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利 孙晓晨 | 新疆塔城地区人口流动与多民族互嵌式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互嵌”这一重要概念或理念的提出，始于2014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多次会议中对“民族互嵌”作出扩展性论述与说明。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与此同时，有关“民族互嵌”的理论发展已趋于系统和完善。就某种意义而言，“民族互嵌”理论既是对以往民族学、人类学有关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发展和延续，也是对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深入把握和内涵丰富。从历史而言，“大杂居，小聚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交融的格局，堪称是贯穿于中国各个历史阶段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而人口流动，则是促进各民族互嵌交融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我国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无不深刻影响着民族的空间分布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多民族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广泛流动和密切交往，则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从而为深化各民族互嵌交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长期以来，有关人口流动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大致而言，迄今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发展特点、社会文化融入与适应、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对迁入地民族关系影响、移民二代社会文化适应、互嵌式社区建设等方面，且积累了丰富的成果【1】。大多数研究往往聚焦于现实问题的考察，或是某个历史时期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分析，而关于人口流动对促进民族互嵌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综合性考察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为个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于地方史志等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从人口流动的阶段性特点、主要动因以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当地人口流动的历史和现实试作考察，以期把握边疆地区多民族互嵌式格局的基本脉络和规律性特征，进而为更大范围内探讨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的普遍发展规律、边疆多民族交错分布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乃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较为典型的具体个案。

塔城地区位于新疆西北部，作为祖国西北边陲地区，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塔城地区常住人口为110.87万人（含兵团），生活着汉、哈萨克、回、维吾尔、达斡尔、锡伯、俄罗斯等29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42.99万人，占总人口的38.8%。历史上，塔城地区的开放发展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从清代统一新疆后大量人口流入的屯垦戍边或移民实边，到开埠通商后来自各地从事商贸活动的商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援疆建设与团结协作，再到新时代塔城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大流动、大融居，可以说人口的频繁迁移流动，形塑了该地区嵌入式互动格局【2】的历史基础，并因此推动多民族在相互嵌入中不断交融，在交融中不断相互嵌入，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清代统一新疆前，塔城地区曾多次发生过规模不等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已有不少民族群体陆续于不同历史时期迁入当地。其迁居，或是因中央王朝统治的需要，或是因自身生计需求。迁移而来的各民族群体在这里开始了早期的接触与交流，进而奠定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历史基础。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后，塔城地区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受伊犁将军节制，设有塔尔巴哈台站、塔尔巴哈台军台，辖境推行军府制与扎萨克制。同一时期，为加强边防军事力量，稳定边疆局势，清朝在全疆推行了屯垦与驻防即“兵农合一”的政策，从而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不仅为塔城地区增添了诸多民族成分，也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历史基础。

（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入

1.从疆外迁入的汉人、索伦（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蒙古察哈尔部、锡伯、回民等不同群体，为塔城地区带来了重要的人口资源

首先，汉人是较早因屯垦戍边迁来塔尔巴哈台的人群，其迁居历史可追溯到汉唐时期。清代统一新疆后，朝廷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征召600名绿营兵及部分马匹粮饷，由乌鲁木齐至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屯垦，两年后，迁至楚呼楚（今塔城市）屯垦【3】。此后，朝廷又在不同时期陆续从关内征召人数不等的汉人百姓来此开荒屯田。据载，“汉户自乾隆时开辟以来，土著虽云稀少，然承平日久，生聚渐多，其随营屯垦之客民，遂成食毛践土之百姓，故当日编查户口，曾有册报千数百户之事”。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当地矿业开发，又有不少汉人迁来此地谋生。至咸丰元年（1851），在哈图山金矿采金的汉人已达千人。同治年间，由于“逆回变乱，城市为墟，老幼流离转徙”，导致汉人数量不断减少，出现“十室九空，几至人烟绝迹”之况。收复新疆之后，清朝政府陆续从内地招徕一定数量的汉人百姓继续屯垦。至清末，“统计城乡汉民现存五百一十八户，男丁九百七十三名，女丁三百七十四口”。不过，这些汉人系“各省流寓居多，而土著寥寥无几”。此外，清末年间，也有一定数量的汉商随左宗棠的西征军“赶大营”挑担来到塔尔巴哈台，以天津杨柳青人居多。起初，这些人只是为军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坐商。

其次，东北地区的蒙古察哈尔、锡伯、索伦等部，按照清廷安排驻守新疆，较早迁入塔尔巴哈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为保卫西北边疆安全，朝廷有计划地从东北征调能征善战的各部官兵迁来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地区驻防期间，就有部分索伦官兵携眷迁入塔尔巴哈台驻防。他们一边驻防中俄边界卡伦、巡逻边境，一边开荒种地、开发边疆。随着时代发展，至光绪十五年（1889）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新城之际，当地索伦人已有300多户。而迁入塔城地区的蒙古察哈尔人的人口构成主要是察哈尔八旗兵丁及其家眷。乾隆三十六年（1766），朝廷组织在今天内蒙古地区的察哈尔兵“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其中就有一部分察哈尔官兵迁至塔尔巴哈台地区。迁入塔尔巴哈台之后，蒙古察哈尔部被编为十苏木，设三品总管一员。发展到清末年间，该部人口达到1328户5800多人，其部人口大都在额敏河沿岸从事游牧生活，冬天在坤都昆山一带生活，夏天到噶吉尔墩地方居住。锡伯人最早是在清乾隆三十年（1765）从伊犁被调派至塔城换防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伊犁将军明瑞奏请筹办塔尔巴哈台驻兵之事，认为“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审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近几年出兵时，未曾遣派伊等。奴才等认为，于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遂请求调盛京锡伯官兵进入伊犁、塔城地区驻防。此后，陆续有锡伯官兵组成锡伯营携眷进入塔尔巴哈台，驻守边防卡伦、垦荒屯田，逐渐定居下来。发展至19世纪末，受同治乱争和沙俄入侵的影响，本地区索伦、锡伯等部的人口数量出现较大波动。清同治年间，由于乱争等原因导致本地区人口数量锐减，城内百姓随之四散而逃。清朝收复新疆后，随着时局的稳定与地区形势好转，索伦、锡伯等部的人口又出现一定回迁现象。清同治年间，有人数不等的锡伯官兵及眷属被从伊犁调派至塔尔巴哈台，或垦荒屯田，或兴修水利。再如，清光绪年间，因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新城，迁来了300多户索伦百姓从事城市建设。

此外，随着塔尔巴哈台农垦经济的发展，又有不少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民迁来居住，其中，以随军当兵、采矿者居多，也有部分是逃荒谋生、投奔亲友来屯田种地的。至同治年间平定叛乱后，又由南北两路各城迁来一些回民，综计“五十四户，男丁一百三十名，女丁四十口”。

２.从新疆其他地方迁来的维吾尔人口，亦是塔城地区流入人口的来源之一

维吾尔人主要生活在南疆地区，清朝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后，陆续将阿克苏、乌什、和田等地的部分维吾尔民众迁入塔尔巴哈台垦荒种地，谓之“回屯”【4】。据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第一批迁来的维吾尔人约有100余户，居于塔城北部。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塔城的维吾尔人已达1000余户，主要分布在市郊乌塘木、阿克雀湖、乌拉斯台等地。此后，维吾尔人口数量不断发展、时有增减。同治、光绪年间，又有一批来自南疆各地的维吾尔人迁来塔城地区，他们或是从事农业生产，或是从事小商品贸易。至清末，其人口“现在四乡耕种者百余户，在城关为小贸者三百余户，综计城乡缠回四百九十二户，男丁一千四十二名，女丁三百九十五口”。

３.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是塔城地区重要的流入人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带领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众回归祖国。其中，有３万余东归土尔扈特人被安置于塔城地区，据史料记载，“北路旧吐尔扈特部落在塔尔巴哈台城东，当金山之西南霍博克萨里”，即和博克萨里（和布克赛尔）和库尔喀喇乌苏（乌苏）二地。被安置在这里的土尔扈特部也由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耕生活。乾隆三十八年（1773）迁来的土尔扈特部有4000户，种田者有3000人。到第二年时，其耕种农田已达2240亩。

４.从事游牧生产的哈萨克人也是迁入塔城地区的重要人口组成部分

早在乾隆朝统一新疆前，已有一部分哈萨克游牧部落东移到塔尔巴哈台一带放牧。乾隆三十一年（1776）三月，哈萨克塔塔拜等40余人“恳请内附”。对此，乾隆帝给予的答复是：“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行收留，派员弹压，日久人众即可编设佐领昂吉。”自此之后，迁入塔尔巴哈台境内游牧的哈萨克百姓越来越多，清朝政府也开始在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处设官管理。18世纪中叶后，又一些西部哈萨克部众迁入塔尔巴哈台境内放牧。光绪年间，陆续迁入塔城地区的哈萨克游牧人口已具一定规模。据《新疆乡土志稿记载，“哈萨克四部落，曰柯勒依内，赛布拉特，曼毕特，吐尔图，综计四部落……三千八百六十二户，男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八名，女丁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三口，统归参赞大臣专管”。其四部大致分别牧于塔尔巴哈台北山、城南玛立山西南一带。

（二）碰撞与交流中形成的多民族格局

统一新疆后，清朝对各地人口的有计划迁入，使塔城地区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结构、特别是民族成分日趋多元化，汉、索伦、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等不同群体也在共居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插花式”分布形态，这不仅奠定了该地区多民族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嵌入式互动关系的发展。具体而言，随着早期共居分布格局的形成，不同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了初步的交往与互动。在经济往来方面，在清代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迁入该地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生计方式上逐渐形成互补形态。其中，汉人多以经商、种地为主。锡伯、索伦等大多为种田者，兼营牧畜业。回民则多半种田，少许经商。维吾尔多数经营商业，并以畜牧为副业。哈萨克、蒙古等大都过着游牧生活，冬夏易地而居【5】。由于不同人群在生计方式上各有所长，促进彼此在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等方面取长补短，交流借鉴，乃至创新。比如，在汉人移民的影响下，蒙古察哈尔部的百姓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汉人移民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铁制农具、栽培技术，使得当地哈萨克及察哈尔百姓也因此学到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与此同时，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汉人、维吾尔人、回民等不同群体也在不同时期迁入塔城地区从事商业活动，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兴隆和工商城镇的兴起。到清末民初之际，塔城城内已“商贾渐进，廛市骈连”“市当孔道……百货充牣，遂为边疆一大都会”。在文化交往方面。清朝统一新疆后，汉、索伦、维吾尔、哈萨克等民众迁居塔城地区，长时期的交错居住生活带来经济上的密切关联，直接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在语言方面，随着迁入该地的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互动不断增多，发生在语言上的学习交流现象逐渐多了起来，进而催生了会说“双语”或“多语”的人群。比如，在习俗信仰方面，迁移而来的汉人群体带来了家乡的生活习俗、信仰文化，并促使内地汉人的关公、观音信仰等习俗在本地区流行开来。据《塔城地区志》记载，清末民初之际，塔城城内有城隍庙、娘娘庙等道观，其内有道士主持，为人抽签算卦，诵经治病。庙会期间，各庙观还会请戏班唱大戏数天。上述种种，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文化的多样内涵，客观上推动了新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交流互动。

总之，清朝统一新疆后，因屯垦与戍边等迁入塔城地区的民众不断增多，各民族之间在空间上逐渐形成了“插花状”分布格局，经济生产上相互借鉴、学习，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彼此共享，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多元互动的新格局。

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塔城连同伊犁、喀什等地一同开埠通商。在此期间，塔城逐渐发展成新疆对俄贸易的重要口岸与枢纽，随之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不同群体的进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表现形式更趋多样化。此后，塔城又因独特区位优势，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并因此促使地区人口流动及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变化，多民族嵌入式互动格局进一步发育。

（一）民国时期各民族人口的规模流动

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仍以全国各地人口向塔城地区的迁移为主流。不过，与前一时期相比，塔城地区的人口流动规模有了明显扩大。据相关人口数据统计，清朝宣统元年（1909）时，当地有人口14224人，新疆和平解放之时，有人口186259人。与清末相比，增长了12倍之多。就人口流动的具体特点而言，既表现出延续前一阶段人口流动的特点，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其一，汉人百姓仍是流入塔城地区人口中的重要来源，其众大致来自陕西、甘肃、天津、山东、河南等地。

应该说，迁来塔城的汉人百姓主要是以自然自发性流动人口为主，其目的不过是谋求生计、养家糊口。这一时期，随着塔城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自不同地方的百姓纷纷涌入哈图山金矿采金。据统计，清末时，“内地商民聚此开挖者几数万人”。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天津、山西等地的商人、小贩陆续迁入塔城地区经商。他们一般经营日用小商品和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会兼营畜牧皮毛业。随着时间发展，进入塔城地区的汉商人数不断增多。到1920年左右，塔城知名汉商有64家，规模较大的有“恒丰泰”“文义勇”“同庆元”等“八大家”。

其二，相比清朝时期，民国时期塔城地区人口流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人数不等的俄罗斯人、塔塔尔人、乌兹别克人等人群的迁入。

以俄罗斯人为例，１８世纪末，已有少量俄罗斯人从俄国进入塔城经商定居1９世纪以来，大批俄国人陆续迁入塔城从事跨国贸易活动。据《新疆乡土志稿》相关数据统计，“自光绪九年议给贸易新圈后，彼时人数无多，因约章第六条内载，倘十年后俄国人来者渐多，须再议添给地址等语。近日人烟稠密，几至无地可容，大有狡焉思启之意。现计俄官商十余户，男女共四十人，而俄属老弗夷（即新疆西南安集延种人）及缠民、哈萨克三种，共三百余户，男女共三千八百人”。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又有一部分俄罗斯人迁居塔城县、额敏县、乌苏县内。20世纪30年代，一批俄罗斯华侨携带部分俄罗斯眷属入境，逐渐定居于此。应该说，原居于中亚的俄罗斯人以及乌兹别克人、塔塔尔人相继迁入塔城，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苏联激进集体化及其遣返华侨等重大事件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迁入这里的俄罗斯人、塔塔尔人、乌兹别克人也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中国的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与俄罗斯族，使得塔城地区人口的民族结构变得更加多样。

其三，达斡尔（清朝时迁来的索伦人）、维吾尔、回等民众的流动也有了一些变化。达斡尔人口的流动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城内移居到郊外，他们大都改事农业生产。据地方文史资料记载，最早从城内搬到今阿西尔一带屯耕的是名为尔善、巴图、伊金太的三位达斡尔人。他们用铁锹、坎土曼等农具开荒种地，从附近河流挖渠引水灌溉。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达斡尔人闻讯赶来开荒种地，今阿西尔一带逐渐变成了达斡尔人的聚居地。同一时期，又有一批来自南疆喀什、阿图什等地的维吾尔人陆续迁入了塔城地区谋生。结合地方史料记载可知，迁居塔城地区的维吾尔人，基本来自南疆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普遍有外出经商的经历。受国内外时局变化影响，加之口岸开放与对俄贸易的兴起，他们就迁来塔城地区居住。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新疆省警务处统计，当时塔城专区有维吾尔人口10515人，占总人口的6.1％。长期以来，这些移居塔城的维吾尔人大多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此外，也有来自陕西、甘肃等地的回民陆续迁入塔城地区，其谋生方式多样，以经商、屯田种地、采矿挖金、行医等为主，其流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天灾人祸。至20世纪30年代，回民人口已达2000多人，较之清末人口增长10多倍。

需要说明的是，就人口流向而论，除了各地人口向塔城地区的流入外，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民族人口从塔城地区流向其他地方。特别是受战争、社会动乱等因素影响，很多当地居民搬离了塔城地区。1944—1949年，很多汉人商号纷纷倒闭，资产遭到没收，不得已离开塔城，这也造成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迁出现象。

（二）人口流动推动下的多民族格局新发育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人口的规模流动，进一步改变了塔城地区人口的民族结构，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嵌入式互动格局的新发育。

１.空间方面

较之前一阶段，民国时期多样化的人口流动模式，促使不同群体在居住格局上发生了一定变化，即由“小聚居”而逐步转向“大杂居”。以塔城为例，到20世纪30年代，城内共生活着“汉人、锡伯、索伦、回民、缠回、哈萨克、蒙古”及华俄后裔【6】等多个群体。其中，汉人、维吾尔人主要在贸易圈附近和周边商镇生活，回民则主要在城镇西边，达斡尔人主要分布在东南城郊，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团块式”多元互嵌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在城郊地区，随着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并与当地哈萨克族、蒙古族交错而居，使得该地区许多原为单个民族聚居的村庄，逐渐变为两个或多个民族共同居住的村庄。

２.政治方面

民国时期，塔城地区各族人民对于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也在一次次的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斗争中逐步加强。抗日战争时期，塔城地区各族人民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以唤起各民族群众抗日觉悟。在这期间，各族人民不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参军抗日，还自愿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捐献衣物、食品，提供住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塔城地区各族人民募捐抗日行动达到了新的高度。1939年11月，在全疆性三天献金行动中，仅塔城各族妇女就为抗战捐献300余万两银票。1943年９月，塔城地区各族人民为抗战踊跃捐款，购买了７架飞机，全部用于前线抗战。上述种种，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凝聚力。

３.经济方面

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塔城地区宜农宜牧。但较之畜牧业，本地种植业出现较晚。有清一代，当地的农业仅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民国时期，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随着汉族等民族人口大量迁入并从事农业生产，才使得本地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进步。据相关统计数据，1905年，塔城地区有耕地6.6万余亩，以种植小麦、胡麻、青稞等作物为主。到1935年时，该地区有耕地90万亩，其种植物也发展为大麦、小麦、谷子、糜子、玉米等多个品种，农业生产也因之在地方经济结构中占比越来越重。同时，随着迁入的不同人群往来活动的日渐增加，彼此之间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了较为明晰的分工，并因此促使经济生活中的共生、互补关系进一步发展。根据实地调查资料并结合地方文史资料可知，民国时期，迁居塔城的汉人大半为营商者。他们在将内地货物经奇台转运到塔城城内进行销售的同时，又将当地的土产、矿产等运销到内地市场，以此密切了内地与塔城地区的经济联系。在此期间，部分汉商还兼营畜牧生意，他们来往于塔城与周边乡镇之间，从当地仍从事畜牧生产的哈萨克、蒙古牧民那里购买牲畜、毛皮，并将粮油、衣服等生产生活用品卖给他们。上述做法，既促使当地贸易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也沟通了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得以不断加深。

４.文化习俗与社会交往方面

近代以来各个民族人口的陆续迁入，进一步丰富了塔城地区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结构性特点。随着不同人群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摄进一步加强，不仅汉人百姓生活习惯受到当地牧民的影响，当地牧民也受到了汉人百姓文化习俗的影响。以语言为例，定居此地的不少汉人，不但学会了哈萨克语、蒙古语，个别的甚至通晓七八种不同语言。语言上的借用、涵化现象也较为常见，当地哈萨克、蒙古等游牧人群语言中出现了很多汉哈、汉蒙等语言混用现象。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聚集，不同群体之间的通婚现象日的渐增多，迁来的很多汉人单身男青年就与当地达斡尔、蒙古等民族妇女婚配而最终定居下来。不过，不同群体之间的通婚大都基于共同的信仰背景，如回民、维吾尔人之间等。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的通婚现象，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百姓与其他人群的通婚个案相对较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塔城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中共塔城地委正式成立。自此，该地区各族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其地区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较之前一阶段有了质的发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跨区域迁移

结合塔城地区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学者研究来看，该时期民族人口发展主要呈现出几个明显特点：就人口流入情况而论，以从全国各地向塔城地区的人口流入为主，并呈现出计划性移民与自主性迁移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其一，为开发西部与支援边疆建设，政府有计划地从新疆内外迁来众多干部、技术人员、支边青壮年以及从各地参军进疆的军人等不同职业的人群。20世纪50年代，众多干部、支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迁来塔城地区建设边疆。据塔城地区人口数据资料统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有来自上海、山东、安徽、江苏、甘肃等省市技术人员、支边青壮年等9500多人，陆续来到塔城地区进行城市建设。同一时间，塔城地区陆续安置了一部分新疆内精简下放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复员转业军人队伍。截至1963年底，全地区共安置精简下放职工约1.1万余人。与此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及其发展，持续为塔城地区带来了众多不同民族、职业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扩大兵团的生产规模，党和政府从湖北、江苏等地征调支边青年、转业或退伍军人来疆进行农垦事业，并分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垦区参加生产建设。同一时期，很多其他省区的农民也自愿来到兵团，在垦区落户谋生。到20世纪90年代，塔城地区已有农垦团场29个，总人口87万人。而这些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在不同时期从全国各地迁来的，共有汉、蒙古、回、哈萨克等20个民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支援与建设，国家有计划地调配一批批干部前往塔城地区支援建设。

其二，因谋生计、探亲友等原因产生的自主移入人员，也是这一时期移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陆续有汉、回、东乡等民族人口迁入塔城地区生活。据相关数据统计，其迁入人口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末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两次较大幅度的增长。仅1958年移入的人口就有1.5万人之多，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移入塔城地区的人口就在数千至１万人之间。结合地方文史资料记载可知，迁移而来的人们大都有家族迁移的历史，在迁入塔城后往往聚族而居，或经商，或从事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后，随着塔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更多百姓基于发展需求纷纷迁入。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每年迁入塔城地区的人口在１万至３万之间，这些移入人口多以经商务工、援疆建设、旅游旅居群体为主。当然，人口的规模性迁出也是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并表现出由塔城向新疆内外各处迁移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当地的哈萨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干部、中青年先后去到乌鲁木齐及其他省区城市学习、工作。另外，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955年至1963年间，塔城地区共迁出苏侨、苏侨子女、无国籍者约5000户、28065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塔城地区的居民纷纷迁往乌鲁木齐、伊犁以及更远的北京、上海、兰州、广州等大城市求学、务工，这种外迁现象通常是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作出的理性选择，其迁移人数众多，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这些迁移者都为家乡带回了外部世界的信息，推动了新疆与其他省区之间的联系、了解乃至合作。

（二）多民族团结协作与一体化发展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了历史上人口流动及民族交往、互动的总体发展态势，又得益于国家计划经济期间的各项制度性安排，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的人口流动，加快了区域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并最终推动多民族相互嵌入式格局不断发展。

１.政治生活方面

从全国各地调入塔城的各族干部、军人及群众在当地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民族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与当地的各族群众通力合作，完成了塔城地区较为重要的各项基础性建设，还帮助当地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牢记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有意煽动下，塔城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农牧民集体越境事件。事发后，中共塔城地委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群众代表上山劝阻、说服，进行宣传教育，一面组织打击越境行动。在这期间，驻守塔城地方的兵团也在组织巡逻、防治边民越境、护羊转场等重要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加强了民族团结。

２.居住空间方面

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过的人口流动直接或间接推动下，迁入塔城地区的各族人民也从过去以自我“族群”为中心的小聚居而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居住及散居等多民族互嵌式居住结构演进。很多社区在70多年前是单个民族的聚居区，从事的行业也主要是商业或手工业，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各个社区都陆续迁入了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口，逐渐打破了过去民族内部小聚居的居处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不少锡伯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家庭迁入不同的社区，并进一步促进民族居住空间上的嵌入式互动。与此同时，生活在塔城地区的各民族群体因生活、工作、读书、经商等原因也开始向塔城周边县区及更远地方流动，这种区域内外的人口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分布格局的交错乃至散居化趋势。

３.经济生活方面

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不同职业（军人、支援干部、知识青年、工人）不同民族的流动人口来到塔城地区，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理念，不同民族之间互助合作开发经济，促进了地方工业化建设与产业体系形成。以驻守塔城地区额敏县的农九师为例。该兵团垦区人口以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及其后代为主体，共有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23个民族人口。早期，全师主要从事农业开垦，同时，也开展植树造林、畜牧业生产等活动。随着生产发展，全师加快了工业与农牧业结合，各族职工协力开办了酿酒、磨粉、制醋、纺织等企业，兴办了农机维修、粮油食品加工等工厂。到20世纪90年代，各团场商业、种植业、畜牧业、加工业等行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各民族群众之间形成了基于职业而非族群的社会分工体系。比如，过去，蒙古族多从事畜牧生产，而来到兵团后，他们的职业更趋多样化———有的当了工人，有的成为技术人员。而在同一工作岗位上，不仅会有汉族职工，也会有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族的职工，不同民族之间的有机嵌入程度也在共同工作、劳动过程中不断加深。

４.日常生活、文化习俗方面

各民族群众长期扎根塔城，带来并传播了各地方、各民族、各行业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生活习俗和社会文化也在共同生活和劳作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这种彼此交融的现象在语言上表现明显。比如，随着多民族长期共处生活，彼此在语言使用上出现了在地化现象。特别是察哈尔蒙古族西迁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语言在发音、用词等方面早已与当地的哈萨克族、汉族等民族相互吸收融合，进而表现出与内蒙古地区蒙语相区别之处。再如，塔城地区流行着一首名为《醉酒歌》的歌曲也是很好的例子，其歌词是用汉语写的，而调子混合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曲风。

进入新时代以来，塔城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总体发展态势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下，随着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城市工业化、市场化不断深化，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全面，进而推动多民族互嵌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加强。

（一）新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及其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塔城地区的人口流动呈现出跨区域、跨国的多向流动特点，其人口流动规模、范围较之前一阶段有了很大变化。

１.人口流入方面来说

首先，进入新时代，塔城地区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历史机遇，开展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地区产业发展结构，由此产生了各类商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不断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和旅游群体的到来。据相关数据统计，近５年来，每年迁入塔城地区的人口保持在２万至４万之间【7】。众多移入人口为塔城地区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小作用。其次，近年来，随着与哈萨克斯坦互市贸易不断发展，以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为中心的口岸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来自全国各地及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商客，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涌入塔城地区从事边贸生意。据统计，仅在2023年，参与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的边民共计41347人次，货值约3.1亿元。此外，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启动了19个省市对口援疆工作，截至2023年，对口援疆已开展９次，涉及援疆干部10余万人。发展至今，已有11批来自辽宁省的援疆干部投入到塔城地区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共计有２万余人【8】。新时代以来，众多援疆人员不仅在政治生活、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２.人口流出方面看

新时代以来，向塔城以外流动的各民族群众在规模、方向等方面较之以往有了较大发展。在规模上，较之前一阶段，因工作调动、求学、务工、经商、婚姻等原因而产生的人口外迁现象有了显著增长。结合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塔城市人口在10年间减少了８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口是外出寻求更多发展机会的。在迁移方向上，其多向流动特点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明显。现如今，从塔城走出来的各民族人口分布在祖国的各个地方的海南岛，无论是首都北京，还是千万里之遥，都有塔城人的身影。此外，在新时代对口援疆政策支持下，塔城一批批有文化、有思想的管理干部、学者、医生等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人群陆续去往全国各地进行学习交流。2022年以来，塔城分６批次陆续组织地区3000余名干部人才赴辽宁省参加培训，先后选派多名少数民族干部赴辽宁省各支援地级市挂职。这些人口流动现象，既加强了新疆与其他省区的双向交流范围，也扩大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

（二）发展中不断交融的多民族互嵌关系

就塔城地区而言，伴随着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塔城地区各民族关系在继承地方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多民族互嵌交融的格局日渐成熟。

１.居住空间方面

自十八大以来，塔城地区各民族人口的跨区域大流动相当频繁，并直接促成了人口的大融居，促使民族空间嵌入式程度更加深化，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更加稳固。现如今，塔城地区的民族互嵌式居住结构小区已达100％，全地区33万个家庭中有1.1万户家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组成【9】。以塔城市哈尔墩社区为例，该社区常住人口1510户3821人，生活着汉、维吾尔、回、哈萨克、达斡尔、锡伯、俄罗斯、蒙古等１４个民族的居民，是典型的民族互嵌式示范社区。一栋居民楼里居住着几个甚至十几个民族的情况，在塔城相当普遍。此外，在塔城近郊，几乎所有的村队都是各民族互嵌式村队，其中３个及以上民族互嵌式村队占到95％以上【10】。

２.经济生活方面

新时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化、跨国贸易不断发展，塔城地区各民族在职业与产业链条上的分工与合作更趋紧密，经济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以塔城近郊的库尔托别村为例。过去，该村人口主要由达斡尔族和少量哈萨克族牧民构成，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其他民族人口大都是在最近的70多年间的不同时期迁移而来的。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在文化润疆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同民族之间生产协作关系持续发展。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的牧民做起民族餐饮、民宿旅游生意，新开了农家乐、奶茶馆、拌面馆，他们会招聘后续迁来的汉族、回族等各民族人员到店里做厨师、服务员。后续迁来的汉族百姓往往租赁当地牧民的房屋、土地做起民宿旅游、农业种植等各种生计。而维吾尔族与一部分回族百姓则选择从事牛羊贩卖生意，其收购的牛羊经宰杀后会再次销往本村及周边乡镇的饭店、农家乐。此外，当地政府还借助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开办了带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农家乐”“民宿”旅游、“夜市小广场”等，不断带动更多群众灵活创业就业，推动当地各族群众在经济共融中安居乐业，实现共同富裕。

３.社会交往方面

新时代以来，随着各民族之间人口的双向流动，多民族交错居住、混居、散居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现象也越来越多，以塔城哈尔墩社区为例，两个民族以上通婚家庭已达466户，多民族家庭占到社区总户数的30.7％【11】。随着人口流动融居、生产生活互动的不断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往来也在逐渐增多，进而建立起跨越族际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塔城地区，无论是哈萨克族，还是蒙古族，在举办婚礼、生日宴、成人礼等活动时，往往会邀请其他民族朋友一起参加。通过对一些社区周边广场、棋牌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中族际交往情况的观察也发现，跨越族际边界的社会交往现象不断增多，族际之间的日常生活交往十分密切。

４.文化习俗方面

在新时期文化润疆背景下，以塔城地区为核心的人口流入和流出，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而且也带来各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从而使多姿多彩的不同文化在塔城地区汇聚、共存、交融，不仅丰富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亦深化了新疆与其他省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饮食文化为例，汉族的水饺、俄罗斯族的面包、维吾尔族的馕、哈萨克族的奶制品、塔塔尔族的糕点、回族的粉汤等，不仅仅是春节、巴斯克节、古尔邦节等的民族节日性食品，而且已经成为全民性美食名片。，共同成为塔城地方饮食文化习俗的总的来说，无论是何种原因的人口迁移，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新疆与其他省区之间架起交往交流的桥梁，在推动新疆融入全国统一市场和形成“全国一盘棋”发展布局中发挥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大大促进了迁出地与迁入地各族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深刻地改变了各民族群众之间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和文化生态，进而促使各民族互嵌关系在发展中不断交融，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塔城新篇章。

本文从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视角，探讨了新疆塔城地区人口流动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发现新疆塔城地区的人口流动及其民族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上的塔城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与“多元一体”文化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地区，民族之间的迁徙、人口流动及其交往交流交融十分频繁，奠定了当地多民族、多元文化互动的历史基调。清朝统一新疆后，基于屯垦与戍边等需求，对新疆地区人口进行空间上的调整安排，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不同民族群体如“插花”般分布于塔城地区，从而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交流交往，乃至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无论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开埠通商下人口的移入，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下的援疆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双向流动，以及新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都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各族人民在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居住空间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团结互嵌、包容一体”的民族关系特点更加鲜明。应该说，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生动事例。历史上，不同时期发生的人口流动现象促使多民族从“小聚居”走向“大融居”，而空间上的互嵌也在不断推动着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了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的新格局。

无疑实践，塔城地区人口流动展示出的民族关系，历史且具体地证明了民族互嵌交融理论，不仅符合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也顺应了新时代我国民族关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作者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孙晓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原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赵力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