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文艺家‖红色记忆】欧阳军《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

从大巴山红色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王定烈将军，一生中经历了上百次的战斗，他不畏牺牲，英勇杀敌，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年在战斗中与敌人拼杀，死神曾多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终于战胜死神，从地狱之门走出来，又回到红军部队，逐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曾担任过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王定烈将军原名王大培，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隘口乡。1933年15岁时参加红33军当战土，后任33军第99师295团书记，一年后调红5军第15师43团任文书。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斗争，1935年随军长征，两次翻过雪山，来回三过草地，随西路军转战甘肃河西走廊。

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再次集中25000多敌人向高台城发起猛攻。经过连续激战4天4夜的红5军2800名红军指战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性，军长董振堂自杀，具有极少数人突围生还。王定烈原是红5军43团的团部文书，红5军在高台溃败后，番号从此撤销，43团与红13军的268团合并，他下连当战士，这时他不满,19岁，跟随部队突围拼杀。

1937年3月13日傍晚，王定烈所在的268团从敌人的包围中冲杀出来，才到荒无人烟的石窝山北麓驻扎下来，构筑工事。3月14日中午，敌人以数旅之众，从西北、正北、东北对石窝山残留的西路红军余部形成严密包围之势。敌人的白马旅、黄马旅、青马旅像穷凶极恶的狼群，向红军阵地扑来。

当敌人骑兵冲到离阵地只有30米以内的距离时，红军战士奋起反击，投掷石头和手榴弹，阻击敌人。敌人败退下去后，接着又卷土重来，再次被红军打下去，如此反复拉锯，红军因无弹药和粮食，渐渐力不能支，分梯次向后撤退。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红军阵地的右翼高地，向红军阵地猛烈射击。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只剩下八名红军战士了，仍然在顽强阻击敌人。

激战中，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只感觉到左后腰像重重的挨了一拳，子弹从他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卡在了脊骨上，他眼前一黑，当场昏了过去。（这颗子弹一直在王定烈腰里停留了16年，以后他带着这颗子弹，抗战华北，转战东北，解放华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在医院里把这颗子弹取出来。王定烈将军将这颗长如大拇指粗若小指头的子弹头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说是对一场战争生死的留念）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凄凉的月光下，到处都是砸断了的零散枪支，摔碎的电台零件，丢弃的文件纸张，牺牲的战友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山坡上，有的腿断了，有的没了胳臂，甚至有的连脑袋都没有了，看着这一切，似乎在他眼前划下了一个彻底失败的惊叹号。

旷野里几声狼啸，让人的心一阵紧缩，冻麻木了的伤口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王定烈挣扎着站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的一步也迈不开。他后来才知道，是那颗子弹没有出来，横搁在脊骨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失灵。他只好爬，向山下爬去，在尸体堆里又遇见两名负了重伤的战士。三人抱头痛哭一场。

日过中午，搜山的敌人过去了，他们三人互相搀扶着寻路下山，连走带滑，到天亮时才走出二三里路。听到敌人的骑兵又出动搜山的吆喝声，他们赶紧钻进草丛中躲藏。一直躲到下午，搜山的敌人走过去了，他们才钻出草丛，沿小路下到山沟，终于挨近一家独屋。原以为有人家可以找点吃的，避避风寒，但走拢门口才发现里面却是二三十个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都是些娃娃兵，最大的年龄也不超过二十岁。他们三个人也挤进去，躺在一起，大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突然，听到一声怪叫：“嘿，快来呀！这里有一窝小‘共党’！”敌人的吼叫声把大家惊醒了。红军伤员们拾头一看，被从窗户里伸进来的一挺机关枪吓坏了，来不及躲闪。机关枪便“突突突”地叫起来，吐出的火舌扫倒了一大片红军战士。紧接着敌人挥舞着马刀闯了进来，一阵疯狂砍杀，一颗颗人头落地，一股股热血飞溅，这间独屋顿时成了屠宰场。

王定烈只觉得眼前一闪，一道白光飞过，头被猛击了一下，便立即失去了知觉。当时，由于王定烈戴的那顶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敌人锋利的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全部削去。不知过了多久，一丝朦胧的亮光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他又醒了过来，感觉浑身剧痛，眼睛被浓血糊住了，怎么使劲也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见，只嗅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呛得直恶心。他恐惧地轻声喊到：“同志，同志！”没有人答应。他又大声喊：“同志，同志！”仍然没有人回应。他用尽力气，歇斯底里地喊叫，仍然没有回应，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他明白了，三十多个战友都睡着了，永远也不会醒来了。他猛地用左手抹去糊眼的血浆，血淋淋的惨象立即赤裸裸地暴露在眼前：自己的头上、手臂上被敌人的马刀砍了四刀，浑身溅满了血迹；屋里一片血海腥味，尸体横七竖八，断头缺胳膊的躯体，糊满了血浆肉屑，惨不忍睹。他喊叫着，摇晃着那些尸体，多么希望还有人活着，然而却没有一人吱声，他简直要疯了！

王定烈悲痛欲绝！他想离开这里，可是没有力气挪动半步。天擦黑了，门外又传来脚步声。他想起来躲避，可是挣扎不起来，他只好把头埋进尸体里佯装死去。这次进屋来的不是机枪，也不是马刀，而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善良农民，想必就是这间房屋的主人。他被满屋的尸体吓得惊叫了一声，双腿像被钉在了地上，瑟瑟发抖，王定烈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老乡！”

那农民听王定烈这声喊才回过神来，他问道：“你是人？还是鬼？”

“我是人，是红军，我没有死！”那位老乡这才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走到王定烈跟前瞅了一会，证实面前这个说话的确实是人不是鬼，这才稳住神，拆下死难红军的绷带，给王定烈包扎还在流血的伤口。包扎完，老乡对王定烈说：“你快走吧！马家军还会回来搜查的，他们见了红军就要杀，谁收留红军也要杀！”他给王定烈一块饼子。王定烈忍着剧烈的伤口的疼痛，一步一步地挪动，走了三个钟头，才走出二、三百步，后来又昏倒了。

次日，太阳的暖气，让王定烈苏醒过来，又一步一步地向东挪动，路上又遇见四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结伴而行，嚼草根，吞冰凌碴，走了两天，终于走出了祁连山，他们走下河滩休息，天黑以后才穿越河滩，刚走不远，就听到马蹄声响，敌人来了！连隐蔽也来不及，敌人就到了面前，厄运再次降临。一个敌兵扭住了王定烈。王定烈伸臂想推开敌人，不仅没有把敌人推开，反而弄得自己的全身伤口钻心的疼痛，他又落入敌人之手。其他三位战友也被敌人抓住。

敌人把他们关在一个村子的地窖里，每天只给一碗清澈见底的浠麦汤，关了六七天，一共又抓来一百多名红军失散人员关在一起。敌人把他们押送到张掖城（今甘肃张掖市），关进一个骡马店。这时，王定烈身上的五处枪伤、刀伤，有四处化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发臭，浑身虱子成堆抱团，刺痒难忍，身体虚弱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几次昏迷，生命垂危。这天他又昏迷了，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被人撂进了喂骡驼用的槽子里了。这里是许多被俘红军临死前被安置的地方。

王定烈撕心裂肺地痛喊了一声，又昏迷过去了。战友们发现他还未死，去报告了看守人员。这时他身上的伤口处长的蛆结成了窝，集成了核桃一般大的蛆团团，一翻动身体就扑簌簌往下掉蛆，别人看见就直想恶心呕吐。一个女护士来给他刨净了蛆虫，洗去了腐臭的烂脓，包扎了伤口。后来才知道，那女护士是天主教堂护工，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员的。

王定烈的伤口经过女护士的几次换药护理，慢慢的愈合了，身体也逐渐恢复了，他终于挣脱了死亡的羁绊，又回到了难友们中间。

1937年5月上旬，敌人将张掖的三百多红军俘虏押解到武威。到达武威的当天下午，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广场上，等待敌人的什么“参议”官来训话。这位“参议”一出场，王定烈就怔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所谓“参议”竟然是红军的叛徒郭锡山。这郭锡山在红军部队的时候，曾是原红五军团15师师长兼43团团长，是王定烈的顶头上司，王定烈就在43团当文书。同年2月22日下午，高台失守，红五军惨败之时，郭锡山叛变投敌，今天他来劝这些被俘的红军官兵学他那样变节投敌。

在他讲话的时候，王定烈越听越气愤填膺，心想在这个叛变投敌的变节分子面前，我们应该昂着挺胸直起腰。可是，王定烈腰里有一颗子弹卡在脊骨上的，他的腰一直就弯着直不起来了。这时由于王定烈的心思全部集中在憎恨叛徒身上，注意力转移，搞忘了自己的腰有伤，他怒不可遏，一咬牙，使足蛮劲一挺腰，猛地疼痛得他当场栽倒在地。可就是他这一挺胸一直腰，竟然出了奇迹，卡在他脊梁上的那颗6毫米粗、30毫米长的“七九”步枪子弹头，竟乘着那股蛮劲被挤顺了过来，好似动了一次手术。他的腰从此也能挺直了。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前方吃紧，要求补充。蒋介石下令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抽调兵力补充。马步芳便将1500余人的红军俘虏“劳役团”当作新兵调去顶账。1937年8月20日一大早，王定烈他们这批红俘“劳役团”向甘肃兰州开拨，又从兰州乘汽车经天水，过六盘山，两天后抵达西安。

随后，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交涉，斗争，“劳役团”的红军战士们实现了回归红军队伍的愿望。8月底，他们开始步行去延安。于1937年9月初，王定烈他们1500多名被俘红军战土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不久，这些受尽磨难的红军战士们便奔向了抗日战场。

在历次的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王定烈意志坚定，英勇杀死，在枪林弹雨中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和国将军。 

背景资料：

王定烈（1918-2014）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五军第四十三团文书等职。抗日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团营政治教导员、教导第三旅七团营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八团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江汉军区独立二旅旅长、湖北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解放军空军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