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贵州的反G活动
文摘
2024-11-12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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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贵州的抗日救亡工作及秘密发展组织、筹备建立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团结进步人士特别是爱国青年学生等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中统贵州特务室通过邮检，以及拉拢引诱青年学生，威逼利诱进步学生组织中的不坚定分子，乃至迳派特务，伪装进步，打入进步团体，从不同的渠道掌握了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的一些线索及一些党员的情况及住址。1935年7月19日清晨，中统特务室获悉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将在万宝街开会的消息。当天上午11时至12时，中统特务室的反动军警同时在万宝街及省立师范围捕中共地下党员，埋伏守捕贵阳城里其他地方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先后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省工委委员刘茂隆及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这就是“七·一九”事件。林青、刘茂隆被判处死刑，8月中旬，刘茂隆在看守人员的协助下，越狱成功。9月14日，林青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七·一九”事件中，设在贵阳高家花园的省工委秘密机关及其他一些活动点并未受到破坏，贵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及时隐蔽下来。安顺、织金、毕节、遵义、凯里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在原黔军中的组织也未受到牵连。在此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工委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党员疏散或就地隐蔽，并暂时停止发展组织，使国民党彻底摧毁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阴谋未能实现。继贵阳“七·一九”大逮捕之后，1935年11月，贵州省党部特务室行动组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又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共抓了遵义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约20人。特务滥捕进步人士，激起了遵义民众的义愤，舆论大哗，紧接着罢课、罢市、游行示威等群众抗议活动震撼了全城，示威群众还涌入县党部，要求公开审讯被捕人员。遵义县党部迫于舆论压力，被迫由当地驻军、国民党司法机关、县别动队会同县党部，组成会审法庭。由于特务和县党部并没有拿到被捕者与中共联系的真凭实据，几度审讯，仍无法定罪，只得将其中的3人释放，而将其余的人解往重庆。1935年12月中旬，当北京“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贵州时，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为了响应北京学生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积极酝酿掀起反对国民党暴政，要求抗日的运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布置各校青年阵地社社员对学生进行严密监视，要求各校当局与省党部配合，制止学生集会游行，并作出全省各学校提前放寒假的决定，将学生尽快遣散回家，扼杀了正在酝酿中的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活动。之后，国民党为了防范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的活动，以加强各县党务为名，按各行政督察区分派特务为特派员，设立办事处，督导各县党务，并组织视察小组分别到安顺、遵义、铜仁、毕节、兴义等一些重点县视察，就地培训特务基层干部，发展特务组织，初步形成了遍布贵州全省的特务网。中共所领导的贵州省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在贵阳宣告成立以后，立即得到各中、小学校的响应，并分别在省立贵阳师范、贵阳女子师范、贵阳女中、贵阳高中、贵阳中学等校建立了学联支部。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贵州学联各支部由中共党员或由中共领导的读书会等进步组织的骨干担任领导，以国民党当局所承认的各校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开展活动。省学联还秘密编印《贵州学联》的油印刊物，刊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表《告同学书》，号召全省学生一致奋起，挽救民族的危亡，掀起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1938年春，国民党贵州当局组织寒假农村工作团赴农村从事抗日救亡宣传，贵州省学联事实上掌握了寒假工作团的领导权，并使工作团在农村的抗日宣传活动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收到超乎国民党当局所预想的成效。对此国民党贵州当局极为痛恨，于1938年2月19日，下令逮捕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负责人，并于21日逮捕中共省工委成员黄大陆、李策等人。由于中共贵州省工委和社会各界人士秘密和公开的营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等也出面交涉，国民党贵州当局被迫释放了其中的6人，对黄大陆、李策、王栻、严金甡等4人一直拒不释放，并于1941年1月将他们秘密杀害。这就是贵州历史上的“二·一九”学联事件。1938年4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派张益珊、凌毓俊等人到贵州来建立民先组织，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大力支持下，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以群众身份参加到民先贵阳部队中去。到1938年6月底，民先队员发展到三百余人，但国民党又指派特务学生，打入民先内部，了解情况，掌握动向。1938年7月23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要求全省一切组织与团体必须于8月1日前办理申请登记手续，否则将依法取缔。民先贵阳部队为了保持抗日救亡的合法权利，于限期到时将申请登记的名单交省党部，省党部不但不予登记，还令民先组织停止活动。民先组织于8月10日散发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部队全体队员为请求立案，争取公开告社会人士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省党部于8月13日在民众教育馆召集民先队员“训话”编队，随即下令逮捕学生三十多人。这便是贵州历史上的“八·一三”事件。国民党贵州当局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遭到各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邹韬奋据此写了题为《八一三贵阳青年的厄运》，刊登在《全民抗战》刊物上，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贵州当局于8月26日除将张益珊、凌毓俊二人继续扣押外，其余被捕的民先队员全部释放。张、凌二人于1941年1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在此之前，1938年7月，湄潭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50余人的学生工作团，步行前往贵阳，沿途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11月，湄潭中学当权者秉承国民党特务的旨意，将部分学生禁锢在学校内，不准他们外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查抄和没收了学生的进步书刊，高压手段激起了学生们更激烈的反抗。11月3日夜，学生冯开显等7人不顾校方禁令，翻越围墙到街上张贴抗议标语和抗日口号，国民党湄潭当局动用大批军警包围湄潭中学，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制造了湄潭“七人之狱”。为了营救这7名爱国青年，中共湄潭总支部以传单的形式发表宣言，指责国民党湄潭当局，要求释放爱国学生。重庆《新华日报》对此也发表消息，向全国揭露湄潭当局破坏抗战的行径。座落在息烽县城南六公里阳朗坝的息烽集中营，对外的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设立的一所秘密监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原先被军统局特务关押或被逮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也大多被囚禁在息烽集中营。除息烽集中营外，先后在县城和郊区设立了特务训练班、军委会特务第2团、中美合作所第10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无线电第2总台、巡察总队、军械被服库、军统局息烽财产保管委员会、军委会息烽办事处、军委会西南电训班等机构，在息烽玄天洞还驻扎有军统便衣队、宪兵队，麇集于息烽境内的军、警、宪、特人员最多时竟达15000多人。息烽集中营在监狱主任、军统局少将特务何子桢的指使下，军统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滥施酷刑，恣意摧残和疯狂屠杀。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抗议和国内进步舆论的揭露谴责，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手法，军统局局长戴笠撤掉何子桢，改派比何更狡诈狠毒的周养浩继任监狱主任。周根据蒋介石和戴笠的旨意，推行所谓“狱政改革”，实行“监狱劳动化”、“监狱学校化”。所谓“监狱劳动化”，就是用无休止的劳役折磨被囚者，为特务们敛财肥私效力；所谓“监狱学校化”，就是对被囚者采取思想“感化”和欺骗，灌输“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诱骗被囚者变节自首，力图把被囚者的思想统一到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之下。在采取“精神软化”的同时，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屠杀则采取秘密的方式。息烽集中营自成立到撤销近9年时间，先后关押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其他人员共计1200多人，其中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的600多人。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张露萍等革命先烈都曾在息烽度过了备受摧残的狱中生涯，他们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先后被特务秘密杀害。1939年4月，国民党秘密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颁布各省执行，据此，三民主义青年团贵州省支团部于1939年6月成立，各县的三青团组织亦先后建立，并将学校的青运工作移交三青团接管，一些中学组织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原青年阵地社之类的组织与成员统统进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并把持了学生自治会、纠察队等。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或县政府则派遣经过特务训练的军统特务分子到学校充任军训教官，借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与此同时，国民党贵州当局在全省各地掀起了取缔中共领导的或受中共影响的爱国团体的黑潮。如贵阳的“沙驼”剧社、“筑光音乐会”、“青光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平越的“八一三”书店、镇远的“新光”书店、遵义的“快读书店”、都匀的“匀阳音乐会”、贵定的“白刃社”、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等都先后被勒令解散，有些则被强行合并到国民党所控制的组织之中。《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也由于国民党贵州当局的种种刁难、破坏而被迫停止了全部工作。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被破坏。1941年2月，国民党贵州省当局奉命成立“贵州省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简称“黔特会”），按照国民党中央特会颁布的组织章程规定，吴鼎昌兼黔特会主席，吴因兼职太多，请黄宇人全权代理，于是黔特会便完全由省党部所操纵。黔特会下设主任秘书及副主任秘书各一人，分别由中统黔室主任、军统黔站站长兼任，下设情报行动组、宣传组、审讯组，一切日常往来文件之处理，暂由中统黔室代办。黔特会分别在五个行政督察专员区成立了专区的特会。国民党警、宪、特对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破坏和镇压，对贵州爱国进步势力的迫害摧残，大都由黔特会直接组织实施。1941年1月22日，黔特会指挥贵阳的军警特务数十人，突然包围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当时在站内工作的7人。同年2月，黔特会又直接组织特务军警查封贵阳读新、生活、自力三家进步书店，三家书店的经理均被逮捕。1942年，镇远县党部上报认为镇远师范学校学生肖绍鑫等六人有参与中共地下组织活动嫌疑，经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宇人批准将肖等六人逮捕押送贵阳，交黔特会审理。此外，破坏遵义浙大学生发动的“倒孔”运动、逮捕大夏大学进步女学生张诗隽等3人的事件，也都由黔特会主办。黔特会还对在皖南事变前后被国民党贵州当局所逮捕的“政治犯”进行审讯和血腥屠杀。当时，原有的保安处看守所、模范监狱已经容纳不下所逮捕的人，于是黔特会又新增设秘密监狱于贵阳后仓街屋顶花园和大井坎11号宅。黔特会设立在云南会馆内的“战时青年训导所”先后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共达100余人，大多数是贵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女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自黔特会成立前后近三年的时间，贵州全省被捕的中共党员、革命群众共达281人，被杀害于贵阳、湄潭、赤水、毕节、台江、黄平、遵义等地的中共党员、革命群众共63人。贵阳、黔西北、黔东南、黔北等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所遭受的镇压和损失尤为严重。1938年冬，蒋介石将囚禁于湖南沅陵的张学良和囚禁于湖南桃源的杨虎城分别迁入贵州。杨虎城先后被囚禁于军统设在息烽阳郎坝和玄天洞的集中营，1946年7月移往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张学良则先后被囚禁在修文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县刘育乡和桐梓县天门洞，到1947年春转移到台湾。为了防范原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将士营救张、杨，军统局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保安措施。张、杨两将军互不知道对方近在咫尺，看管他们的特务之间也不能有任何接触或互通消息，对外的封锁则更加严密。张、杨转囚于贵州后，军统局特别拨一部电台在修文，以便特务队直接同重庆方面联系。军事委员会还特意将一个特务团调至修文、息烽一带驻扎，加强集中营周围的警卫。1939年1月，派原99军军长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处长，以便掌握全省地方保安团队。不仅息烽、修文两县的县长都由军统特务担任，就连修文县保警大队副兼县大队队长也由军统特务担任。1942年，军统局将张学良转囚于开阳刘育乡，不仅县长由特务担任，连刘育乡乡长、副乡长也都由特务充任。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