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鹏，中国政法大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
四、俄国退出一战和美国参战对经济制裁的影响
（一）俄国的退出与英法的“嘴脸”
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对一战格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俄国已经无力再战，俄国政府试图与同盟国媾和。在经济制裁如火如荼之际，俄国的退出，无疑对经济制裁的实施可能会带来很大冲击。
在《布列斯特条约》签署后，英法两国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对战争深恶痛绝，声称这是对和平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摧毁，也是无辜平民的灾难；他们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布列斯特条约》的谈判进程，并表示该条约的签署会改变一战的战争图景，也将改变和平的图景，因此他们对东方的和平表示悲观。从英法的态度来看，他们所谓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平主义总是掩藏在虚伪的话语之下：他们虽然对和平表现出极为渴望的态度，但仍然无法接受别国的和平带给自己的不利影响。和平与人权似乎是他们用来掩盖帝国利益的装裱，时刻处于备而不发的状态。在经济制裁实施过程中，他们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把握不啻为一种另类的门罗主义，深受经济利益的裹挟。归根结底，帝国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剩下的只是一个虚伪的意思表示。
（二）美国参战对经济制裁的影响
一战后期，协约国仍然坚持总体战，随着美国的加入，协约国对经济制裁的认识再上一个台阶。美国总统威尔逊甚至萌生了利用经济制裁改造德国政治体制的想法，经济制裁与民主政治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1.威尔逊的民主策略与流变的话语
经过英法两国对协约国和同盟国人口数量以及经济资源占比的计算，尽管德国仍然负隅顽抗，但协约国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对比令协约国的政治精英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持乐观态度。当时的德国仍是专制国家，这与英法美三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其实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关于战后是否仍要维持对德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讨论中，威尔逊直白地表示，除非德国作出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保证，否则经济制裁仍将延续到战后。
在战后仍然维持经济制裁面临很大的诘问，这涉及经济制裁的正当性。如果在战后仍然维持经济制裁，无疑将使无辜的平民再次遭受苦难。尤为可怕的是，战后维持经济封锁将使得战争期间对平民和士兵加以区分的逻辑不加怀疑地应用到和平时期，这将造成战争与和平、士兵和平民区分的悖离。但协约国的话语却再次发生了转变，威尔逊特别强调，战后实施经济制裁是为了进一步使德国平民与统治阶层之间产生间隙，从而引导德国民众发起一场反帝运动。这是多么美妙且虚伪的掩饰！美国参战后，虽然明确表示对德国实施经济制裁，但其对经济制裁的认识更进一步，即利用经济制裁迫使德国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同频。这在威尔逊的演讲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像德国这样一个没有良知、没有荣誉感、没有能力遵循和约的国家，必须被粉碎，即使不能彻底打败德国，至少也要将其排除在各国友好交往的范围之外”。
2.经济制裁与民主政治
在威尔逊看来，经济制裁可以影响人类的行为。进一步来说，威尔逊预设了一个理性经济人意义上的公民，这意味他们希望获得和平，希望从专制之下获得解放。威尔逊坚信，民主作为一种与自由贸易相联系的政治实践必然向前发展，而任何理性、自治的人民都不会允许阻止他们进入全球市场。威尔逊的底层逻辑在于，经济必然会影响政治，此种逻辑深受美国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他是以美国为原型提出上述观点的。这种逻辑是美国的经济霸权给予他的自信，或许也是美国国内经济系统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辐射效应的体现。
与美国的态度不同，英法两国在一战期间实施经济制裁的目的在于配合战略打击，两国的政治精英对经济制裁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经济对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可以发现，英法两国对经济制裁的使用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的目的是单一的，即经济制裁是为战争的胜利而服务的。即便英法两国也对经济制裁在战后能否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手段加以探讨，但并没有触及经济制裁对于政治体制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个人认为，英法与美国对战后是否对德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讨论之所以存在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英法与美国之间的制度实践存在微妙的区别，我们普遍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帝国主义国家，似乎容易遮蔽此种区别。虽然英法美三国的政治与经济分化的程度较高，但英法两国的政治体制受经济力量的影响较小；美国则不然，美国的政治实践受经济力量影响很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经济力量所裹挟。（这可能也取决于如何认识现代民族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分化，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政治与经济的分化是一种水平意义上的分化，并不是垂直意义上的分化）英国自由报的一段内容也可以为前述分析提供佐证，“德国的商业与工业巨头完全了解协约国通过控制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材料而获得的巨大权力”，但同时又认为“这些巨头并不能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英国自由报虽然说的是德国的政治实践与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但从英法两国在一战期间的经济制裁实践来看，他们能得出此种结论本身也深受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
3.威尔逊主张背后的阴谋
威尔逊把经济制裁作为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工具，此种主张虽然在形式上有助于推动和平，但仍然无法掩盖其霸权的实质。威尔逊的主张本质上是要求其他国家接受一套自己的准则，否则这些国家便会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
但似乎没有人考虑过对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当谈及用经济压力而得以执行的国际法时，大西洋两岸的法律主义者预设的是，经济武器将在他们建立的世界秩序中良好运行，而此种秩序与帝国利益完全一致。
威尔逊致力于利用经济封锁以便在德国推动民主革命，他希望将国联塑造成为一个政治联盟，并将这一意识形态计划推广到全世界。从各方对国联的设计方案来看，法律主义者希望将国联塑造成一个类似于世界法院的裁决机构，但威尔逊向英法两国提交的《国联盟约》草案，表达了希望将国联设计成议会的愿望。质言之，霸权的优越性使威尔逊的狼子野心不自觉地显露出来，仅仅一个中立的法律角色是无法满足他的胃口的，他更希望将国联变成一个政治机构，以便进一步获得国联应具有的权威性。
五、民间精英对于经济制裁的认识
前述关于经济制裁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精英层面，法律界与经济界的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也逐渐参与到经济制裁的讨论当中，他们也在思考经济制裁为全球治理能否提供新的可能。
这些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人士对于经济制裁的讨论（尤其是和平时期经济制裁对于维护全球秩序的可能性），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制裁作为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手段是完全可能的。有所不同的是，一方着眼于经济自身的独立性，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辐射效应，以经济制裁迫使侵略国接受和平；另一方着眼于经济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一旦实施经济制裁，由于经济是一国谋求发展的物质基础，特定国家工商业界的人士便会向该国政府施压，迫使后者改变政治策略。
第二，中立主义的消失与美国在经济制裁中的角色定位。部分人士认为，在和平时期实施经济制裁，要确保经济制裁发挥作用，这将意味着中立主义应当不复存在，否则经济制裁难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得以充分实施。此种见解会面临一个症结：该如何理解美国的中立主义角色。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由于美国在世界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若在和平时期实施经济制裁，就必须将美国纳入其中。但问题在于，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由于经济地位的强势事实上一直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从一战和二战参战时间以及其与侵略国家的贸易便可清楚地予以观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民间精英分子对美国和中立主义的讨论，实际上是把二者分开的，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别有目的，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一些人也认识到经济制裁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各国之间以邻为壑的局面，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长远来看，一旦某个国家甘愿自给自足不受世界市场的约束，并不利于全球秩序的维护，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战争和冲突。
第四，法国的民间精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秉持社会团结思想，强调利用集体行动来维护个体自由。与前述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此种认识将经济制裁的理解又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在社会团结思想的指引下，他们认为经济制裁须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侵略国的消极的经济制裁；另一个是针对受侵略国的积极的经济援助。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团结思想被运用到国家政治领域，在实施经济制裁时，经济力量弱小的国家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此种主张对一战之后的经济制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本书的论述来看，这些民间精英对经济制裁的讨论其实和一战期间那些政治精英对经济制裁的认识分享着一个共性，即对经济制裁的认识随着战事的推进愈加深刻。值得一提的是，强调遵循社会团结思想的法国国际主义者，并没有放弃诉诸军事手段维护世界和平的想法，他们也没有讨论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在维护世界和平时何者为先的问题，这为本书后续讨论埋下了一个伏笔。
六、南柯一梦：经济制裁与一战胜利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本书作者的梳理，德国一战的失败与协约国的经济制裁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因果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创伤，使得德国士兵的信心大为受挫；协约国的经济制裁也遭到同盟国尤其是德国内部经济模式的改变而带来的抵制，因为德国并不像英国那样非常依赖粮食的进口，而且德国出口受阻之后进而转向内部的生产和消费。
从经济制裁、一战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战的爆发是经济制裁得以出现的重要诱因，在协约国一方的描述中，经济制裁确实彰显了其所应具有的威力，这也使得经济制裁可以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工具的论证更加有力，毕竟经济制裁相较于流血的战争而言更加温和。但问题在于，经济制裁能否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工具，必须要回到问题的起点：英法美三国鼓吹经济制裁作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工具，这是因为它们认为经济制裁与一战胜利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而且战争强化了经济制裁得以适用的正当性基础。若经济制裁与一战胜利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只能说明，经济制裁在一战之后的使用甚至经济制裁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形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演绎和尝试，这是经济霸权带给他们自用却不自知的行为模式。
因此，对一战期间那些国际主义者来说，他们似乎必须强调经济封锁对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这样才能建立起经济制裁和一战胜利之间的联系。如果质疑经济封锁对战争胜利的意义无异于在话语上自毁长城，更致命的是，这样的见解也会直接削弱国联制裁条款的正当性。
《国联盟约》最终的起草不过是英法美三国利益妥协的产物，有所不同的是，再加上十几个中立国的同意，《国联盟约》便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合法性。值得关注的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联盟约》的起草基本体现了英美两国的利益诉求，法国的利益诉求体现的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国联盟约》第16条第3款规定的经济援助，但该项经济措施也只有等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第二，最终成型的《国联盟约》针对经济制裁的规定的一个颇具特色之处在于：一旦某国违反《国联盟约》规定发动战争，即视为该国对国联其他所有国家发动了战争，这些成员国承诺将实施针对侵略国的经济制裁，这实际上消除了中立主义。第三，拟就的《国联盟约》并未明确将军事措施作为国联的制裁措施，这实际上为国联日后维护国际秩序所体现的力有不逮埋下了后患。也就是说，国联设计的国际秩序实际上非常脆弱，缺乏武装力量的支持，不啻为“没有牙齿的老虎”。
七、结语：对经济制裁的思考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制裁虽然受政治利益的影响，但并不妨碍经济逻辑本身的独立性，这是由现代社会功能分化所决定的，更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制裁措施的渐进性是经济制裁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很好地管窥经济逻辑本身的独立性，经济制裁起初主要在于控制原材料的出口，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协约国与同盟国仍然保持一定的贸易往来。随着一战的深入，协约国的政治精英对经济武器的认识愈加深刻，他们甚至认为，军队本身不再能决定一场世界大战的胜负，战略形势是由世界经济形势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非常耐人寻味，尤其是同盟国面对协约国的经济封锁时，也凸显了这一点。按照本书作者的看法，在一战期间，同盟国向东扩张的战略目标就是获得更多的原料和粮食，比如高加索的石油和波兰的粮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协约国的经济制裁，以便同盟国内部可以自给自足。
战争与和平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经济制裁在一战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威力，也使得协约国的政治精英产生了将其用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想法。一战期间的经济制裁让他们相信，在战后面对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国时，要充分利用经济武器以代替武装力量从而实现和平。
（一）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制裁的潜在“制约”
英法两国采取的经济制裁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在德国发动核潜艇打击之前，英法两国仅对禁运品实施管制，在德国发动核潜艇打击之后，英法才逐渐加大了经济制裁的力度。这表明，即便面对同盟国的侵略，英法仍然保持一种非常“绅士”的风度，或许是经济全球化的体系效应使得英法裹足不前。更进一步来说，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体现的淋漓尽致，即便面对战败亡国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运行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经济力量到底能对英法两国的政治施加何种程度的影响却是不得而知的。
英法虽然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其无法抗拒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全球化效应，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如同毛细血管一样紧密，他们仍不得不依靠中立国实施经济封锁。这是悖论，但也是客观规律。但中立国家别无可选，他们为了不卷入这场世界大战，也只能向英法妥协，即交出部分经济主权，以换取和平。
（二）经济制裁的潜在危险
由于英法两国从经济制裁中尝到了“甜头”，封锁部门的官员甚至国际主义者开始讨论经济制裁能否成为一种维护国际秩序和平的手段。这是因为，在战争期间使用经济制裁本就带有强烈的道德合理性，但战争结束之后，将经济制裁作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平的手段尚需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可，尤其是战败国的承认，这关乎经济制裁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也成为一战期间英法两国一个讨论的重点。经济制裁相较于赤裸裸的战争，其具有显著的优势，它的隐秘性和间接性可以悄无声息地对敌对国施加压力，迫使敌对国放弃武力战争的想法。因此，对协约国而言，似乎没有比经济武器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了。更进一步来说，秉持国与国之间相互礼让的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的深入人心已经使武力制裁失去了正当性，但经济制裁却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但经济制裁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诱惑力，容易使人们忘记其背后的危险和灾难，这主要体现为强权国家对中立国家乃至弱势国家的裹挟。对弱势国家的平民而言，这就是一场无法预估的灾难。
一战期间的中立国是否能游离于经济制裁体系之外呢？面对协约国对同盟国采取的经济制裁，一战期间的中立国到底该作何选择？若中立国不加入经济封锁的行列，那么同盟国仍然可以借道中立国的市场实现原材料的曲径通幽；若中立国加入经济封锁的行列，这和中立主义的立场本就是相悖的。秉持传统的国际法精神，协约国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迫使中立国加入经济封锁的行列。作者更是在书中饶有趣味地指出，协约国欲使中立国加入封锁，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即证明中立国的贸易行为的确助长了同盟国的侵略。从英法两国随后对中立国采取的立场来看，他们打破了中立主义的幻想。随着战事焦灼，协约国终于撕下了卫道士的面纱，胁迫中立国必须加入封锁的行列，要求中立国参与经济封锁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战争所需的原材料到日常生活用品。协约国要求中立国加入经济封锁的过程无不揭露了国际主义与国际秩序形成的背后，仍然是帝国主义在作祟，中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存在显著张力。
经济的强势地位带给了资本主义国家话语权，这使得像英法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习惯沉溺于经济逻辑之中。在它们看来，掌握了经济，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经济是可以定义世界的。换句话说，身处强势地位的人，已然接受了一种强势逻辑，他们甚至可能陷入一种“自用却不自知”的怪圈，他们觉得自己的逻辑是最正常的，也是最正确的。一战期间英国负责经济制裁的部门负责人塞西尔乃至其他人士便持这样一种观点，商业是将文明世界联系起来的黏合剂，操纵这些商业上的联系似乎是迫使那些反常国家回归正途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文字：任天鹏
审核：熊峰
编辑：任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