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裁在一战期间的实施与演变：对帝国主义霸权话语的管窥（上篇）

一、引言

《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一书，主要介绍了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在一战期间的使用以及在战后不断演变过程，反讽地指出其背后帝国主义的利益考量与话语选择。经济武器作为一种制裁手段正式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期间，经济制裁（经济武器在本书中似乎与经济武器同义，后文并未区分二者）主要是为了配合协约国的军事打击。随着经济制裁在一战期间被付诸实践，协约国的政治精英对经济制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在一战期间已经渐成规模，协约国的政治精英对经济制裁的认识深受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经济制裁与协约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但无法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一战期间的经济制裁由协约国对同盟国行使，即受侵略的一方对实施侵略的一方使用经济制裁。一战结束之后，经济制裁被写入《国联盟约》第16条，英法美三国商定的经济制裁预设的典型情形是，战后的经济制裁主要由其他国家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对侵略国行使。但吊诡的是，其他国家对侵略国实施经济制裁，虽然有《国联盟约》的背书，但经济制裁的正当性存疑，毕竟不是受侵略国对侵略国实施经济制裁。一战期间以及一战之后的经济制裁的实施主体实际上发生了变化，一战时期的经济制裁由受侵略国实施，而一战之后的经济制裁却由侵略国与受侵略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实施。这种转变表明，经济制裁本从一开始就带有“特权”的烙印，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历史时期，遭受侵略的一般都是弱者，它们并不具备实施经济制裁的实力和基础，经济制裁似乎只能由强者实施，国际人道主义的虚伪昭然可见。

本书仍遵循英法社会科学的叙事模式，从事实的基本面出发，以此为基础进行适当的演绎，但不做决断的理论建构，致力于客观地呈现历史与事件。作者虽然力求客观呈现经济制裁的演变过程，但在本书关键部分仍会给出较为准确的解读并留下较为清晰的线索，这使得读者对经济制裁的了解尽可能避免理论预设的干扰，进而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对经济制裁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本篇主要聚焦于经济制裁在一战的出现以及实施（本书第一章“封锁机器”和第二章“从封锁中诞生的制裁”），在此基础上管窥经济制裁背后掩藏的帝国主义话语。通过梳理本书对经济制裁在一战期间的实施过程，并对其作适当的演绎性解读，对于我们理解帝国主义与国际秩序乃至人性，不乏现实意义。

二、经济制裁的前奏：锰矿石与经济全球化

一战与经济全球化交叠在一起，使得武器与经济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结合关系，作者选择一种非常特殊的原材料——锰为切入点，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制裁提供的契机。

（一）锰矿石的供应条件

锰是冶钢业的原材料之一，可以管窥经济制裁产生的背景与实施的机制。此处需要交代的是：一战前夕的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但德国生产钢铁的原材料却来源于世界各地。这意味着，在非战争期间，德国是不会有太多原材料储备的，即便进行储备，其存量仅足够维持几个月而已。锰矿石的供应也取决于多种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虽然德国进口的锰矿石大部分来自于俄国，但由于当时的铁路运输并不是十分便利，跨国铁路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利用铁路运输锰矿石，并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与此相反，一战前夕的海洋运输已经相当成熟，再加上莱茵河与多瑙河毗邻大西洋港口，这使得海运的成本极大降低。相较于俄国的铁矿石，拉美地区的锰矿石对德国更划算。

此外，矿石的物理条件以及出口国的政治条件也会影响矿石供应。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使得印度的矿石颇具市场竞争力。相比之下，虽然俄国矿产丰富，但俄国矿藏丰富的地区却是革命主义的温床，这导致矿石的生产非常不稳定。同时，俄国的矿石与拉美地区的矿石相比，其质量显著不如后者。因此，对当时的德国来讲，拉美地区的锰矿石最具市场竞争力。

（二）锰矿石的交易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经济全球化使得交易链条非常复杂，当时的矿石交易链条已经具备了现代金融的某些特点。本书介绍的德国进口锰矿石的交易过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德国的克虏伯公司联系代理商，由代理商接受世界各地矿石生产商的报价，然后进行交易。在结算阶段，德意志银行向位于拉美地区的子银行发放贷款，矿石生产商收到的是汇票，待客户收到矿石之后，生产商便可以要求兑付款项。与此同时，既然矿石主要依靠海洋运输，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当时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大多数商船都是英国商船。由于海上运输容易发生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利用海洋运输的货物都要投保，因而海洋货物保险业务的执牛耳者也是英国。这从侧面表明，英国当时在全球的经济分工地位相当强势，英国和法国联手完全有实力采取经济封锁，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做到的。

（三）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制裁提供的契机

锰矿石供应与交易的例子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当时的国际贸易已经被深深嵌套在一起，全球市场更加成熟。一言以蔽之，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制裁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二者都遵循市场的逻辑，深受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可以对此作出两点解读：第一，一战爆发前夕，国际贸易的供应链与支付链已经非常复杂，全球性贸易的框架与设施相互交错，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脱离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第二，当时的国际贸易很少受到有关当局的监管，作为交易终端的进口国，由于凭借代理商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进口国一般仅了解交易的终端，其对整个交易过程并不是非常了解。但由于英国国际商事业务和支付结算业务的高度发达，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海洋运输优势，这使得英国实际上成为最为了解国际交易过程的国家。这为经济制裁在一战的出现埋下伏笔。质言之，欲实施经济制裁，只有对上述信息了解到足够程度，才能有根据地实施经济制裁。在当时，似乎只有英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时的英国掌控着全球的命脉——货物、资金、能源、信息，其中尤为可怕的是信息，这为英国带来十分巨大的隐性权力，也为英国日后一直叫嚣着实施经济制裁奠定了基础。

三、经济制裁的实施

（一）经济封锁的渐进性：从原材料到金融封锁

正是在前述背景之下，协约国逐渐拉开了经济制裁的帷幕。在同盟国与协约国的争斗中，协约国逐渐认识到，武器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协约国逐渐萌生了对同盟国实施经济封锁的想法，以便更好地配合军事打击。协约国起初并未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封锁，最先开始的禁运品的管制，即协约国有权扣押禁运品以及供敌国军队或政府使用的货物。

随着战事深入，英法两国的政治精英逐渐发觉自己低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仅实施原材料封锁是不够的。英法两国研究人员发现，即便切断同盟国的原材料补给，同盟国仍然可以依靠金融外汇得以苟延残喘。协约国随后着手实施金融封锁，监控其他国家向同盟国发放金融放贷。有趣的是，经济全球化竟然催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令法国引以为傲的法兰西银行竟然以信托的方式间接向德国提供了贷款的便利，这不禁使法国政府颜面扫地，英法两国政府也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国银行的监管力度，限制本国向同盟国提供金融外汇的可能。

虽然英法两国将金融封锁付诸实践，但德国在拉美的银行仍源源不断向德国本土汇入大量资金。英法接下来对该部分业务实施进一步的封锁，但这样的封锁始终面临一个诘问：如何在不损及本国经济的前提之下对金融实施干预。这是经济制裁的悖论，但却无法避免。这既是由经济制裁背后的经济逻辑决定的，也是由经济制裁背后的帝国利益决定的。由于经济全球化已将世界各国嵌套在一起，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它们需要考虑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即便金融封锁逐渐落地，但英法两国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仅仅依靠两国的力量实施经济封锁其实是不够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漏洞，原材料经由中立国仍可运抵同盟国。

（二）协约国对中立国的胁迫：国际主义与中立主义的张力

1.配给制的实施

在前述基础之上，实施经济封锁的英国官员认为，要想进一步完善封锁体系，就需要了解封锁所需的各种信息，以便针对性地实施经济封锁。英国最先从港口运输查证货物往来信息，但这种方法效率很低，因为逐个查验的成本很大，而且往来的货物贸易是中性的，除非货物贸易明显违法，否则英国海军并无充分理由认为某一笔贸易是与同盟国进行的。

于是，封锁部门的官员建议采取“配给”的策略，即关注中立国进口的货物总量，而非某个具体时段出入港的货物数量。配给制的要求是，中立国对特定商品的进口量不得超过其战前的平均水平，否则协约国将对超额部分予以禁止。但配给制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需求，随着经济与贸易的范围的不断扩大，下一个年度相比过去的年度，货物的需求量总体上也会呈现递增趋势，配给制的实施导致上一年度的平均进口量实际上会低于下一个年度的实际需求量。此外，一些特殊的粮食作物的进口，中立国下一个年度的进口量会低于上一个年度的平均配给量，但协约国仍然对超出的部分予以禁止。封锁机构针对后者则给出十分荒谬的理由，即便采取配给制，中立国对特定粮食的需求量竟然低于上一个年度的平均配给量，这意味着超出的部分显然是不需要的。

毫无疑问，这是帝国主义对中立主义的挤压，英法两国打着国际主义旗帜实施配给制，丝毫不顾及中立国的利益。如前所述，英法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种“自用而不自知”的怪圈，经济霸权的惯性使它们唯我独尊，几乎没有可供参照的对象，它们面对比自己弱势的国家怎么会基于同理心并顾及他国的利益呢？

作者认为，配给制的背后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国际法问题：通常情况下，实施封锁的一方须证明货物实际上是被运往受封锁地区的，而配给制的施行却倒置了举证责任。这意味着，之前采取法律逻辑实施经济封锁，由实行封锁的一方证明货物是被运往受封锁国的，但配给制的施行却意味着经济霸权逻辑大行其道，法律逻辑已经消失殆尽了。配给制映射出的经济逻辑可以作出两点解读：第一，此种做法的确非常经济，配给制相比之前的全面封锁明显更具针对性；第二，配给制不是普通国家可以随便使用的，必须由经济霸主行使。

2.对中立国的金融封锁

经济封锁起初主要围绕原材料的封锁进行，但这并未触及现代经济最活跃的因素——金融。经英法两国的情报机构调查，中立国的银行每天处理着数量惊人的金融业务，它们认为中立国的银行与德国进行了许多交易，否则这些银行无法维系规模如此庞大的业务。协约国经济封锁部门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对中立国的金融行业调查取证，进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虽然限制中立国的金融贸易可能会损害英国金融行业的利益，但英国官员无比坚定地认为，“损失六个月赚来的钱换来战争的胜利，比赚这六个月的钱但危机帝国的安全要好很多”。

资本主义的逻辑跃然纸上，经济封锁利弊得失的分析仍然可以诉诸成本收益的比较。协约国随即要求中立国的银行签署保证书，保证不与同盟国从事直接或间接的业务往来。这还远远不够，英法两国对本国私人银行也加大监管力度，违反禁令的银行将被施以严厉处罚。情报机构逐步扩大了监管的权力，甚至可以掌握银行业务的流水情况。这种权力实际上非常可怕，以致于协约国的情报部门可以掌握每一批由英国银行负责提供信贷的货物。

3.经济逻辑与经济权力

经济权力是隐匿的，也是不容易被察觉的，更是“自发”的。经济逻辑的现实性使其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亲和感，但我们对经济权力危害的认识却总是后知后觉，不啻为沉浸在温水沐浴的欢乐之中。一战推动了经济制裁的出现，经济逻辑的自主性也借助战争的爆发不断凸显出来，经济制裁的实施使得英法两国潜移默化地洞悉了经济逻辑，经济逻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演绎。经济制裁不断演绎的过程暗合了政治精英对经济制裁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这背后的一切似乎无法脱离英国的强势地位，换作其他并不具备如英国这般经济辐射力的国家，显然并不具有实施经济制裁的基础，也不会对经济逻辑有此种认识。可怕的是，在经济逻辑的极致演绎之下，英国逐渐发现了掌控经济的命门：贸易和信息。尽管获得贸易信息的过程是中性的，但凭借信息优势的加持只会使其强势地位愈加巩固，政治国家的平等似乎也就消弭于经济帝国的经济逻辑之下。个人认为，强权的理念虽然与强权的行为并不同步，但强权的行为逻辑却暗合符合强权的理念，它们发现其中的本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从英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过程便能看出端倪。

4.披着国际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

可以作一个设想：如果英法两国经济封锁的对象不是德国（即一个经济大国，而且是地缘政治如此紧密的大国，甚至是同根同源的大国），而是处于全球分工体系末端的中等国家或者小型国家，那么英法两国实施经济制裁时还会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顾虑？但从来没有如果，从经济封锁的过程来看，协约国采取的经济封锁手段具有渐进性，他们并非一开始便要置德国于“死地”。

颇为讽刺的是，在协约国对同盟国实施金融封锁如火如荼之际，协约国的封锁部门震惊地发现，令法兰西引以为傲的里昂银行竟然以信托方式持有大西洋德国银行的资金。这不禁使法国政府颜面扫地，也不得不令人感叹，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分化倒是尤为明显，但经济的逐利性使得经济逻辑如同候鸟一样随意穿梭。

另外，协约国如何对中立国的大型银行采取金融封锁，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虽然协约国可以对中立国银行实行监控，但协约国同样需要依靠中立国的银行进行资金周转。深层次的矛盾在于，若协约国不能采取恰当的措施，也会导致中立国的银行与协约国反目为仇，这很有可能使金融封锁的效果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民族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全球化的私营金融部门，法国能否为了国家利益迫使里昂银行重组其国际业务，后者当然是民族国家在国内对国内银行实施监管面临的主要症结。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尽管协约国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具有渐进性，但并未触动经济自由主义之下的私人利益，经济制裁仍然恪守经济自由主义的诫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服务于政治目的，遵循的到底是政治逻辑还是经济逻辑，对外的国家主权与内部的经济逻辑究竟存在何种关联。

受制于经济全球化的链条效应，如果经济封锁的范围受限于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市场，那么经济制裁的实施其实存在很大的漏洞，必须破坏掉同盟国赖以为继的原材料市场和金融市场。但制裁范围的扩大便不可避免地殃及第三方国家，针对第三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正当性基础存在很大疑问，其造成数十万无辜平民的死亡，便是明证。或许自经济制裁诞生伊始，其正当性就存在疑问。经济制裁的实施使得国际制裁遭受经济力量的裹挟，其一开始便带有强权的逻辑。悖论之处在于，经济制裁得以发挥功效的前提是经济全球化，由此孕育产生的经济制裁便具有两面性，至少从形式来看，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进一步导致经济制裁的使用自觉地陷入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怪圈，即便协约国对同盟国实施经济制裁也表现出了渐进的特征，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遵循的逻辑不由得令人深思，但对于弱小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恐怖就不会产生此种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