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无人知晓》入围了广州的一个独立影展，我欣然前往。许多朋友可能不了解，独立影展近几年在大陆趋于消亡状态，在铁拳和枷锁的夹击之下，它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我始终记得，宗旨是“为自由的电影”的中国独立影展突然宣布无限期停办时的公告：
CIFF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开始腐朽之前告别，是我们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对明天最大的善意。
我喜欢“独立”二字，那象征着我所追求的态度和方向。
也正是得益这些独立影展提供的机会，才不至于让表达趋于寂寞。
所以无论我是以创作者，还是媒体，抑或是观众的身份，都应该身体力行的支持它们。毕竟，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大家追求的也一样，都是自由。恰好，有位对我帮助很大的前辈也在广州，他是《无人知晓》的投资人之一，但我们素未谋面。
在我项目启动之初，在项目超支之际，他不问因由和回报，两次慷慨解囊。在他身上，我留意到了古代人才有的豪迈与仗义。《无人知晓》没有胎死腹中或者半途折损，都源于这位前辈的出手。我向投资人发出邀请，来看这部与他密不可分的电影。过程彼此都很愉快，映后也有许多观众表达了对《无人知晓》的喜欢。但奇怪的是，前辈并没有和我过多的再聊这部短片。
他只是关心起我的长片计划，我回答还是在筹备，甚至聊了很多概念和细节，一度神采飞扬。
但很快，我也说明，剧本还存在很多阻碍，毕竟挑战的是自己没有生活的地点和没有经历过的历史。
加上生活的压力和自媒体团队也会分散我的精力，不得不抽离。我希望他可以再等等，等我把它搬上银幕。
前辈没有接话，选择低头查阅我们的聊天记录，喃喃道：“八个月了，从你和我说要拍这部电影，已经八个月了。”我没有解释，这是许多创作者都会面临的困境，没有捷径，只能坚持。只是突然回忆起法国人说的：“彼此沉默的时候，其实正有天使飞过。”
前辈打破沉默，主动提议，何不让他出一笔费用，我便可以心无旁骛的去完成剧本。
听到这个想法的刹那，我是愣住的。因为我愿意来广州，根本没有抱着别的目的。
所以我的第一感受不是快乐，反倒是惶恐：我，真的值得这份信任吗？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电影方面有什么才华，很久以前，我只是一个高考300多分的浪荡子，只顾着叛逆。
是电影让我没有堕落，改变了自己的轨迹。
如果非要说现在的我和别的电影工作者有什么区别，可能，只是在于我多努力了一点，只是那么一点。
因为对我自己而言，要不要做一部电影，和名利回报无关，而在于一部电影有没有价值。
有些时候，电影不仅仅是电影。有些时候，电影可以超越电影。我接下来的项目，关于几百上千万的人的命运。背后涉及的是无数牺牲和贡献自己的个体，他们是支撑着我的动力。就像我自己对钱也并不渴望，但项目确实需要钱才能加速运转。如果钱可以为项目提供帮助，而不是被其束缚，那么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应该很乐意促成合作的。认真规划之后，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前辈，他回复了我四个字：向光而行。这一次，是生活让我重新相信了电影，让我更加确认了相信的力量，不如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既然万事俱备，我便约好摄影师立即出发。因为我的工作习惯是一边勘景，一边创作。每天顶着40度的高温，我们深入长江流域，被独特的风貌和人文深深吸引，就像回到了我电影的背景——2002年。这里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备受冷落。承载上万人的县城和工厂，最终的宿命却是孤独和寂寞。许多忧伤的物品还静静地停留在这里，代表着渐渐被我们遗忘的记忆。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变革，但我清楚的明白他们的感受。
因为，大家都体会过美好的消失，因为，大家都理解稀缺和珍贵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无论是过去三年，还是更大的动荡，我觉得本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百姓们都是在创伤中隐忍、成长、向前、治愈。但，总要有人来发出他们的声音吧？发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不敢表达的声音。文字是很好的记录方式，电影也是。它提醒着我们自己是谁，该做何事。有人愿意成为历史的婢女，有人愿意成为婢女的口红。12天的勘景，我们拍摄了2700多张照片，辗转了17个地方，遇见无数鲜活的面孔。却丝毫没有疲惫，只有满足。
（这篇文章里用到的照片，都是来源于这趟旅程 。）
毕竟，没有什么能抵得上“热爱”两字。
我和摄影师还约定，休息几日会再去故地，这一次的任务，是采访。
通过真诚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将穿过岁月之门，倾听他们的内心旋律，保存好他们的记忆。
有次我们夜晚赶路，摄影师问我，如果可以重来，我会选择什么专业和工作度过一生呢？
我认真地去思考什么才是贴近自己，又可以表达内心四季轮回的媒介，愿意为了它付出所有，也无怨无悔。
即使在我脑海里闪过许多方向和可能性，即使我脑海里闪过许多退缩和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