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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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明朝的史书，那么你得出的结论会很快，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明思宗朱由检异母兄天启帝朱由校绝对是个昏庸的皇帝，他做皇帝除了做木匠还是木匠，而且史书还会告诉你，这个皇帝是低能儿，认识的字并不多，从来也不管理朝政，不懂内忧外患，纵容大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为所欲为，把天下弄得乌烟瘴气。
这个看法对么？
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还原真实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活在纸面上的朱由校没有那么不堪，他固然是把大明的权利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一心只想着玩木匠活，但一切的一切，他心里还是有数的。
比如，在首辅和亲信关系的处理上，他的见识和处理手段就比首辅叶向高要高明得多了，叶向高是万历十一年进士。进编修。历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数上疏言矿税之害。以忤首辅沈一贯而出名，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升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那一年的内阁堪称大明最安静的内阁，阁臣于慎行死了，第二年首辅朱赓也死了，次辅李廷机因被人攻击，不问世事，一时之间阁臣死的死，躲的躲，最后内阁里只剩下叶向高。
就这样叶向高当了7年内阁首辅（注意是一个人的内阁），后来实在受不了，打辞职报告，这份报告一打就是60份，才获得了万历皇帝的批准。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登基不到两个月也跟着明神宗去了，大明迎来了15岁的朱由校，这个时候大明外有建州女真的威胁，内有宦官和东林党的斗争，使得年轻的朱由校身处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朱由校选择了能力出众的叶向高。
61岁的叶向高再次出任大明首辅，此时朝中东林党遍布，叶向高也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党魁。
而另一方面朱由校登基后，魏忠贤攀附上客氏之后开始掌握大权，与朝堂上的一些文臣如崔呈秀之流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和六部，双方你来我往冲突不断，身为首辅的叶向高苦不堪言。
作为大明首辅，东林党的魁首，叶向高有自己的苦衷，从工作性质上来讲，他在处理朝政时的票拟工作，必须得到司礼监的大力支持才能顺利完成，毕竟是司礼监掌握批红，盖章的权利，内阁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和司礼监搞好关系，这一点叶向高也看得通透。
02
眼看着朱由校对魏忠贤越发看重，叶向高也开始向魏忠贤靠拢，好取得双方合作的便利，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朝廷，抛开看客的身份来说，叶向高的措施是对的，此时的朱由校刚刚登基，朝廷局面尚未稳定，身为首辅当以稳定局面为主要工作。
但这个苦心，显然得不到东林党的认同，这帮壁垒森严的读书人，认为叶向高不顾廉耻投靠了魏忠贤，于是各种弹劾叶向高的奏折如同雪花一般涌向朱由校的案头，让叶向高苦不堪言。
迫不得已的叶向高只能向朱由校举报魏忠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个时候朱由校的天赋就显露出来了，面对叶向高的苦水，朱由校表现得很平静，这个年轻的皇帝默默看完叶向高的奏疏后，回复说道：“举朝轰然，殊非国体，卿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
这话的意思是说，你叶向高是我找回来的首辅大臣，这个身份是和其他的大臣不同的，你的作用是要调和大臣与司礼监的矛盾，而不是随大流弹劾魏忠贤。
就这个认知，完全符合一个明君的做法，宰相就是辅助帝王、掌管国家事务的最高官员的通称，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时期的丞相陈平曾总结过一段话：“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这段话的意思不难理解，身为宰相作用就是调和阴阳，是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调和剂、润滑剂，明朝虽然取消了宰相制，但宰相的权利并没有随之消失。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建立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权力逐渐增强，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内阁成员成为实际的“宰相”，有的还兼任二、三品的官职，如张居正在担任首辅时，同时兼任了二品的吏部尚书，可以说明朝的内阁首辅虽然比不上之前的宰相权利那么大，但并不是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魏忠贤的司礼监代替皇帝行使权力，而你叶向高身为内阁首辅，就应该从中调和，而不是跟着东林党一起弹劾魏忠贤。
这里面固然有朱由校维护魏忠贤的意思，但也不难看出年轻的朱由校，在如何处理朝廷各方势力的均衡上还是有自己的认知的，而且认知一点都不比其他明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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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处理朝廷各方势力的均衡这个问题上，朱由校是无师自通，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明朝末期，除了内忧就是外患，如何处理解决辽东一直压在朱由校兄弟俩心头的一块石头。
尽管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明朝越打越崩溃,后金屡获大捷,实力越打越强，最终突破了明朝的防线，长驱直入入主中原。
但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朱由校的表现就十分抢眼，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给朱由校发来了一份重要情报，情报里声称后金和蒙古相互勾结，有绕过蓟镇（今天津市蓟州区）攻入关内的意思，希望朝廷做好防范措施。
得知情况的朱由校十分重视，一番商量后，做出了最中肯的指示，根《明实录·明熹宗宝训》记载，朱由校的指示如下：“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在这段简短的指示里，我们可以看出朱由校的应变能力其实很出众，首先他对敌人努尔哈赤认知上就十分靠谱，“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很有可能会采取绕道攻入关内地做法，这个想法虽然大胆，操作还是可行的，认识了这一点，朱由校当即命令兵部传讯各部总督镇巡，至于如何“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沿途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防守隘口的将官“昼夜不时防守”，以及防止“奸细夹带情形”，这一番指示充分显示了在辽东军事问题上朱由校的认知能力一点都不差。
相比之下，他的老师，著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的反应就有些迟缓了，这位一度被认为是汉朝的孔明，唐朝的裴度竟认为:“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按照孙承宗的意思，建州的努尔哈赤为人狡猾不假，但这个人做事喜欢求稳，所以不会绕过蓟镇攻入关内。
熟读朱由校七年的皇帝生涯我们知晓，在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唯独整个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强敌努尔哈赤的脚步是没有前进半步，这个和朱由校过人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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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不足以说明朱由校就是个好皇帝，这话听着不错，却没有任何的说服力，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明朝末年辽东的局势，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这个人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这个人才华肯定是有的，在福建邵武做知县时，喜欢与人谈论兵法，遇见退伍的老兵时，就与其讨论边塞上的事情，所以袁崇焕对边塞的状况比较了解，自认为有镇守边关的才能。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袁崇焕往京城觐见明熹宗朱由校，被御史侯恂破格提拔到兵部任职，自此袁崇焕开启了他的抗清模式，这个决定不能说对，但至少没有错。
在抗清这条路上，袁崇焕是走得越来越自信。
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十一月，蓟辽督师袁崇焕给朱由校递上了一份详细的抗清奏疏，奏疏里袁崇焕表示大明只要在关外屯田修城，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迫使女真人投降，即便后金不降，他日也会明军击败。
“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这个想法不错，能不能实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奏疏被递到了朱由校的手中，这位年轻的皇帝用其敏锐的眼光和独有的军事见解给名将袁崇焕当头一棒，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看一下朱由校针对这件事给出地批复：“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短短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朱由校的军事水平是相当高明的，他没有被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所迷惑，而是针对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提出了一连串很专业并且十分清醒的问题。
屯田，想法很好，可你如何区分百姓和将士呢，这两者如何共处呢？你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呢？奏疏里没有任何体现呢？还有你在辽东这块地方，面对努尔哈赤这种野心极大，战斗力极强的人，你又怎么能保证我大明将士既能种田，还能打仗呢？
还有将士如何演练，百姓如何保障后勤工作，兵源如何补充，战马，粮食你能保证都跟得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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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极具见解性的询问，彻底把袁崇焕给问傻了，从后来发展的局面可以看出，朱由校问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后金屡次进犯辽西走廊，破坏屯田，抢夺粮食，袁崇焕的屯田实质上反而为后金提供了宝贵的粮食，除了壮大努尔哈赤外，对明朝作用不大。
基于这点认知，朱由校最后明确告诫袁崇焕：“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你老老实实在辽东做做实事，少说这些没把握的大话，这一番话显然让袁崇焕感到失望，加上不得魏忠贤欢心，
次年七月，袁崇焕递交了辞职报告。
后面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知晓，信王朱由检登基后，袁崇焕被召回了，并给年轻的崇祯皇帝提出了五年平辽的主张，相比哥哥朱由校，袁崇焕这一次学聪明了许多，给新皇帝只提方案不给具体地应对措施，笼统地概括了一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明史·袁崇焕传》
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和崇祯皇帝谈完话回来的路上，给事中许誉卿问起袁崇焕的复辽计划，袁崇焕答道：“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我看皇帝太累，说点好听的让他开心一下）
这就是两者的差距，其实，大量的史料表明，年轻的朱由校做皇帝属于够不到明君那个地步，但能力多少还是有一点。
我们听到最多的无非是朱由校喜欢自己动手做些木工，终年不倦。
然后，每次他认真做事的时候，阴险狡诈的魏忠贤就凑上来汇报情况，屡屡打断朱由校干活，久而久之，朱由校就感到厌烦，不肯认真听魏忠贤的回报，就推说自己已经都清楚了，你们看着办就行了。
得到了这句话的魏忠贤，借机多次矫诏擅权，排挤东林党人，东厂番子横行不法，奸佞当道，把好好一个朝廷弄得天怒人怨，事情是不是这个事，实话实说，确实有这个事，只是我们容易忽略一点，朱由校说完“你们看着办就行”。的后面，还会补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这话有俩意思，一个是你别骗我，另一个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种种迹象表面，朱由校埋头做自己木匠活不假，但不表明他对九千岁魏公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操作，朱由校还是知道一点的，之所以任由魏忠贤打着自己的旗号一直干下去。
原因只有一点，在年轻的朱由校看来，偌大的皇宫唯独魏忠贤和客氏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人， 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的好，只要对自己不好，那这个人就是一会儿坏人，反过来说，一个人无论多么的坏，主要对自己的是好的，那这个人就可以留着。
这个认知或许有些唯心主义，可放在整个皇宫里，还是实用的，魏忠贤排除异己，各种手段都用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取代朱由校，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是可以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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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后觉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就是明白了这一点，才认定热血沸腾的东林党人单靠几份奏疏是干不掉魏忠贤的，从后来的效果上看，叶向高的眼光是独到的，朱由校自小长在妇人之手，其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并不寻常人家孩子好多少，父亲的不受宠，间接地影响了他的成长，使其在成长过程中，信任成他处世之道唯一依靠，这一点和他喜好的木工一样，木材的实在、工具上的使用，以及技艺上日益上的成熟，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生活。
尽管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个个人喜好和信任危机所带来的决策往往被太监操控和影响，最终有后者将朝政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史》给他的评价，相对于来说低了点：“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不可否认，在做皇帝这件事上，朱由校其实没有那么差劲。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注释：内阁大学士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
明朝初年，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但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改了这个规矩，他不光提拔太监，还在宫里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让太监学习文化，有了文化的太监就可以来帮皇帝的忙了。
开始还只是干个体力活儿，帮皇帝盖章，负责盖章的这个太监就叫掌印太监，他的权力极大，几乎所有的奏章、圣旨必须经过他盖章才能生效。随着明朝中后期，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
注释：朱由校的木匠水平很高，很多达到了艺术家的水准，根据吴宝崖《旷园杂志》所载：朱由校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小巧玲珑，巧夺天工。他还曾做沉香假山一座，池台林馆，雕琢细致，堪称当时一绝。朱由校喜欢蹋球，常与太监在长乐宫打球，朱由校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蹴园堂。
参考文献：
《明》]刘若愚 著 / 冯宝琳 点校《酌中志》北京出版社2018年
《明》李东阳《大明会典》广陵书社出版2007年
《清》顾炎武《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年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2012年
《清》吴伟业《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清》汪楫编著《崇祯长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
《现代》孟森《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1期1936年4月
《现代》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7年
《现代》周华龙《明亡清兴多少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