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最本质问题，其实聚焦于一点，那就是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
在现代社会，民主这个词被广泛提及，我们常常高喊着人民当家作主，可真正深入思考，我们真的懂什么叫民主吗？多数时候，我们对物业的要求仅仅停留在表面，希望物业管理能好一点，不要那么粗暴，要温柔对待业主，或者简单地把物业当作是花钱雇来的下人，打心底里抗拒物业对自己的管理。
从更深层次来看，骨子里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封建社会那种官民对立的思想模式。
在封建时期，官高高在上，民只能服从管理，这种阶级对立的观念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了太久太久。又或者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主思想的发展。
在农耕社会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家土地的收成，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使得民主、平等的思想难以广泛传播和深入扎根。
事实上，中国的小区，本应是目前中国最能实现民主自治、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
在这里，有着一套理论上完整的民主机制，即每一位业主都拥有神圣的选票，能够通过投票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业委会，这个业委会就如同小区的 “公仆”。业主们也可以凭借自己的热情与能力，积极参与竞选业委会委员，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优秀思想理念付诸实践。
可现实却让人感到无奈。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小区的业委会成立率不足 30%。即便那些成立了的业委会，也常常遭受各种非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人们要么习惯了作为被管理的民众，默默接受官府的统治；要么就成为享受特权的地主，心安理得地接受下人的服务。从来没有见过，也很少有人想过，会有一种既管理又服务的 “公仆” 身份存在。
这种历史遗留的观念差异，正是过去 30 年小区自治中，业主、业委会、物业都表现得很别扭的原因。
例如，在一些小区中，业主们一方面要求物业提供优质服务，却又不配合物业的正常管理工作，把物业当成完全的服务人员，稍有不满就大发雷霆；另一方面，物业在执行管理任务时，常常因为缺乏明确的权利界限和业主的配合，导致工作难以开展。而业委会作为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桥梁，本应协调双方关系，但由于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再加上部分成员夹杂着个人私利，使得业委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我们总是天天喊着民主，民主，我要民主。然而，事实上在我们中国最具民主实践条件的地方 —— 小区，却好像并没有真正践行民主的权利。
我们不妨借鉴西方民主政府的角色设定，来审视小区里的各个角色。业委会，其实就如同民选出来的总统、议员，他们肩负着小区管理的最高权力。在竞选过程中，他们会提出各自的物业管理模式，比如既可以选择全包模式，将小区的各项事务都委托给一家专业物业；也可以选择分包模式，把保洁、安保、绿化等业务分别承包给不同的专业团队，只要业主赞同他们的竞选理念和工作能力，就可以赋予他们管理小区的权力。
而进入小区的物业，或者是分包模式下的保洁安保团队，他们就如同为民众服务的公务员。他们既要服务于业主，保障小区的环境卫生、安全秩序，又要依据相关规定对小区进行管理，比如规范车辆停放、制止违规装修等。他们所有的行动依据都来自于居民自治章程，这就好比是小区里的 “法律”，即依法治区。
同时，对于这些民选出来的 “总统”“议员” 们，也就是业委会成员，业主们同样拥有监督和罢免的权利。这是民主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业委会真正代表业主的利益。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需要明确，那就是业委会必须是有工资的，要有合理的激励方案。毕竟，业委会成员为了小区的事务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回报，很难长期维持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而这一切的薪酬设定、激励机制，又都必须基于共同约定的居民自治章程 —— 这一小区的 “根本大法”。
综上所述，缺乏主人翁精神，对契约和法律意识单薄，不懂民主流程，没有良好的民主环境影响，这就是中国物业和基层社会对立混乱的根源所在。
要想彻底改变这一现状，我们还需要很多时间去唤醒那些沉睡的人。
鲁迅曾比喻说，“所有人都被关在铁屋子里，有人先醒了呐喊后惊醒更多沉睡的人，才有一起把铁屋子打破的力量。
是的，训练国人民主才是救赎小区治理唯一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