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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洲，垣曲县原上洼村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1993年版《垣曲县志》主编。曾任垣曲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如过山车般急速而跌宕。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每一个大事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亲历者都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从衣食住行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太多太快的变化，像“二牛抬杠”，延续了几千年，但改革开放之后，仿佛是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发现，变化速度太快，我们不仅身体失重，步伐不稳，而且导致健忘失忆。80后不知什么是饥饿，不仅没有亲身经历，而且像是阻断了记忆的遗传基因。
近些年，我曾使劲鼓动过几个人写自传或家史。这几个人，除了有较高的文字功底外，主要是年龄较大，人生阅历特别是社会阅历丰富。然而，每每谈起，他们总是顾虑重重，尤其是对“文革”这一段历史，因为当事人多还健在，就无法回避，怕是写出来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因而就没人来写，而我却顽固地一直不能释然。
这时，我看到了士敏兄的《龙尾头之“王”》。
这是一个家族及其每一个成员的苦难史、奋斗史、变迁史。
我担心，这一类书，最容易写成干巴巴的概念化的文章。很多人被政治概念浸染已久，而且极左，因而无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无视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如教科书一般无味，而且往往叫人不能信服。而《龙尾头之“王”》没有落入这一老套。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一个人物首先是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先贴上时代和政治标签的人，而这些人的命运又紧紧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战乱、饥荒、运动……谁都不可能摆脱，即使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包括只是种地、只为吃饱肚子而苦苦煎熬的人，也都成了政治的工具，都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真实地再现这一历史，让这段历史清晰成像，有什么用吗？当然有。如果说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和听众，认为这是为了使历史不再重演，那只能是一厢情愿，或过分幼稚。我们在批判过去的时候，往往过高地估计现在的自己有多么清醒理智，总是善良地认为恶魔不会再有，噩梦已经过去。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写道：“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原意是苏联内外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下属的“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首写字母）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战争、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许多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绝不会重复出现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反复表现——并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他还在该书的结尾时写道：“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那些悲剧性的事件一再以不同的形式重演，凭什么说以后就不会再有？真实地再现这一历史，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国史代替不了家史，历史学家的结论不会有传记那样生动而富有情感。“文以载道，道以辅政”，士敏兄眼界高远。
清朝以前，我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天下老大，是天朝上国。清末以后，列强入侵，我们总是受欺侮，而且老是有亡国灭种的威胁，因而我们焦虑不安。有危机感是对的、必要的，但不能像患了抑郁症一般。读《龙》一书，可以看出许多重大事件以及这些大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政治社会心态。真实地再现这些历史及其症状，可以警醒人们以一种正常的心态走向未来。
读过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也听过一些人叙说“文革”经历，似乎都是表白自己如何清白无辜，而别人有多么不堪。只有老舍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无情地剖析自己，检讨自己，因而很多人更加尊重他，推崇他。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日本就不能认真反思认错，而德国则不遗余力地清算纳粹。他们有高度的民主，但唯独在对纳粹的言论和行为上决不允许为其辩解和美化。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于1970年12月7日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1995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人们高度评价说，一个人跪下了，一个民族站了起来。按说，是希特勒纳粹集团作的恶，后人似乎不至于下跪谢罪，但我们从中看出他们对自己民族、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悲悯情怀和负责任的态度。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我们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对自己民族所犯的错误，是怎样反思的呢？我们人人都能心安理得吗？人人都可以乐观地认为，我们以后决不会再犯错误吗？
《龙尾头之“王”》是一部纪实作品，但又不是照相机和录音机式的纪实，而是在尊重生活真实的前提下更多地捕捉提炼出艺术的真实。我们对周围人群的每一个人越熟悉，就越能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与别人的不同，每个人都是“这一个”。然而，了解了这些人，只能说仅仅是有了生活，而要让这些人进入文学作品，则还要看作者驾驭素材和艺术升华的能力。纪实作品的生命在于真实，既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当然也要符合艺术的真实。换言之，是允许提炼，但不可以虚构。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既可信又可读。这是本人在拜读《龙尾头之“王”》一书后，得出的比过去更加清晰的一点体会。很多人在从事小说创作中，把自己亲历的故事原原本本地搬进去，结果读者反而感觉很不真实。我想，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因为艺术的真实要符合一般规律，而生活的真实则往往游离于艺术的真实之外。这一点，该书处理得较好，范例不胜枚举。
与士敏兄相识已久，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并跟他开玩笑说，以前看你是个瘦高个子，现在才知道你思想更高，内心更宽厚。
现在的条件好了，类似的书能多出一些也好，会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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