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
文摘
2024-10-28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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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9月，袁世凯以给假养病为由，下令将被他视作“有才干，但有阴谋”的“危险人物”蔡锷调离云南，而以唐继尧补任云南都督。12月，唐继尧率领所部滇军退出贵州，返滇就任新职。同时，袁世凯下令贵州不再设都督，而以刘显世、戴戡分任贵州护军使和贵州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旋又将戴调京任以闲职，改派龙建章为贵州民政长（后改称巡按使）。这样，刘显世便凭其掌握军队的实力地位在实际上独揽了全省的统治权。随着刘显世的执掌大权，一个以刘显世为首的、以封建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军事割据集团开始形成。因为这个集团的首领刘显世是兴义人，其骨干又多来自兴义所在的黔西南地区，因此它在历史上便被称作“兴义系军阀集团”。自护国运动起，兴义军阀集团内部就逐步形成了以王文华为首的所谓“新派”集团与以刘显世为首的所谓“旧派”集团的对立。此后王文华成了黔军总司令，刘显世当上督军兼省长，争夺随权利而来，矛盾与时日俱增，终于造成刘、王两派的尖锐对立。“新派”乘“实业救国”的时尚，要打破“旧派”对贵州经济的一统天下，于是发生了1919年的“渝柳铁路借款案”。为修筑由重庆经贵阳至柳州的铁路，是否借款的问题，新旧两派发生尖锐矛盾，争执不休。11月26日夜，政务厅长陈廷策被人开枪行刺受伤。两天后，省议会“因审议历年决算案，出处不合，为数甚巨”，提出查办财政厅长案。12月1日，刘显世迫于压力，咨复省议会“从严查办”。财政厅长张协陆走投无路，次日服毒自杀。警察厅长李映雪受弹劾而下台，由“新派”的李雁宾暂代；陈廷策闭门养伤，由周鸿宾代理其职；财政厅长由段家榕接替。这就是所谓的贵州“民八事变”。“民八事变”前后，“新派”利用喧腾全国的“军民分治”风潮，发起并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作为“全省政治之枢纽”，“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在“新派”的胁迫下，刘显世于1920年6月27日继唐继尧宣布自废滇督以后，宣布自废黔督，以川滇黔三省联军副总司令名义掌握着黔军，于是刘显世决心倒王。当时，正值川军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黔军在四川已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在刘显世的支持下，黔军中出现了薛尚铭为总司令的反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靖难军”设司令部于四川安岳，发表宣言：反对王文华，拥护刘显世，与四川各军恢复亲善，号召黔军官兵脱离王氏体系。与此同时，还联络时驻湘西、湘东的游击军首领王华裔共同反对王文华。“旧派”的倒王活动，促使了“新派”加速夺权的步伐。1920年10月，王文华以卢焘代理总司令，谷正伦为总指挥，以“清君侧”为名率领黔军回黔。11月8日，唐继尧、刘显世通电，将滇、黔在川军队全部撤回边境，“实行裁汰改编”，企图翦除“新派”的有生力量。11月10日夜，以黔军总司令部警务处长兼第五旅旅长何应钦坐镇指挥，警卫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刘显世匆匆调集到贵阳准备对付王文华的两营游击军缴械，并杀掉耆老会头目郭重光、秘书长熊范舆。次日，又迫使警卫督军署的一个营和王华裔部一个连缴械。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军民两政职务，由周鸿滨代省长。12月7日，任可澄任贵州省省长。统治贵州达7年之久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土崩瓦解，“新派”对“旧派”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的“民九事变”。“民九事变”以后，王文华赴广州拜谒了孙中山先生，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黔军和贵州各界曾联电恳请王文华回黔主持贵州军、民两政。1921年3月16日，已经投靠了北洋军阀的袁祖铭雇人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馆门前将王文华刺杀。王文华死后，北洋军阀立即电知两湖拨兵四营，供袁祖铭攻黔之用，又拨款20万元作运动黔军费用。王文华死后，卢焘正式担任黔军总司令。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卢焘首先通电拥护。当时，贵州当局在军事上四面受敌，随时有挨打的可能。北方有公开投靠了北洋军阀的袁祖铭，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定黔”；川、湘边界一带有“靖难军”司令薛尚铭，上靠北洋政府，下联桂系陆荣廷，势在与王文华集团作对到底；东南方有游击军的清乡司令王华裔驻军洪江，联湘以扰黔东，联桂以窥黔南；黔西南方面还有刘显世、刘显潜由云南潜师复辟之忧；刘显潜的游击军散处各地，不时乘间窃发。如果一处告警，难免八方混乱，在经济上十分困难。贵州迭遭旱灾、蝗灾，后又继以涝灾、雹灾，被灾面积几达全省之半，处处“流离载道，死亡枕藉”。仅毕节一县，饿死者达一万左右。全省需办急赈的县有60个，占全省总数的四分之三；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次贫者除外，已断绝生计的极贫灾民共计130余万，几达全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各族人民群众自发的、分散的反抗不断发生，当地官府频频告急，亦无可奈何。面对内忧外患的煎迫，卢焘、任可澄一方面与川军弃嫌修好，对滇军采互助自治的政策，对湘军订立湘黔同盟，共促联省自治，暂时缓解了与周边军阀的关系。他们对内虽制定了省制大纲，但事实上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军人干预省政的权力。1921年10月24日，任可澄通电辞去省长职务，于是由拥护王伯群的各法团选定王伯群继任，并请广州军政府任命。不久，广州军政府任命王伯群为贵州省长，王伯群未到任前由卢焘兼署。黔军内部矛盾很多，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先是表现为何应钦和孙剑锋的扩军抓权上，后表现为谷正伦与何应钦的矛盾。为了避免各旅、团之间发生冲突，利于分配饷源，黔军采用了“防区制”的办法，五个旅及警卫团各踞一方。第一旅窦居仁，驻军铜仁一带；第二旅谷正伦，驻军黔东南一带；第三旅胡瑛，驻军黔西南及安顺一带；第四旅张春圃，驻军黔北遵义一带；第五旅何应钦，驻贵阳，其中一个团驻金沙；警卫团孙剑锋，驻毕节。他们之中，何应钦、谷正伦均有野心，二人积极展开了争取孙剑锋的活动。正在贵州境内五旅纷争时，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首先剿灭陆荣廷，而后挥师北伐。卢焘发表了攻桂宣言。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黔军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援桂军会同滇、赣、粤各军，克服了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疟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受股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4日，孙中山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计，谷正伦被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1921年冬，孙剑锋与何应钦内讧，驻扎铜仁的窦居仁和驻扎遵义的张春圃，扬言起兵讨伐孙剑锋，孙撤往黔西北。贵阳一片混乱，卢焘急电谷正伦回黔，谷正伦从广西星夜兼程返黔，之后王伯群也辗转到达铜仁。但黔军大部已通电加入袁祖铭的“定黔军”，于是谷正伦带着一连卫兵进入贵阳后，一天即逃往遵义，王伯群亦出走上海。1922年春，袁祖铭得到吴佩孚饷械的支持，在湖北加紧组织“定黔军”，3月5日到达湘西洪江。中央直辖黔军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吴传心，上校陆荫楫、魏应鳌暨所部军官联名公开发表通电拥袁回黔。之后，各路拥袁部队纷纷行动，“定黔”的战争先后在黔东南、黔西南、黔西北和黔东北等处爆发。3月底，袁祖铭进抵镇远，正式打出“定黔军”旗号，并发布《誓师词》《讨逆檄文》《告全省同胞书》《告省内青年书》等文告，公开谴责王文华、王伯群、何应钦、孙剑锋等人。1922年4月10日，从广西兼程疾进的王天培、彭汉章两部“定黔军”占领贵阳。19日，袁祖铭进驻贵阳，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执掌了贵州军、民两政。8月，袁祖铭正式接受北洋政府委任的贵州省长职。至此之后，贵州军阀内部、贵州军阀与滇、川等系军阀之间的争战杀伐不断。1923年春，刘显世在昆明就任滇黔军联军副总司令，唐继尧派其弟为总指挥，以“护送刘显世回黔”为旗号，率滇军入黔。袁祖铭放弃贵阳，逃往黔东，后率部入川，此后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唐继虞交替担任。![]()
1924年贵州大灾荒
1924年10月，唐继尧与袁祖铭达成《滇黔和解协议》。1925年初，滇军悉数回滇。2月，北洋政府任命彭汉章为贵州省长。7月，袁祖铭任川黔联军总司令，率部在四川作战。1926年夏，袁由四川败退黔边，12月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1926年6月，周西成任贵州省长，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