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姐姐同一天下放到鲤鱼洲，起初我分配于加制连酒厂，姐姐在4营20连。不久，我被赶出了酒厂，发配至3营11连，干起了耕耘播种的活。11连在团部以西7里开外的地方，20连位于团部东侧，两个连队相隔约8里地。相对天各一方的家人来说，唯我与姐姐没有分离。
记得被赶出酒厂时，我是哭着到姐姐那儿去的。我向姐姐诉说委屈，告诉她是那个姓欧的连长故意找茬赶我走的。我知道姐姐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但在鲤鱼洲，她是我唯一可以诉痛苦、说委屈的人。
每到休息的日子，我必去姐姐那儿。在偌大的鲤鱼洲，唯有她是我的亲人。
20连虽说是农业连队，可以果林、蔬菜和饲养为主，劳动强度相对小一些。每当走进20连的营地，恰似在毒辣的日头之下，一头扎进浓郁的树林，凉爽、舒坦，好不开心。一个本与我毫无瓜葛的地方，因为有姐姐在，便倍感亲切。
吃饭的时候，姐姐总是到食堂给我打上满满一碗饭，她知道我胃口特别大，还留一碗饭备用。姐姐同寝室姐妹们也对我很好，常把家里带来食物，如大白兔奶糖、饼干和炒面什么的放到我面前，任我挑、随我吃。
(姐姐和好友华秀珍<前>、周庆珍<左>)
尤其是马招娣、华秀珍和周庆珍几位知青，直接把我当成小老弟。姐姐坐在我身旁，一会说，你在连队吃不饱，到了姐姐这儿就多吃点；一会又说，慢点吃、别噎着！姐姐总是不停地叮嘱我，你劳动强度大，饭一定要吃饱，粮食定量若不够了，姐姐给你想办法。
姐姐，才大我一岁的姐姐，流淌在眼神中的目光如慈母一般。在那艰辛的日子里，唯有此时，我倍感温馨。
每每告别时，姐姐总是说：“下次来，别忘了把要洗的衣服、被子，需要缝补的衣物带来。”
记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姐姐帮我洗衣服。11连的弟兄无不羡慕我有一个好姐姐。
(姐姐和好友、上海知青马招娣<右>)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才知晓自己不谙世事。那时，姐姐的口粮也是定量的，我去一趟就要吃掉她几天的粮食；姐姐的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疲惫之余还毫无怨言给自己的弟弟洗衣被、缝补丁。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走进到20连的营区，就听到一连串的声音响起：“小珍，你弟弟来了。”看来，20连已有不少人知道姐姐有个常来蹭饭的弟弟。
走进门，姐姐拿出一件崭新的绒线衫要我试试。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件米黄色的高领绒线衫。姐姐说，马上要去湘子口挑大堤了，那儿是鄱阳湖的风口，有件厚毛衣可以挡风寒。我真开心啊，从没穿过这样好看、厚实的毛衣。
姐姐一会给我理理袖子，一会给我整整领子......
我心头热呀，眼泪险些往外淌。我知道，这是姐姐用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买来毛线，在煤油灯下为弟弟通宵达旦赶织的毛衣。
我对姐姐说：“湘子口再冷我也不怕了！”
后来，姐姐调到炊事班了。她很开心，不仅工作相对轻松，还可以给特别能吃的弟弟提供一个稳固的“后勤保障基地”。炊事班长是位虽然没有文化，却待人热心的老农。不知他叫什么名字，跟着姐姐称他“老师傅”。老师傅对我很不错，只要我来蹭饭，老师傅总是盆满钵满的给我端来饭菜。他说，他的儿子和我一般大，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不吃饱饭哪能成呢。姐姐悄悄对我说，放量吃啊，这里不计定量。
姐姐人缘很好，肯干又能干的，由于姐姐的缘故，炊事班也被连队知青交口称誉。年底，不仅炊事班被评为“先进集体”，姐姐也成了“五好战士”。
那一天，20连召开表彰大会，我站在会场旁。看到姐姐手持“五好战士”的奖状，打心眼里高兴啊！
好多年过去了，鲤鱼洲的知青走了一茬又一茬。我和姐姐因背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恶名”，无缘于读书、当兵、进工厂......上世纪七十年代下半叶，知青回城多了个途径，即父母退休后，可由下放农村的子女回城接班，顶替在父母单位工作。为了让儿女返城回家，很多知青的父母都在酝酿退休。
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毫不犹豫地做出退休的决定。但问题随之而来。父亲那顶“阶级敌人”的帽子戴在头上，尚无退休“资格”。父亲不能退休就意味着他的子女不能顶替回城。幸亏母亲尚属“革命群众”，可退休让子女顶替。但难题接踵而至：家中需要顶替的有三人---三哥、姐姐和我，但顶替名额只有一个。三哥当时在新余县插队，父母本意由他接班，可三哥说，他在农村开拖拉机，条件好于鲤鱼洲。为了弟弟妹妹，三哥选择了无望的前程。
父母对我和姐姐说，谁回城你们商量着办。我认为，姐姐二十好几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应该她回城。可姐姐则不由分说，要我马上办顶替手续回城。
我终于回城了。可依然牵挂着鲤鱼洲。因为姐姐还在那儿。
(37年后，姐姐和我重返鲤鱼洲)
岁月鲤鱼洲，是姐姐的关怀和慰藉，使我在苦寒之中得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温暖，使我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的煎熬、坎坷和委屈。为了让我回城，姐姐甚至把美好的青春也让给了自己的弟弟......
2022年5月修改于封控中的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