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朋友再三要求下，我放下了电子书，开始读纸质书。应该说，我非常幸运地选择了第一本纸质书，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增补版）》。我一口气读完后，浑身如跑完半程马拉松那样的感觉：十分累，心身却获得了彻底地舒畅。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篇《辅成先生》，让我这个经历过文革，经历过1976重大事件，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人，犹如面对一个知己，听他侃侃而谈，在他平淡的叙述，却从中触碰出了星火。又如端坐在一个长者的面前，听他讲人生的要义，社会的正义，如何解救一个被奴役的灵魂。关于这本书，作者在再版自序中如是说：
让肉体焕发出精神，这是教化的责任，苏格拉底视为终身任务: 教化必需启蒙, 点亮灯, 让光投射到远处。所以康德说 “教育便是面向未来”，他指出，我们首先要有善的观念，然后让受教者相信，尽管围难重重，这个善好是可以实现的。他问道 “如果现实社会中人人撒谎，诚实就只是幻想吗”？燃灯者们恰恰在此，以自己的学识，修为，友谊和献身精神，实践着教人趋向善好的活动。在士林凋残，斯文扫地的年代，他们高贵的人格便是那盞放在灯台上的灯，“照亮了一家人”。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陷入只见人群不见人物的空虚。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在黑暗的荒原上载歌載舞。诗人朱赢吟咏道，“你点亮了灯，我才开始恐惧黑暗”。 我想接着说，正因为体会到此一忍惧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
《辅成先生》，是写周辅成老先生，也是写作者赵越胜先生自己。民国年间已成学贯中西的哲学与伦理学大家——周辅成先生，在最荒唐的岁月里，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个小青年带入到人文主义的境界，先生无疑是作者的燃灯者，照亮了后生的人生之路。从这个意思上讲，越胜先生是幸运的。但如果作者没有那种求学精神，没有那种灵气，没有心底里的点点善好，那盏灯也就是空放在窗台上的一盏灯而已。事实上，赵先生后来参与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催生剂，也是端在我这样急切地想了解世界的年轻人面前的一盏灯。
《辅成先生》之外的几篇，《渎神与缺席》让我回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张志杨们的求索，是很多中国青年的求索。在那个只谈希望，看不到未来的时代，青年人对未来的扣问，同样也引起了我共鸣。回想起那个守在闭塞乡村的我，只是通过村边一座水利工地上的大喇叭了解外面的世界，何等的苦闷又何等的迷茫。要感谢那个大喇叭，它让我在春寒料峭的雨夜，听到了四五事件；在秋日的下午，第一时间为伟人去世而悲痛；还要感谢那个大喇叭，让我在金秋十月为粉碎四人帮而欢欣鼓舞。
至于顾圣婴相关的文字，《若有人兮山之阿》，提醒我们不能回到那个所谓的革命年代，特别是血统论下的”杀关管”人员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也走不出父辈甚至祖辈的阴霾。他们自出生开始，就是另类，这与奴隶的孩子就是奴隶何异？文革结束后，重新掌权的一代革命者，清扫了血统论，解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深得民心。但这十多年来，变相的血统论甚嚣尘上，比如基因说，血脉论，还有就是剥夺父辈被惩罚过的孩子们对未来的选择。孩子成了普通人的软肋，只要揪住软肋不放，就算你是个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骊酒清歌旧旧时》中的唐克，比张志杨更让我感到亲近。那个由陈立夫取名的小子，成了新社会中一个玩世不恭者。但他的玩世不恭，寄情于他的音乐，他的吉他弹唱，对那个年代是一种离经叛道，对那个年代的青年又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迷茫。唐克的个性是我所喜欢的，他能承受被工厂开除，他能周游四方，他能获得友情与爱情，他的不愿意被羁绊，是我想做而又没有勇气去做的。只是，最后那个唐克，还是归化于普通的生活，他最终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没有了没有音信。这种失落，是不是作者自己的失落，也是成千百万曾经的青年的失落呢？
读完全书，让我掩卷沉思良久。一个社会，需要那些不畏牺牲、革旧布新的行动者，更需要那些点燃智慧、照亮前路的思想者。在迷茫的时候，在喧嚣的时候，后者更加宝贵。一代大师早已仙逝，他们的衣钵不见有人继承，一些良知的学者要么缄口无声，要么遁迹天涯，倒是那些曾经被唾弃的东西又沉渣泛起。新时代的燃灯者，你们在哪里？我们自己，能否成为一盏灯，哪怕灯火细小如豆，照不亮别人，能不能照亮自己内心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