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日记中的任家坡督帅行署
文摘
2024-07-23 10:00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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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家坡督帅行署内景，2023年8月修缮改造竣工，以“英王府”之名正式对外开放）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南京克复。廿三日（1864年7月26日），曾国藩坐火轮船离开安庆赴南京检视。初四日（1864年8月5日）：“进城，行二十里至易晴谷公馆一坐。又至伪英王府、侍王府一阅。”初十日（1864年8月11日）：“未刻至伪英王府一看，酉刻回营。”十一日（1864年8月12日）：“中饭后，至伪英王府小歇。酷热异常，不能治事。将来拟即以伪英王府为总督衙门，因将应行修改之处料量一番。”十二日（1864年8月13日）：“饭后，余仍至伪英王府小睡。指示委员将房屋应行修改之处，一一粘签。”十七日（1864年8月18日）：“旋至英王府一看。”曾国藩在南京检视英王府，并决定改建英王府为总督衙门，明显是从安庆带过去的英王府情结。起始时间是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一日（1861年9月25日）：旋开船至南门登岸．移寓公馆，即伪英王陈玉成之府也。一连三所，其东一所为就天燕陈时安之伪宅。关于督帅行署构造，曾国藩安庆三年日记，开笔就有“一连三所”记述。这个“三所”，位于城南任家坡，早前是任氏宅第，始建于明末。老宅分东、中、西三路，其中路与西路，后为陈玉成所用，改作英王府。东路则为陈时安所用。曾国藩入驻安庆，改英王府为督帅行署，曾国藩（后家眷由湘迁皖）以及幕府部分人员，均驻于此。![]()
（曾国藩日记：“南门登岸，移居公馆，即伪英王陈玉成之府也。一连三所，其东一为就天燕（后记“格天福）陈时安之伪宅。”）曾国藩安庆三年，除两次离开安庆至金陵外，其他时间都深居于督帅行署，也在此一天不拉，写下了长达三年“曾国藩安庆日记”。安庆克复，是1861年9月4日。而曾国藩，直至次日下午，曾国荃派专弁过来，才“知安庆于昨日卯刻克复”。左右一片欢呼，“贺客纷纷，至灯后始毕”。曾国藩当即做出“明日赴安庆一行”决定。但安庆之行并不顺利，9月6日“逆风太大，不能开船”。第二天又“因东北风大，不果”。一直拖到9月11日，“早饭后，风浪稍平”，这才“由黄石矾开船至安庆”。曾国藩正式踏入安庆城，是1861年9月12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旋入安庆省城，队伍排列整齐。兄弟联舆入城，备极尊荣，自问何修得此，用为愧悚。”改英王府为督帅行署，也就是安庆一番巡检后做出的决定。9月17日，“令人在城内打扫公馆，将设次哭临。”又一周，9月25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一日。曾国藩“旋开船至南门登岸．移寓公馆，即伪英王陈玉成之府也。”而此时，英王府“连日修整帐殿，为举行大丧礼之所，昨日毕工。”曾国藩对“一连三所，其东一所为就天燕陈时安之伪宅”的公馆相对满意，他在日记里记道：“克城之后，房屋完好，器具足用，亦从来所未有也。”“房屋完好，器具足用”的主语并不确定，有可能安庆城泛指，也有可能是英王府特指。![]()
（任家坡督帅行署“大殿”“门景”“内殿”，1980年前后拍摄。原刊南京出版社《太平天国王府》，安庆市博物馆提供）曾国藩安庆三年记述的日记，关于督帅行署，虽然描述不多，但还是有零散的不完整的记述。内室自然是卧室，但如果没有内人，内室意义也就不大。曾国藩安庆三年，“内室”一词出现，是1862年7月23日（同治元年六月廿七日），“傍夕入内室一坐”，看似平平淡淡，但因此时曾国藩已纳陈氏妾，所以“内室”又另外生出一番温情。1862年7月26日：“天热殊甚，是夜不入内室，即在书房就寝，竟夕不能成寐。”如1862年10月7日：“傍夕，风雨凄其，意绪无聊，自至内室摆棋势以自遣。”如1862年12月1日：“傍夕，宾客以余明日生日或来庆贺，因入内室避之。”又12月4日：“江西咨文中有不惬于余心者，阅之愤郁不平，至内室摆列棋势以自遣。”1863年6月，陈氏妾病逝，“内室”成为曾国藩伤心之处。同治二年五月初一日（1863年6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述：“是日内室后事皆陈氏之母与兄嫂为之。申刻大敛。竟日闻其母号泣之声，心绪殊劣。”后曾国藩家眷由湘迁皖，一家人团聚，“内室”温情重新流溢——1863年12月23日：“是日大雪平地盈尺，寒甚。傍夕至内室与诸女论节俭、习劳之道。”1864年2月22日：“天气虽睛，奇寒如故，殆近岁所未有也。至内室围炉一坐。”1864年6月12日：“因内室晏起者多，愠怒者久之。”“内室”具体位于督帅行署何处，曾国藩日记中没有交代，但“内室”规模，在曾国藩对陈氏妾的评价中，则有明确描述：“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内室”的戒备森严，在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30日）日记中也有记述：“请医来诊视女儿之病，连诊四次，中唯刘开生、欧阳小岑系余亲陪至内室。”也就是说，曾国藩日记中的“内室”，前有“前院”，后有“后院”，内室之前还有“厅堂”。这个规模，无疑是套于督帅行署中的一处深宅。![]()
（不苟言笑的曾国藩。他就是带着这样一副面孔，在安庆任家坡督帅行署住了三年）与“内室”私密性相对，“上房”才是可以开放性的正房。1861年12月16日：“二更四点至上房，温古文一篇。”1862年3月4日：“中饭后喉痛，请潘姓医视。旋至上房小睡，喉痛不止。”1862年7月19日：“二更三点至上房，竟夕不能成寐，室中呻吟声不止。”此处的“呻吟”是陈氏妾的病痛，此处的“室”自然也是陈氏妾居住的“内室”。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64年6月29日）的日记，也详细说明了两者关系：“至上房看大女儿病，似大痊愈，午后又反复加剧矣。”后又记：“是夜移宿外室，因女儿在内室，依其母以调养也。”据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上房上下两层，曾国藩“又于上房楼上每夕登楼祷天，不设香烛，惟有一拜垫而已。”或“内室”，或“上房”，都是曾国藩与家眷的起居之地。再加上“内厨房”，就形成独立完整的生活区域。“内厨房”是后来修建的，时间是1864年5月19日，“中饭后，因上房水侵墙脚，势将倒坍，查阅修整，因拟作内厨房一间，与工匠审量一番。”动工当日，曾国藩放心不下，坦言“工匠盖小厨房一间，看视良久。”前后花了十天，1864年5月30日“戌刻，观所修内厨房，工已竣矣。”这年夏天特别热，曾国藩在日记这样记述：“中饭后，畏热殊甚，在于内厨房之门曲当风而睡。”书房是不是曾国藩日常办公之处？不知道，但把“书房”单独列出来记下，应该不是一处。同样，曾国藩安庆三年日记，提及“书房”只偶尔几次。1862年7月26日：“天热殊甚，是夜不入内室，即在书房就寝，竟夕不能成寐。”1863年11月13日：“申刻倦甚，在于书房小睡，直至灯初始起。”1864年3月2日：“至内室散步，又在书房小睡。”![]()
（1930年代，任家坡督帅行署改为太史第后，正宅与西宅内景。正宅1958年改设鹅毛扇厂，后为蜜饯厂，再后拆除改建菜市场。李家震摄）求阙斋是曾国藩道光二十五年自署书斋之名，设于湖南双峰曾国藩故居富厚堂。1861年秋曾国藩入驻安庆，同样也在督帅行署设求阙斋。求阙斋是书房，但与曾国藩安庆日记中的“书房”，肯定不是一处。不过两者出现于日记的时间，没有重叠冲突，因而可能就是一处。“求阙斋”在曾国藩安庆日记中出现，是1863年4月22日，“傍夕至求阙斋散步良久，与向伯华鬯谈。”之后的6月26日、27日，“求阙斋”又两次出现：“热甚，移至求阙斋一坐。”“至庭院小睡，二更三点后尚不愿登床，热气逼人。三更后改在求阙斋一宿，不能成寐。”一年之后，也是夏日，7月2日与7月5日，曾国藩又对“求阙斋”发生兴趣：“郁蒸之气，难于治事，因至求阙斋小坐，邀庞省三来一谈。谈次，大雨如注，一洗炎暑，对雨约一时许始散。”“余向畏热，酷暑则百事俱废，本日又不能治事，用是浩然有弃官之志矣。傍夕在求阙斋阶外小睡。”最后一次提及“求阙斋”，是1864年7月10日（同治三年六月初七日），短短只6个字：“在求阙斋久睡。”之后，“求阙斋”再没有在曾国藩安庆日记中出现。“签押房”在曾国藩安庆日记中只提及一句：1862年3月1日，“寓内修葺东北厅屋三间，余签押房将移于此，频往看视。”其一：位置，督帅行署“东北”；其二：规模，“厅屋三间”；其三：性质，“修葺”，新迁于此。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对签押房也有记述：“署中内宅口一进，其前即签押房。”如此，其位置更加明确。曾国藩“安庆公馆”，据“一连三所”的中路与西路，东路则设为幕府。签押房位于“东北”，应该是中路正大门之后的一进，包括正厅及东西厢房。此外，1861年11月8日（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曾国藩还有日记中记有这样一笔：“早饭后，至寓内北边所设皇殿内迎接遗诏，跪迎于门外。安诏后，行九叩礼；宣读毕，复行九叩礼。”从方位及性质看，这个临时设置的“皇殿”，应是中路正屋最后一进，从南边大门“跪迎”，前后至少穿过四进方能至此。![]()
（任家坡督帅行署后改李氏太史第，此为太史第北花园及亭阁，1930年代拍摄。左图亭阁1980年代末汪崇旺拍摄）来说说督帅行署中的“庭院”，曾国藩安庆日记中，“庭院”是出现最频繁的字眼。“徘徊庭院之间，久不下笔，仅仅习字一纸，写挂屏二幅而已。”1861年10月10日（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七日）曾国藩入住督帅行署不久，就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曾国藩畏热，在安庆三年，几乎每一个高温的夏夜，他都是在“庭院”度过的。1862年6月10日：“夜热甚，在院中露坐乘凉。”次日又记“夜热甚，在院中露坐小睡。”7月24日又记：“傍夕在庭院乘凉，念家国之事，不胜郁郁。”1863年7月7日：“夜在庭院睡至二更三点，又在阶上睡至三更一点，始入房就寝。极热，不甚成寐。”但更多时候，在庭院散步是曾国藩工作之余的一种享受：如1862年7月22日：“傍夕，散步庭除，未能治事。”如1864年5月21日：“阅本日文件甚多。旋至眉生处一坐，写对联五付，至后院散步。”没有当代人的夜行习惯，但遇到懊恼事，也会在“庭院”散步借以消散心中烦闷：1862年10月下旬，曾国藩在日记中以一个“绕”替代了“散步”——21日，“旁皇绕屋，焦灼万状。再与筱泉围棋一局，以纾其无聊之绪。”24日，“念及水师如挫，全局决裂，忧心如焚，绕室旁皇，不能自主。”29日，“夜，念沅弟处危险万状，忧心如焚，至内室摆列棋势，绕屋旁皇。”同样“庭院”，在曾国藩安庆三年日记中，还有细微区分：1864年6月1日“傍夕在南院散步。”7月17日则记：“傍夕在后院乘凉，与纪泽论勤俭之道。”后又记：“热甚，在外院久坐。”既然有“南院”，有“后院”，有“外院”，那么很显然，“庭院”是督帅行署大小院落的统称。![]()
（任家坡督帅行署西路以盆景为主的西花厅。晚清督帅行署改太史第，一西一北建有两个花园，雇有好几个花匠进行打理）曾国藩安庆三年日记，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公馆”或“安庆公馆”。既然“公馆”，“私”的成分更多重一些。基于此，曾国藩对“公馆”的维护与修建，也多了一分心思。比如，同治元年正月廿七日（1862年2月25日），“傍夕阅工匠修葺屋宇”。此屋宇为“东北厅屋三间（中路）”，是用来作“签押房”的。工程期间，曾国藩放心不下，“频往看视”。又比如，同治元年四月初七日（1862年5月5日），“是日住房铺地板，糊墙壁，终日未得安生”。还比如，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1862年5月12日），“寓西一厅（西路），稍为修葺，前往看视”。曾国藩家眷是同治二年九月廿九日（1863年11月10日）入住督帅行署的，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午正。家眷入署。”曾国藩此次来安庆的家眷，包括“内人率一子、四女、一婿、一儿妇、一孙女”，大大小小9人。这么多人住进来，自然都要有相应房间，好在曾国藩提前做了安排。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是这样说的：“（签押房）其后有一院，在左旁（东路后进）复小有隙地。文正公稍增葺三楹，以分居二女及婿，复隔别其门，出入异路。”1863年10月12日：“是日寓中修造新屋三间，常往监视。”次日又记：“饭后，看工匠修盖房屋。”一周后，10月20日，“至后院看新造之屋，将次毕工。”即将完工的新屋，上下共有两层。两层即为“楼”，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楼”相对满意。10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至后院新屋登楼一望，耳目为之开朗。”又记：“傍夕阴雨，又登楼眺望良久。”次日，曾国藩再至后院，“阅看新屋匠工。”10月28日，又“至新修房屋内省视。”1863年11月4日，曾国藩家眷来安庆前一个星期，新房竣工。曾国藩安庆日记这样记述：“傍夕至新房周视，是日落成矣。”隔一天，11月6日，“连日风雨甚剧，本日大雨如注，竟日不止”，曾国藩放心不下，“傍夕至新屋内一看”。曾国藩家眷到安庆前一天，11月9日，“杨小岑来，与同至新屋楼上一游。”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楼”还有零散记录，如11月12日“至新屋楼上一看”，12月14日“牧云自金陵归，与之久谈，同至后院楼上。”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也对“楼”落有重笔：“又喜构望楼，以资登眺，因于三楹上加小望楼。”![]()
（左，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右，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关“两江总督行署”的记述）曾国藩安庆三年日记，关于督帅行署，还有些零散轶事。比如，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年5月18日）夜间，督帅行署火警突发——这一天曾国藩“二更四点睡”，但之后不久，“三更尽，烛花落，延烧衣物，几及房屋，惊起扑救，房中烟焰不熄。”忙乱之后，曾国藩睡意全无，“良久更睡。”曾国藩喜欢种竹，入住安庆公馆，也把这种喜好带了进来，并在日记中多次记述种竹过程：1863年7月16日，“旋至石床上小睡。看入在后院种竹约七、八十竿。”1864年1月13日，“后院多隙地，新栽竹数十丛，每丛十根八根，或三、五根不等。”1864年5月18日，“去冬在后院栽竹，本日数之，活者七十六丛，未活者十馀丛。每丛多者十馀竿，少者二、三竿，盖合去年六月所种数丛而计之也。”“幕府”最早在曾国藩安庆日记出现，是1862年1月29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卅日），当日，曾国藩“请幕府诸君中饭，申正散。”幕府诸君也住“伪英王陈玉成之府”，但“一连三所”中，他们居于东头的“陈时安之伪宅”，与曾国藩“安庆公馆”不是一个大门进出。这一点，1862年5月5日曾国藩日记“至幕府程尚斋等处一谈”，交代十分明确。同是这年5月，27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记，“酉刻与幕府诸公鬯谈”。1862年6月11日之后，“傍夕与幕府鬯谈”“傍夕至幕府久谈”“傍夕至幕府久谈”等，在曾国藩日记中就是一种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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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扒狮清节堂址，前南为马王庙，北为三清殿。清光绪十二年《清节堂征集录·开方基地全图》绘有具体位置。曾国藩安庆三年，此处为“行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