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这天，在伦敦的博罗市场，比节日氛围更浓的是舌尖上的“跨文化”。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滑至文末查收“伦敦博罗市场万圣节”的短视频。
我对“跨文化”感兴趣，是因为常年在不同时区之间反复横跳。
旅行久了，开始读这方面的博士，其中的一个好奇是：
人的身份（identity）是怎么来的？
比如我出生在湘潭，南京求学、长沙工作、昆明生活、全球旅行……
借用作家李静睿的话，我们都像“伏地魔”那样，五湖四海都有我的“魂器”。
博二答辩，结果如意，但学术委员会还是让我再想想我的研究中，对身份（identity）的界定。
一直以来，我以为只有不同地区的生活、不同阶段的经历可以塑造我们；
我以为我们的身份（identity）只能是后天的，就像我们的名字只能是别人赋予的。
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珍妮特·温特森写过：
“世间的情爱何其多，有人可以虚掷一生共同生活却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命名是艰难而耗时的大事；要一语中的，并寓于力量。
否则，在狂野的夜晚，谁能把你唤回家？
只有知道你名字的人才能。”
我以前从没想过《红楼梦》中，代表宝玉名字和身份的那块“通灵宝玉”是残次品。
直到林黛玉和贾宝玉参禅那回，曹雪芹借林黛玉的嘴，以宝玉的名字来揭示他的先天矛盾：
“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台大老师欧丽娟援引“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认为曹雪芹此处用的“坚”、所属的特性应是石头。
她提醒我们，故事最开始，那块通灵性的“五色石”其实就是被女娲淘汰的。
也就是说，身份（identity）不仅来自经验世界，也包含先验的。比如，宝玉的身份困境就是“神旨”。
那么，先天后天，孰轻孰重？
如果《红楼梦》能代表东方文化的一隅，那么“跨文化”的另一面是西方。
在苏格拉底之前，被我们知道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physical philosophers）。
相比关注心灵，他们更关注外部的经验世界。
而苏格拉底却四处探访，“想要探知人类的心灵”（出自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p. 8）。
进入十七世纪，数学主宰哲学，哲学家们的提问是：
如果数学公理即是真理，先于人的感知、经验而存在，我们真的能仅凭外部的经验世界获得真理吗？
十七世纪的这批哲学家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为著名。
进入二十世纪，哲学有了语言学的转向。
语言学“高被引”第一人乔姆斯基受到笛卡尔等先哲的影响，直接绕开美国语言学汗牛充栋的实证研究，把开始于人类基因的“I语言”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
然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答辩时、对身份（identity）定义的漏误。
我的身份认同如果只限于公众号作者、教师、学生、父亲、儿子、丈夫等外在角色的限制，按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说法，并不能回应“我到底是谁”，即“存在（being）”这一哲学问题。
苏格拉底说：Know thyself。
阅读、旅行、教书、写作……包括做自媒体并不能定义我是谁。
但我也需要借由他们，来关照和审视我的内心。
就像宝玉时不时端详、见人就问自己娘胎里带来的石头。
哪怕，他永远没有参透宝玉是谁的宝玉。
哪怕，我也永远无法知晓“我是谁的谁”，
但我会一直、努力、尝试去抵达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