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孙娜等|高铁网络结构特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三大城市群的经验

财经   2024-08-29 09:30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年第4期

高铁网络结构特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三大城市群的经验

作者简介

孙娜(1988—),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杨世伟(196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陈文晖(1969—),男,北京服装学院时尚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摘要

交通系统是地区间要素流通的物质基础与空间载体,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基于2014—2019年城市间高铁列车运营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在对高铁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实证分析高铁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期内,三个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网络连接性明显提升,成渝城市群网络结构相对松散;高铁服务强度逐年提升,逐渐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放射式网络格局;长三角城市群中城市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普遍较高,城市间差异相对较小,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呈现出两极分化特点,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高铁网络连接性的提升整体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服务强度改善对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客流集聚能力差异是影响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中心度差异的作用强度逐年递减。建议优化高铁网络布局,实施差别化服务改善策略,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

基础设施网络;服务强度;结构特征;区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引用格式

孙娜,杨世伟,陈文晖.高铁网络结构特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三大城市群的经验[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4):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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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动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作为地区间要素流通的物质基础与空间载体,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落实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2008年京津城际的开通开启了中国高铁建设的时代,伴随“四纵四横”“八纵八横”线网建设的逐步完成与推进,覆盖范围广、层次丰富、结构复杂的高铁网络格局已经形成。

高铁的开通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在满足客运需求的同时促进了人才、信息、资本等要素的流通与交换,在推动区域内外部资源整合与再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有较多学者探讨了高铁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影响,研究普遍认为高铁开通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连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关于高铁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仍不明晰。

近年来,伴随高铁网络的形成与扩大,网络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总体来看,高铁网络结构特征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且存在较大争议。高铁网络的迅速扩张是否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哪些网络结构特征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从区域尺度审视高铁的建设与布局,能够为未来高铁线路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在研究方法上,绝大多数研究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考察高铁开通的综合影响,无法准确反映高铁基础设施与服务强度方面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可能存在偏差。在研究对象上,多数研究仅在单一区域范围内尝试探讨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2019年城市间高铁列车运营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在对高铁双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定量研究高铁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二、创新之处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考虑当前中国城市间高铁服务强度存在的显著差异,本文区分了高铁基础设施网络与运营服务网络,并从联系和节点属性两个方面对双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变化进行刻画;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二次指派程序定量考察了高铁网络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为对现有研究在实证方面的补充;第三,在研究对象上,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从东、中、西部各选择一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为全面认识高铁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提供丰富的素材。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4—2019年高铁客运班次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在全面揭示高铁基础设施网络与运营服务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采用QAP方法定量分析了高铁网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14—2019年,中国高铁处于快速建设阶段,网络连接性与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高铁网络密度均有明显提升,受高铁建设时序与周期影响,成渝城市群内网络结构仍较为松散。在高铁线网建设的同时,运营服务强度逐年提升。从网络格局看,运营服务网络较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复杂,逐步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放射式网络格局,联系强度由中心向外围递减。

第二,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分别反映了节点城市在高铁基础设施网络中的地位与运营服务网络中的客流集聚能力。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城市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普遍较高,城市间差异相对较小,基础设施网络与运营服务网络的等级性递减,多中心网络格局特征凸显。而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中,节点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呈现出两极分化特点,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和南昌5个省会城市的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要高于其他城市,双网络均存在明显的等级性。

第三,高铁网络结构变动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客流集聚能力差异是首要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在高铁网络中的客流集聚能力相一致,客流集聚能力差距越小,城市经济发展差异也越小,这也验证了高铁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作用于“流要素”来实现这一结论。通过基础设施网络连接性的提升推动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必备条件,可能的原因是高铁建设带来的虹吸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尤为明显,如成渝城市群。从城市间的高铁开通情况看,伴随网络密度的提升,高铁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逐步显现。服务强度差异对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铁运营服务的改善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倾向于扩大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差距,可能的原因有服务强度提升带来的维护成本增加,以及由于城市群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中心城市的扩散与辐射效应无法发挥。对于成渝城市群,服务强度差异没有影响,特殊的网络格局特征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高铁网络布局。进一步优化高铁网络布局,加快中、西部地区高铁网络的建设,警惕虹吸效应,充分发挥高铁在资源配置中的扩散效应,积极引导东部地区高技能人才、优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强化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第二,实施差别化的服务改善策略。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性的客观现实,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应适度提升高铁服务强度,强化辐射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需求,避免过度服务导致的资源浪费。

第三,着力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不断提高自身综合优势,才能发挥高铁网络区位优势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对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的中小城市来说,应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经济、人口、资源、产业等多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明确在高铁网络嵌入下的城市发展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布局,避免受到虹吸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城市群集聚过度的中心城市,有序地引导中心城市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加快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互补与融合,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共同提升区域发展能力。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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