清野办法》。这些纲领和办法的主旨是将党、政、军、特大权集中于谷正伦的统领导下，组织一支以谷正伦、韩文焕为指挥中心，以地方豪绅、封建武装为基本队伍的反G力量，以便解放到来时进行阻挠、破坏，解放后进行暴乱、骚扰。为达到这一目的，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政治方面加强地方官员职权，成立各级反G保民动员委员会。1949年7月15日，贵州省反G救国动员委员会成立，参加人员为省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其后，各县均成了动员委员会。8月19日，省动员委员会改称省反G保民动员委员会。成立动员委员会后，实行一元化领导下的战时体制。军事方面实行分片联防。全省军队、团警、丁壮统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指挥，并于1949年7月，将8个保安团合组为4个旅。到1949年9月，保安司令部下辖4个旅、7个独立营和1个直属警卫营，总计官兵21771人，并在各行政督察区成立军区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每两县或三县成立一个纵队，纵队长在保安团长、副司令、资历较深的县长，或地方豪绅中遴选产生，报谷正伦批准任命。县级成立民众自卫总队，县长任队长。各乡编常备分队，辖1-3个班，由乡长指挥。还成立了“贵州省自卫干部训练团”，训练游击骨干，由谷正伦任团长，韩文焕任教育长。参加受训者为专员、县长、县政府秘书、科长、警察局长、民卫队长、各保安团重要干部、县党部书记长和地方豪绅等，受训者1100多人，其中半数为保安团干部。因解放速度很快，训练计划被打断，参加这些训练的人员，后来多数成为解放初期叛匪的骨干。按照国民党贵州当局拟定的应变计划，各专署、县、市也提出相应的应变计划。贵阳市就提出要实行所谓“焦土抵抗”，即要求加紧征收自卫特捐，实行现金、重要物品、档案带光，带不走的烧光，彻底破坏自来水厂和电厂，疏散市民，最后烧毁贵阳。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司令于1949年7月16日签发了“民众组织实施办法”的训令，提出“拼命保命，毁家保家，破产保产”的口号，规定不分男女老幼都加以组编。还拟定了《自卫队对匪作战（游击战）指导之研究》，召开应变会议，成立“应变委员会”，组建“反G救国军防剿队”及潜伏的特务小组。遵义地区召开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负责人紧急会议，第四十军军长陈春霖还计划最后撤退时，在遵义实行“三光”政策，炸掉乌江大桥和川黔公路上的其他桥梁。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