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三五九旅”：不投靠任何派别，怕被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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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6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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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才知道“全国2000个多县，所有的知青都是造县委书记反的，唯有普格县的知青是保县委书记的。”
在一礼堂人的瞠目结舌中把他们解救出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大河坝是红星乡唯一有成都知青的生产队，大多数成都知青都分到一河之隔的普乐乡。生产队靠着山足，主要的田地在河滩上，一眼望去全是青悠悠的甘蔗林。穿过河坝是从西昌过宁南到云南巧家的公路，公路边有生产队的糖房，到了冬天糖房开榨，牛拉榨滚的尖削的吱吱声在夜空中传到老远。河对岸的田坝大队，层层梯田一直铺到山足，远远望去，三三两两的农舍象精致的小盒子散布其间，还有两座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废弃的雕楼突兀在田畴间，不知道是当年土人用来防长毛还是土匪的。有一晚上我同我的邻居爬到雕楼上拗了一块楼板回来跟邻居换了两块杞木板，后来我用它给自己打了一张桌子。而那株挻拨的大榕树是这方水土的标志，显得高大威武。同我一起下乡的高中同学李承武就安插到田坝，下工后我就过河去他那里耍。在田坝我认识了李的邻居，同样是高中生的何取如。有时半夜，何就到农民的菜地里砍一颗白菜回来，在水沟里淘了淘，然后砍到锅里，煮熟了沾上海椒面吃得津津有味。在田坝我还认识了田坝的会计严安美，严跟知青说得来，我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我会用专门的篇幅来说他。俗话说山中方七曰，世上已千年，当知青们风风火火把我拥到城里，才知道世道已经天翻地复。县委会临街，是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沟把县委跟公路隔开。沟上的一座石桥。要是平日，桥上两边石栏上一定会坐着上街赶场而找不到去处的知青。但今天不一样了，许多知青正围着长得高大的县委书记拉拉扯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书记，我把我认识的一位女同学拉出人堆，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不怕秋后算帐，以后把你几个弄进班房蹭起。”整训时，当时的县委书记在组长会上，为了一件小事，把桌子一拍，高叫一声给我抓起来，竟把一个知青当场抓进公安局。但那位女知青告诉我说：“没事，搞耍的。做给县上那些人看的。”这时我才知道那时普乐乡的成都知青成立了《三五九旅》，取这个名字是表示我们都是延安时代三五九旅那样的垦荒人。这年五六月间，我在黑水河回大河坝的路上捡到一张旧的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署名何为的文章，文章内容杀气腾腾，让我感觉到上面一定出了什么大事。不过跟我们这些背太阳过山的知青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上坝子的老魏从成都探亲回来。老魏见多识广，虽然他父亲只是西安一家饭店的大师父。可你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满腹经伦，当大多数知青还是黄昏牛儿时，他就提到过体制的问题。此刻他绘声绘色的说起他在成都街头的见闻：街头上行色匆匆的游行队伍，价天响的高音喇叭，处处可见的批斗会，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的“走资派”。又说起自己怎么把省长李大章堵在机关的大门口，估到省长大人批了他去串连的经费。老魏说∶“从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只有我们自己救自己。”前一年年底到1965年初，我们下乡已经差不多10个月了，从城里来的知青却迟迟不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偷鸡摸狗的，不出工的，打架的出了不少。县上因此决定对知青队伍进行一次整顿。长房背靠落基山，山高水冷，不出水稻，长年以包谷为生，活得艰难，生产队的张伯超说：走，老子们回成都再打主意。于是自己令名自己为秋收起义军，要步行回成都，其实这不过是十六七岁懵懂少年的天真玩笑，整训会上被当了典型，接受批判。好在张伯超出身贫苦人家，父亲就是个靠拉板板车过日子的人。上面没有真心想难，领导真正的心思才没有这么简单，他想从中知青中挖几个反革命出来，对象是知青中岁数比较大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脑壳不那么简单的几个人，我首当其冲，被单独关进人委一间房子里。宣传部长天天来攻心。文革开始后，有知青就找到管过他们的区乡干部出气。我的两个朋友，因为痛恨当年整训会的主持者县委宣传部长银世泉，提着刀闯进他住院的病房，我曾听知青办的康熙如讲，说银部长是知识份子成为马列主义者最好的典范。部长以为知青会要他的命，刀还没有下去，就被吓得半死。其实没有人有那样的胆子，他们只是用刀背划过他的身子，然后用刀口划破了他身上的几件毛衣。可这件事情在县上引起喧然大波，都当知青是脱缰的野马，弄不好要惹出人命来。终于由执掌全县命运的县武装部出面把知青请进武装部会议室。武装部的会议室在武装部院子外的河边，不大，只有四五十个平方。除了李承武和何取如外，还挤满了来看欺头的七嘴八舌的知哥知妹。两个武装部干部等众人安静下，这才和颜悦色对知青说：“今天大家来，不为别的，是为大家好，你想想看，要是万一失手弄出人命来，对你们自己也不好。”他很客气，不说出了人命要吃官司。他刚一说完，知青们又开始七嘴八舌，有人念起了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当天的细节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结局我还想得起。武装部的干部违心承认划毛衣是革命行动。现在想来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那时的人们只要手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能背上一段就是胜利者。一年以后，县上的造反组织把武装部的部长弄到大礼堂斗争。知青戴找我说，咋办？我说，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抢下来。结果在一礼堂人的瞠目结舌中把他们解救出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到成都串联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老魏轻车路熟把几十个带到罗家辗招待所住下，这时三五九旅正式进行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由张伯超和吴相宾作为正负领队，而三五九的发起者老魏却出局。临走时老魏对后来者语重心长地说：这只队伍就交代给你们了。我们是六七年冬天到的北京。是知青队伍里选出来的。可笑的是知青队伍里也大讲成份论，到北京去的八个人中，我和好几个都成份不好，但扯来扯去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到更合适的人。那时知青家庭都很因难，何取如身上只揣了二元钱，而我向我高中同学借了十三元钱（这十三元钱至今没有还）还到表姐夫那里借了一件军大衣就出发了。半路在孟源我们被列车员赶下车，然后步行到潼关又上爬上了火车。上火车前，我们在馆子里吃了一碗面，一间破旧的面馆，清水面上撒的是了空花萝卜丝，这才头一次体会到北方人民生活的艰难。同行中只有张伯超胃口好，清水煮面他居然吃下四五碗。到了北京，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右家庄，一打听右家庄离北京城几十公里。大家都没有在这里长期住下去的打算，于是便天天在北京城里逛，看大字报，那里有热闹（斗人）就往那里钻，晚上我们就到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混，候车室里有暧气，在雪地里踩湿的鞋子放在暖气片上一晚就干成硬壳壳了。当然到了北京，也想去尝尝北京烤鸭，八元一只的烤鸭已经是天价了。后来又要的一大杯啤酒，但一口都没有喝，人人都说有潲水味。有一个要饭的，何取如一看此人西装革履，说：“你比我们都有钱。”那人悻悻然离开。现在回想起来这人可能是封资修被抄家没有活路才出门乞讨的。一天看到街上围着一堆人，我挤进人群中一看，是卖文革小报的，我掏了五分钱买了一份，晚上回到车站一看，那是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这篇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感觉到那就是时代的最强音， 让我兴奋了好多日子。多年以后才知道作者遇罗克就因为这篇文章惹了杀身之祸，而遇的身世我是从作家刘心武的长篇小说 《书与林同在》才了解清楚的。在北京，我们在大字报上看到胡风份子舒芜成了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头头，看到了学生拿着打倒大军阀某某的大牌子冲击中南海的情景，也看到外国人穿着火箭鞋在街上蹓跶，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在农村战天斗地，能来到北京是我们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太满足了，太满足了。几天后我们在北京接待站领了回程的火车票回普格。那时的火车可真够挤的，座位上座位下，行李架上，走廊里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在郑州有一个中年人从窗口爬上火车，他随身带的水果却从口袋里掉下来，从人缝中落在地板上。可没有法捡，连伸一只手的空隙也没有。等过了好多站，火车稍有松动，老何才伸出手去把地上的水果摸起来，一人发一只。回普格后，还算平安，只是惹了一点小麻烦。那是以后，居然有人检举说何取如到东交名巷跟俄国人交谈，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居然让他们说得丁丁然。这时，县上围绕着是要保县委书记朱庆常还是要打倒朱庆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原本这件事与知青无关，当年整训时朱还没有调来普格县。应当说与知青们无怨无仇。但朱庆常到农村下队作调查研究时就住在文坪的知青点上，他没有官架子，跟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哪位知青生活有困难，他会吩咐人立马解决。当时队上有个十六岁的小知青，因为个子小没有劳动力，常在县城里小偷小摸，一次这位知青在县上翻船了，被几人人围着眼看就是一阵好揍。朱知道后，赶到现场劝说众人，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犯法你们可以交给公安局，如果打出问题，你们可得负法律责任，众人这才一哄而散。对知青的关心，这在当时的乡村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另外知青们还有点逆反心理，文革以前，干部没有把知青打上眼过，知青就是被管制的对象，现在是我们正名的时候了。于是我和三五九的头头张伯超一起到朱曾经工作过的昭觉县去调查朱的情况。临行前区上的吴会计给了我们四十块钱，看来基层干部是支持我们的。在昭觉，我们找了曾经跟朱庆常一起工作过的基层干部，也找过昭觉县的县长副县长。这其间我们还抽空到南坪乡下看望知识青年标兵巫方安和孙传奇。巫方安是我的邻居。当时知青中对她们怨言甚多，觉得下乡是上了她们的当。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巫方安出身在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她还是有情怀的，不过那时不说“诗和远方”罢了。她们以为我们是来看笑话的，对我们很冷淡。回到普格后我们就在知青的老窝子下坝写大字报。我意气风发，双手叉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面口述大字报，由张正宁和吴相宾执笔，一直到半夜才把大字报写完。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它贴上街了，这篇大字报占据了从猪市巷直到县委门前的整个大字报棚。它立刻在县上引起了轰动，一传十，十传百，来看大字报的人络驿不绝。这也是普格县第一张要解放县委第一书记的大字报。人们说：看来朱庆常是个好人，不应该打倒。县委机关的打字员小江把我们这份大字报找打印了若干份，在县上广为传播。后来知青何取如又到昭觉作了补充调查，找到后来一度成有了我国了人大常委的干部，他说朱庆常要革命，我也要革命。这篇稿子时时引用老人家语录。老人家的语录是上封宝剑。我们也从俗，适时引用他老人家的语录。使自己的论点更坚实有力。那时知青们和书记完全没有私人关系，但谣言四起，有人说朱庆常用金钱贿赂知青，以致于多年以后还有人问我说：你跟朱庆常那么好，他咋不给你找个好工作!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们叫我来找你。我有些莫名其妙，只说了你怎么这么矮，就让他走了。从此这位书记记恨上了我。因为这篇稿子，知青的造反组织在普格林林总总的造反组织中，算是有了名气。我们惜命，不打砸抢，不参加武斗，也不投靠任何派别，怕被人牵着鼻子走。不参加武斗，不投靠任何组织这两点做到了。（那时“五二六”的头头付子才对我说，现在天下大乱，你要提防点。说完要送我一只手枪，但被我拒绝了。）遗憾的是知青的打砸抢时有发生。“三五九旅”是个松散的组织。有些知青因为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基层干部采取了报复行为，更有人去抢拿成份不好的农民的腊肉，甚至殴打他们。这事在当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县军管会首长曾找我到县委大楼去，一进门军管会主任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老肖，现在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你要把你们的人喊到点。我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除开在下坝住的少数知青外，大多数知青都是各自为政，你想管束他们那是天方夜谭。但“三五九旅”和我毕竟名声在外，所以知青发生大大小小的事都落在我头上就不足为怪了。一天一个知青找到我，让我到人委楼上看下。我跑上楼一打开门这才看见一个从马边过来的知青把县公安局十几个干警集中在房里，从头到尾一个个给他们一顿好打。我车转身就走。心里很气愤，完全是嫁祸于我。但我又不好发着。只能“心领神受”了。后来公安上的人几次想把我弄进去，祸根也许就在这里。红星乡的底股是个地处二半山的生产队，那里下放有不少南部知青。底股离县城远，却跟宁南县的马桑坪近，于是底股知青就跟马桑坪的知青互有来往。宁南的知青远比普格知青好斗，底股的知青跟当地的土著一有矛盾，便提虚劲说要请马桑坪的兄弟伙血洗底股。谁知底股的土著也不是吃素的。底股民风凶悍，写红军长征的书中曾记录过底股的土著残害红军战士的事。那晚上月黑风高，马桑 坪的知青一行人正沿着小路向底股走时，埋伏在路边的底股村民在牛角号中冲了出来，最终武斗一直打到村寨。可怜那些不知情的女知青也被牵联。其中一个小女生，原来身体就不好，一惊一吓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等第二天天亮送到到水河区医院时，已经命归黄泉。原本我们跟南部知青并没有什么交接，但天下知青是一家。于是三五九的人跑到县上找到当时管事的生产委员会，要求当局严肃处理，还威胁说，要把死人抬到大街上烧。最终知青们把武斗的主持者送进监狱。那一年附城区的知青把区委书记许宗国打了一顿，却叫他到我这边来报到，天刚亮许宗国在人委院子里找到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们叫我来找你。我有些莫名其妙，只说了你怎么这么矮，就让他走了。从此这位书记记恨上了我。文革后我伙同几个朋友到许任书记的小兴场区去打工，我的师傅突然对我说，他听到消息说许书记已吩咐小兴场的基干民兵，说肖健一露面就给我逮捕起来。更荒唐的是从来不跟我们打交道的南充地区的知青，一天他们把的红星乡的书记狠狠打了一顿，然后把他丢在马路上（这事我也是多年以后才听到的）。1978年国家头一次招收研究生，我那时想去报考，就找到这位书记开证明，书记说：公安局要你我就放人。这位书记的家在顺河，我的一位朋友是顺河的知青，她对我说其实这位书记是个很好的人，对父母亲十分孝顺，可他怎么会这样恨你。现在看来还是事出有因，他把南充知青暴行的帐算到我头上了。其实这也不算冤，谁叫你声名在外。文革后期，要成立新的县领导班子。当时上面组织北京学习班，有人对我说准备让我参加。我不置可否，说实在的我对这些事从不上心，我觉到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很好了，再也没有人整你害你了。北京学习班没有去，以后清理三种人的学习班自然也没有我的份。在成立北京学习班时还有一件有点荒唐可笑的事。当时县人委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这次北京学习班，听说军管会准备把马奇达喊起去。”北京学习班是为组建三结合的县上领导班子做准备的，三结合怎么能没有朱庆常。当时马奇达是县上的副县长，主管交通运输这一块，他是三八式干部，当年他是丁佑君所在区的书记，因为丁佑君的牺牲让他从此升迁无望。他为人忠厚，从不整人害人，在群众中口碑很好。这事让我很为难了一阵子，我不想为难马县长，又不想让朱庆常失掉去北京的机会，左右为难。最后想出一个主意，就是让马县长暂时在县上消失一段时间。于是知青们设计请马县长到知青的老窝下坝来，却不打算放他走。到了队上马县长很着急，他显然知道知青的意图，就一再跟我说，我跟老朱没有矛盾，我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山西，我就是想趁此机会回去看我老母亲。下晚，有知青从生产队搞了点老腊肉过来，等饭煮好，老腊肉煮熟，我请马县长吃饭，他就是不肯吃，又说起他老母亲的话来。我最终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同意让他回县上，我把他送到公路边，看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黑夜里，这才如释重负叹了一口气。后来事实告诉我们请马县长上山完全是多此一举。马和朱都到了北京学习班，两人都进了县上的新领寻班子。幸好我们的鲁莽行动最终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七零的前后，随着县革委会的成立，普格县各行各业慢慢走上正轨。知青也各归各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全国2000个多县，所有的知青都是造县委书记反的，唯有普格县的知青是保县委书记的。”小院欢迎您投稿，可以是知青时代的流金岁月、逐渐泛黄却依旧温暖的年代故事、“80”后与父母的共同记忆、闲情偶寄谈天说地等。小院地址：sanshihaoyuan@qq.com人世间的相聚与分离，有时随着时代的漩涡让人无法回头，望尽天涯路，有时却在蓦然回首时，找到当初的痕迹。我们近期特别策“寻找·重逢”征稿启示，您可以给我们投稿，讲述你们当年的故事，寻找当年的伙伴；您也可以把您与朋友重逢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30号院愿成为老知青相聚的平台。投稿地址：sanshihaoyuan@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