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年第2期目次
新时代中国经济
数字经济
区域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陈晓华，周琼，刘慧（48）
“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
李百兴，李弄文（80）
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管理的影响
刘建秋，徐雨露（98）
摘 要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协同创新——基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视角
伍 静 纪祥裕
引用格式：
伍静,纪祥裕.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协同创新——基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视角[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2):3-18.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司增绰 曹露玉 张 义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
引用格式：
司增绰,曹露玉,张义.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2):19-32.
企业数字化与跨国投资模式选择
张家才 武文博 余典范
企业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了上市公司跨国投资的策略选择。选取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会以更大的概率选择绿地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绿地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非敏感行业中实施企业数字化更有可能促进企业以绿地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引用格式：
张家才,武文博,余典范.企业数字化与跨国投资模式选择[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2):33-47.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陈晓华 周 琼 刘 慧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当今中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命题。在构建城市创新质量新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创新质量，并能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城市科技投入水平和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协同集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较低端更大。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推动新企业注册量的递增，进而提升城市的创业积极性与创业活跃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具有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和创业活力两大功能，可以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增长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引用格式：
陈晓华,周琼,刘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2):48-63.
周先波 沈秀亨
立足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利用2006—2020年中国25个省份的246个非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强省会”战略对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均与省会首位度呈现U型关系，而平均边际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平均边际影响在无强核和单强核省份均为正，在多强核省份皆为负。非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省份首位度处于适当低的水平时，非省会城市消费率与其呈U型关系，但过高的省份首位度具有虹吸效应，不利于提升非省会城市消费率；而人均消费与其总体上呈U型关系，较高的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人均消费具有扩散效应。各地要因地制宜实施“强省会”战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引用格式：
周先波,沈秀亨.“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2):64-79.
CEO教育背景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李百兴 李弄文
高学历水平通常意味着拥有更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更理性的行为，而在愈发重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核心管理者的首席执行官（CEO），其教育背景是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联系？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CEO教育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学历CEO能稳健地提升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CEO学历水平有效提升了CEO能力，从而促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CEO能力所隐含的声誉也是重要机制之一。分项检验结果显示，高学历CEO主要提高了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及信息与沟通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代理问题成本高、规模小的企业，高学历CEO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CEO个人特征的经济后果研究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经理人的治理作用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
李百兴,李弄文.CEO教育背景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2):80-97.
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管理的影响
刘建秋 徐雨露
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语调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促进了管理层向上管理MD&A语调。其影响路径为，中小股东在股吧上发表负面评论引起股市波动，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从而驱使管理层利用MD&A积极语调来向外界传达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信号，借以安抚中小股东负面情绪。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者互动和外部媒体关注具有“扩音器”效应，增加信息传染风险，使得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MD&A积极语调管理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完善外部制度则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少MD&A积极语调操纵。
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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