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
文摘
2024-11-14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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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军队侵占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消息传到贵阳，各校学生代表自发聚会，决定组织联合大游行，还拍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抵御外侮，宣告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一连几天，悲愤的学生和市民们沿街搭设讲演台，从清晨到午夜，宣传者痛哭流涕，激昂慷慨；听者无不义愤填膺。爱国师生们还组织各种时事座谈会，讨论国家前途和东北形势，商讨救国办法，激励大家投身抗日救亡之路。与此同时，一个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活动也迅速扩及全省。各种爱国组织相继建立，抗日的标语、壁报贴满了大街小巷，一些县城的学生还成立了“晨呼队”“夜呼队”，早晚上街高呼抗日口号，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也应时而生，歌咏、话剧、图画的主题都是抗日救亡。安顺青年还成立了“鸡鸣声文艺社”，出版《晓鸡声半月刊》，唤起民众挽救国家危亡。10月10日，遵义学生、工人和市民三千多人举行“双十节”集会游行，清查、焚烧了大批日货。兴义学生组织演讲队、歌咏队走上街头，讲述“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控诉日军的暴行。1931年冬，贵阳部分中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成立贵州学生救国团，并创办《救国旬刊》。救国团组织学生编演话剧、排练抗日歌曲，在城乡宣传。随即，贵阳女中和女小的一批进步教师和各界爱国妇女成立了贵阳妇女抗日救国团。这两个组织密切联系，联合开展活动，并派人到附近县城宣传。之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向深层次发展，一个学习和宣传革命理论的运动在爱国青年中悄然兴起。由于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一开始便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在宣传爱国主义的同时，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知识，普及社会科学理论和发展抗战文艺，把抗日救亡和民族民主革命结合起来。革命理论通过革命书刊的传播得以深人到部分先进的爱国青年心中，并促成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1932年底，以爱国学生为主掀起了一个全省性的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组织查禁日货。贵阳的一些奸商见利忘义，与反动军警相勾结，抗拒群众的检查。爱国学生们包围了国民党贵州省政府，要求严惩奸商，查禁日货。学生们的行动得到社会各界广大群众的支持，迫使省政府派员公开出面道歉，下令没收奸商资产，通缉倾销日货的奸商，对缉捕不力的宪兵营长、公安局长各记大过一次。面对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潮，当局在力图控制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压制和限制的办法。1933年12月教育部颁发《中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各地中学应届毕业生参加教育部主持的毕业会考，而且把公民课和党义课放在会考的第一位，企图以此来转移爱国学生抗日救亡的注意力。爱国学生以《快邮代电》形式发表反对会考的宣言，号召应届毕业生抵制会考。会考那天，学生游行到省教育厅和国民党省政府请愿，迫使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在贵州的这一次会考。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一些在省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先后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冲破了军阀当局的各种禁令，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如毕节的“抗战后援会”、遵义的“反帝大同盟遵义总部”，团结一批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以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城镇向农村拓展。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从此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五天，爱国学生成立了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团结和领导全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22日，由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共同组织的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成立。1938年5月，在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协助下，部分大、中学校进步教师成立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该组织中建立了党小组，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中共贵州地下组织还陆续派出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到抗战前就已建立的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文艺团体，并在其中建立了党支部，使这些组织完全转向为抗战服务。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它的公开工作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和人员，秘密工作是联系中共中央南方局交待的联络对象，推动抗战工作。《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贵阳的又一据点。除此以外，在贵阳还出现由各界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宣传团体，如大夏大学歌咏队，贵阳工商界青年自发组织的青光业余话剧社（后更名为青光抗战工作团），贵阳邮电系统黔邮歌咏队以及分布于各学校、各单位的歌咏队、话剧队等。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以后，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贵州国民党当局一开始就想将抗日救亡运动纳入自己一党专制体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成立的贵州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虽然名义上是民众团体，但却是在国民政府的统一决策下，由省、县国民党当局的头面人物和各界代表人物领衔的官方性质的组织，并在各县普设分会，对各地、各界、各团体的活动进行干预。例如它曾颁布一个《戏剧宣传实施办法》，以控制群众抗战文艺团体，限制抗日救亡活动。由于省抗敌后援会影响较大，中共影响和领导下的各抗日团体一般对它也采取配合和支持的态度，使它在一段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它企图将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纳入国民党当局所限制的轨道，因而不断与别的抗日救亡团体，特别是和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发生矛盾。在抗战期间，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还专门成立了分管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机构，在各学校组织起一些宣传团队，如浪潮话剧社、复兴话剧社、时代话剧社等，但它们的影响远不能和中共贵州地下组织领导下的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等相比。1938年12月由省党部出面成立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其领导层虽全是国民党贵州当局中的头面人物，但各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则多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公开宣传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令人耳目一新，起到了其他宣传机构所难以发挥的特殊作用。![]()
上图：1937年成立的筑光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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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沙驼剧社公告
1938年元旦后，成立了省动员委员会，以协调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之间的行动。不久省动员委员会协济委员会成立，成为一实质性的办事机构。接着，成立了难民救济会贵州分会。1938年1月，贵阳成立了贵州省会地区出征抗战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它以解决贵阳地区出征抗战军人家属生活困难为服务目的，隶属于贵州省动员委员会，1941年7月1日，贵阳市政府成立后接办了该会业务。1938年2月13日，成立了贵州战时妇女职业训练所，训练提高妇女的职业技能，增加战时生产，设立编织、化学、畜养、园艺等股，训练了一些妇女。此外，全省各县成立了以抗敌后援会为主的一批官办救亡组织，同时在中共贵州各级组织的指导、参与下，不少县成立了以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和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就是在官办的抗日团体中，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演讲、歌咏、戏剧是宣传活动中最普遍采用也是最受欢迎的形式，宣传队、歌咏队、剧团遍布全省城乡。《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热血歌》《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歌曲在城镇中几乎家喻户晓，在乡村也广泛传唱。《放下你的鞭子》《送郎出征》《打东洋》《有力出力》《死里逃生》《生死关头》《光明与黑暗》《打鬼子去》等几十出话剧、歌剧、山歌剧和一些抗日电影也因通俗易懂、形象直观而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效能。疏散到贵阳的文艺界著名人士如田汉、孟超、安娥等，利用设在贵阳的“文化招待所”和基督教青年会出面，组织文艺演出，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并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各地新音乐运动勇敢地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巧妙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兴义，中共地下党员刘裴章利用其兴义下五屯刘显世家族的名望和权势，掩护魏岩等人一道开展新音乐运动和话剧的演出。他们广泛联系兴义中学的教师、邮局和银行的职员，利用民教馆作基地，组织合唱团，教唱和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毕节参照《义勇军进行曲》中的“5·1”旋律，成立了“Soido合唱团”，隐含“起来”、“前进”和“五一”等革命意义，在毕节县城排演了全本《黄河大合唱》，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39年，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被当局国民党勒令解散以后，“青抗”歌咏队的队员大多转入了民众教育馆办的民众话剧社，继续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战救亡。这年春夏之交，遵义戏剧界、音乐界的进步人士乘国民政府组织的戏剧队到达遵义演出之机，建立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发扬“青抗”歌咏队时期的传统，坚持推动团结抗战的宣传；并组织了县城13所小学的儿童歌咏队，在此基础上发起组织一次全城性的抗战歌咏比赛，推动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抗战歌曲的普及。每逢重大纪念日来临和重大事件发生，全省各地各种宣传会、演唱会、座谈会、演讲会接连举行，街头游行宣传活动特别活跃。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贵阳，全城欢腾。筑光音乐会立即组织了“百人大合唱”活动，把演唱和教唱抗战歌曲相结合，参加者逾千人，情绪十分热烈。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激起国人公愤。全省各爱国团体以及学校、机关纷纷开会声讨，并编演了一大批揭露汪逆丑行和歌颂民族英雄的文艺节目。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讨逆高潮再起。1940年4月，贵州省抗敌后援会决定发起“铸像锄奸运动”。这个倡议得到各界、各团体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纷纷捐钱献计。塑像工程预算工价8704元，承担塑像任务的汪春江除捐款704元外，还自愿减收工价1000元，使工程顺利完成。塑像将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铁像塑成跪姿，塑于国民革命军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前。塑像揭幕示众之日，各发起单位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广大市民群集跪像附近仇视唾骂，诅咒其“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大夏大学师生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
报纸、杂志、图书在抗战宣传中起到重要作用。《新华日报》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报纸，也是抗日救亡宣传的思想旗帜。该报分销处未成立前，代销报纸的生活书店贵阳分销店等书店，采取各种办法，使报纸更快更多地送到读者手中。分销处成立后，这些书店仍一如既往，不仅协助分销处做好发行工作，还利用书店联系读者面广的优势，宣传报纸上的重要内容。公路运输线上的中共党员和进步职工，在内部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线，使《新华日报》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检查、扣压，及时安全地运抵贵阳。邮电系统的进步职工则巧妙地抵制或躲避邮检，保证运达贵阳的《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书刊能投递出去。抗战时期，许多刊物、小报、壁报应运而生，引导抗日救亡宣传向纵深发展。《抗敌》月刊从1937年5月创刊，到1941年11月共出版96期，发表过许多各界进步人士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贵州学联》是一份不定期的刊物，由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的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编印，曾经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献。从贵阳到各县，大量爱国进步文艺刊物纷纷诞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活跃于各地的读书会，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以及《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当作会员的必读教材。有的进步青年在这时开始阅读《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许多进步书店都为宣传抗战，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做出了贡献。如贵阳读新书店、自力书店、生活书店贵阳分店，遵义的快读书店、兴义的新新书店、平越的平越书店等。书店供应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读物，读书会组织会员学习讨论，使一大批知识青年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升华为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前途的深入思考，并付诸行动，从此走上为民族争生存为人民争解放的革命大道。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