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曾国藩安庆“屠城”杀了多少人？
文摘
2024-12-17 10:03
安徽
没有想到的是，更多激烈意见不是反对“复建”，而是对曾国藩“剃头”之恶极尽诅咒之语。其中相对温和的留言出自@姚平 ：“湘军屠城后的安庆，7岁以上男子尽数被屠，尸遍长江堵塞通航。参见1861年6月26日曾国藩给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以误大事。’”关于“屠城”资料具体出处， @姚平 建议“可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861年湘军克复安庆，也就是太平天国史中著名的“安庆保卫战”，湘军“杀降”之举有过耳闻，但湘军“屠城”安庆，见到的资料不多。“Kimi智能助手”对“杀降”与“屠城”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杀降 战争中，当一方的士兵已经投降后，战胜方仍然对他们进行杀戮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通常被视为不人道且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在中国古代，杀降的行为并不罕见，有时是由于将领的暴虐，有时则是出于战略考虑，比如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防止他们再次成为威胁。总的来说，杀降是一种极端的战争行为，它不仅违反了战争的规则，也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屠城 战争或冲突中，攻破敌方城池后，对城内居民进行大规模杀戮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发生，通常伴随着抢劫、强奸和焚烧等暴行。屠城的目的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报复、震慑、减少未来抵抗、资源掠夺或战略需要。屠城不仅是对人类生命的极度漠视，也是对文明的严重践踏。在现代国际法中，屠城被视为战争罪行，是被明确禁止的行为。很明显，“杀降”与“屠城”对象不同，前者是参战的士兵，后者是无辜的市民。前者违背战争规则，而后者则是践踏人类文明。孰轻孰重，一目了然。1861年湘军克复安庆，“屠城”之恶有没有第一手“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目前所有关于安庆“屠城”的文字，包括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一资料引用，均为赵烈文54卷《能静居日记》（亦称《能静居士日记》，又名《赵惠甫日记》《赵知州日记》）。赵烈文之“烈”，多少有“桀骜不驯”情绪夹于其中。1855年经周腾虎推荐在南昌入曾国藩幕，刚刚23岁。因为父亲赵仁基曾官湖北按察使，所以还另有官二代的傲劲。追随曾国藩6年，1861年秋至安庆，虽不足而立之年，却是曾国藩幕府重要成员。安庆人对赵烈文知者不多，但在他的家乡常州（阳湖），却无人不晓，不是因为赵烈文本人，而是因为位于常熟古城区西南的赵园。赵园初建于明（钱氏小辋川），清嘉道间吴峻基改筑水壶园（水吾园），同治后赵烈文增建为赵园（赵吾园）。赵烈文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因而赵园特别筑有“能静居”。《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八月十一日（1861年9月15日），曾公移营安庆，先生亦命舟随往。守风不果行，至二十三日（1861年9月27日）始达。”此时距湘军克复安庆，已经23天。虽未入城，但赵烈文“（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己未（1861年9月7日）”，就从曾国藩口中，对安庆惨烈战事有初步了解：“（帅）又言皖城之克，死者垂二万余人，实皆饥极僵仆，故无脱者，劫数之大至此，言次若有戚容。”导致两万余士兵丧命的原因，更多是“饥”而非“战”。赵烈文最后以“戚容”二字，生动再现曾国藩的忧伤神色。这个忧伤，自然是对亡者的悲悯。《能静居日记》中被广泛引用的安庆“屠城”文字，记于“八月十三日己巳（1861年9月17日）”这一日，赵烈文一行“拟放舟到皖”，但“风逆不果”，又要耽搁一日。恰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过来了，一个是刘曾撰（咏如），一个王凤仪（春帆）。“下午，咏如同梁溪王春帆大令来”，赵烈文在当天日记中记述。刘曾撰，字咏如，赵烈文同乡，江苏阳湖（常州）人。1858年7月入曾国藩幕府，1860年6月受派筹办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任职于粮台，1862年初主理湘军吉字营粮饷供给事务。后任湖南辰州府知府。王凤仪，号春帆，与华蘅芳同乡，也是江苏金匮（无锡）人。王凤仪先入曾国藩幕府，后任望江、颍上等县县令。“二君自皖至此，言皖事甚详。”赵烈文对安庆克复当日战事的了解，就源自他们的口述。也就是说，《能静居日记》中被广泛引用的安庆“屠城”文字，均为赵烈文“耳闻”，并非赵烈文“目见”——我师蜂拥而入，守贼皆饥倒不能抵御，城上炮架至以铁练锁炮手其上，以防其逸，见军至跪地乞死而已。逆目张朝爵、叶矮子不知下落，陈某、吴某皆死。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此以上皆死。各伪官眷属妇女自尽者数十人。余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这之中，被单独拎出来“男子髫此以上皆死”，引申为 “7岁以上男子尽数被屠”，用于各种安庆“屠城”文章。“髫”之意为古代小孩的下垂头发，多指七八岁的儿童。如此弱小年龄充军似无可能，但参考日记中另一句“前日援贼前队驱胁良民（详见下段）”，就又在情理之中了。利用一般百姓尤其是儿童充当炮灰，如此行径，仅用“卑劣”一词远远不够。刘曾撰与王凤仪的叙述，与“屠城”性质接近的，是下面这个“掠夺”画面——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兵士有一人得赤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厮地，至剖棺以求财物。惟伪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此时的安庆城，“贼绝粮已久，通城惟伪目张朝爵私藏米五石余于屋顶，余处信无颗粒”。人肉价至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两。城破入贼居，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余人指，其惨至此。安庆一战太平军究竟多少伤亡，赵烈文做有以下梳理——夏间鲍军门攻破援贼刘珍林，降者四千余，疑其内应，尽杀之。自四月至今，城外各贼营陆续来降，亦皆戮死，又八千余人。赵烈文统计的这“三万余人”，包括城外两次“杀降”数一万二千人，但不包括“是役前后阵诛贼”的数字。而死于安庆保卫战的太平军，主要为两个部分，一是当日“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此以上皆死”，一是“前日援贼前队驱胁良民，死于炮火者一万数千人”，总计两万有余。这之中，如果有平民百姓，则是被强行充军“髫”或稍长于的“髫”的少年，则是被武力胁迫充当炮灰的“良民”。赵烈文的统计，也与李榕“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十三峰书屋全集》）”一致。当然，安庆克复之战惨烈而残酷，安庆“收城之日，五鼓攻陷，杀戮至辰巳时，城中昏昧，行路尚须用烛。”如此惨景，赵烈文也不由感叹万分：“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1861年9月4日安庆城破，至刘曾撰、王凤仪来见赵烈文的9月17日，安庆城“阴惨之气犹凝然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虽为烈烈硬汉，听至此，赵烈文也忍不住泪眼模糊：“无边浩劫谁实酿成，闻之非痛非悲，但觉胸中嘈杂难忍而已。”温和留言者@姚平 “湘军屠城后的安庆，7岁以上男子尽数被屠，尸遍长江堵塞通航”出处有二，“7岁以上男子尽数被屠”引申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另一句“尸遍长江堵塞通航”则出自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二章）。清军入城后，滥肆屠戮，男女老少和平居民，尽被戕害，他们的被剁碎的尸体，浮在扬子江中，顺流而下。我曾亲眼目睹被这批残暴的恶鬼乱砍成数块的尸体，成百上千地挤满江中，当时两艘在江上航行的江轮“总督号”和“迦太基号”为之阻塞，难以前进。 呤唎不是中国人，呤唎是英国海军军官，本名“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Rendlesham）”。呤唎1857年加入英国海军， 1859年前往香港服役。但1860年呤唎就辞职在太平天国控制区经商。后呤唎直接投效忠王李秀成，成为其得力助手，在军事训练、战术运用、物资采购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因有这样的身份，呤唎安庆“屠城”之说，自然要打很大的折扣。湘军围攻安庆，太平军严防死守，安庆五大城门封死四座，只有康济门（小南门）定时开放。安庆“屠城”（两万余）尸体弃江，也只能是这一段的江面。百度地图测距，康济门外江面，从小南门炮台到大渡口，直线距离是1100米。如此之宽的江面，要用多少具尸体才能堵塞长江航道？在保证全部“屠城”尸体都全部弃江的情况下，能够堵塞江面还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尸体全部浮于江面：二、江水不做任何流动。同样是呤唎，同样是《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书中还提及“守军饥饿难忍，争食人肉，人肉售八十文一斤，状极悲惨。”这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人肉价至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两。城破入贼居，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余人人指……”相符。只是，这“人肉”的剔取对象，是太平军士兵还是安庆城的平民百姓？如果呤唎安庆“屠城”说成立，“男女老少和平居民，尽被戕害”，那么这期间的安庆城，就是一座空城。曾国藩八月初八（1861年9月12日）“旋入安庆省城，队伍排列整齐”，但街上应该没有平民。八月廿一日（1861年9月25日），曾国藩入驻安庆，当天日记记述：“余进城后，即率府县文武齐集哭临，巳刻早集，午刻中集，申刻晚集。”9月4日安庆克复，9月25日，省府县三级机构已经完善，如果“屠城”说成立，这些机构也只是个空名。同治元年四月十七日（1862年5月15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有如下文字：因冒滥者多，十六日发至四万四千人之众，后此断难为继，乃定为每人发小票一纸。十九日察看真正饥民，给与一票，廿二日持票领米；廿二日再加察看，约廿五日之米票；廿五日再加甄别，给廿八日之米票。安庆因贫瘠参与领赈者共有4.4万人，没有参与领赈的群体应该更大一些，应该有5万到6万人，扣除“城内城外”之“外”因，安庆人口保守数字应该在7万左右。再除去军队士兵数字，城区居民至少在5万人。安庆保卫战前后将近一年，尤其是后期，安庆居民外逃不少，真正留守安庆的，估计也就万人左右。安庆克复之后，包括陈独秀父辈，陆陆续续返城，安庆城区人口急剧增加，这既是和平生活的向往，也是对曾国藩克复安庆后恢复城市秩序的信心。最后提及一句，安庆地方史书以及安庆民间传说故事中，并没有关于湘军安庆“屠城”的线索。本文创作得到@百川归海山独秀 张全海博士资料、图片、线索支持，特别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