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肯尼迪》是奥利弗·斯通执导的一部美国历史上最具冲击性的政治阴谋电影，它对美国影坛和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超过了当年反映水门窥听事件的《尼克松》（又名《大阴谋》），因为尼克松只是被迫辞职，而肯尼迪却是被谋杀而死。怪才奥利弗·斯通正是用大量证据成功地提出了他的“阴谋理论”：电影从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角度出发，肯尼迪是被美国政府的高层人士联合了商人、黑社会分子、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局和执法单位等有计划地谋杀而死的，而原因在于垄断资本的利益受到损害。本片通过案件中的大量疑点和细节以及当时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描写出了肯尼迪被杀案的幕后成因，内容环环相扣，气氛咄咄逼人，丝毫无其它法庭电影的呆板和沉闷。尽管至今，尚无法证明或证伪电影中的指称，而当事人要么死去，要么默认，要么是当年的边缘人物所发言，历史已经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面。奥利弗·斯通习惯于通过细节迂回到历史，他总能够选择一些历史的焊接点进行再度创造，纪实与虚构是他的两把利器。
肯尼迪之死造成了某种割裂，普通民众既可能相信政府之解释，也可能去相信检察官指出的阴谋说。肯尼迪似乎是自然成熟的权威人物，他和弟弟小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马尔克姆·艾克斯以及切·格瓦拉的非正常辞世，又与火红的六十年代相促进，最终使得他们在非常短的历史时差内成为“神话”，迫使民众渴望知道一种真相，英雄被摧毁越发导致民众不信任当权者。而在吉姆·加里森的视角里，肯尼迪之死的确是个疑问，现场总共发了几颗子弹，那致命一枪怎么被“确认”到来自图书馆？被抛出的“凶手”显然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射出“历史”需要的弹道，那么他怎样成为替罪羊？为什么所谓的凶手在面对公众时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美国政府政府和一系列权力机构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根据一种最朴素和最有效的推论，肯尼迪之死最得利的人是谁？那么这些人和组织便有一种嫌疑，而那凶手始终难以令人相信他的动机和执行力。这正如今年三月，海峡对岸那场地区领导选举时的“恍然一枪”，我们始终抱有某种怀疑。
肯尼迪之死前后，是冷战走在岔道口上。肯尼迪准备从越南撤退，而后继领导人则将战争深入。而随着战争的逐步深入，美国的年轻人与政府逐步分裂，美国在创伤中。也许肯尼迪活下去，这一切将会避免？！这样的假设性思考，最终导致民众怅惘的情绪不会随着历史而湮没，导演将这种情绪在银幕上释放，检察官在法庭上的总结陈词还是以美国梦为最高的目的，他料定观众会成为大陪审团，这便是历史中最可靠的现实属性，因为肯尼迪已经是图腾。对于历史，黄仁宇说只能从大的方面来看，一切入细节，便开始模糊，而历史又有那么多的缝隙和空白，于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去做填空题，或者做选择题，肯尼迪死后，有华伦报告（Warren Report），有加里森调查（The Garrison Investigation），当然以上均不能还原那个现场，现场遗留和保存下的合法（程序）的证据是如此少，就如同我们个人的记忆一样不可靠，不必做梦，就有无数的解释在等着我们。华伦报告的匆忙含混和加里森调查的片面深刻，虽然前者的答案是明确的一个杀手，而后者的谜底是不肯定的合谋，但是更多的人趋向于后者的解释，因为官方逻辑下的事理缺失。但毫无疑问的是，真相并不存在于历史时刻之后，华伦、加里森和奥利弗·斯通都试图使公众相信他们的结论，华伦的官方背景和权威惯性、加里森的勘察疑点和终极拷问、奥利弗·斯通的有目的剪辑和话语主导，其实也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抗和折冲－－可能性会产生后果，因为它也有逻辑保证；但现实发生、存在的一切，都是逻各斯的结果；当可能性成为“现实”，就失去了想象的超然、同情、浪漫。这就是为什么失败的英雄更具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他会在想象中继续成长，直到幻化为符号，屈原、项羽、拿破伦、凡高、肯尼迪等人莫不如此，他们会被赋予本不拥有的品行、道德和梦想，或者是被加强其特征，我在做老师时就问自己的学生假设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死在清政府手中，或者张学良在1936年前死去，历史便是另外的书写，电影、小说等虚构性作品更会从不同的向度引发出去，但是影像和文字在影响读者／观众的同时，也是在散布一种可能错误的解释，虽然我知道未必当事人一定拥有对其经历、作品的终极性诚实解释能力，但我们从来便允许解释的上演。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些事实之后。
我们遇到的现实总是“粗糙”的，信息也总是海量的，每个人也一定有自己的立场，那么是否不存在一个公共的、具有公信力的“真实”，我们越过不同的看法，经过不同的如果，也许还是尚未达到结果？采访一定要有一个或数量不多的梗概，但是历史是否也有？我们过滤、抛弃掉的剩余，是否真的应当？哪怕我们亲眼看到，那么看到的又怎么证明是事件的全部，而自己又不被经验、判断、观察所蒙蔽？但是，反之我们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经验和，事件“总是”在发生，我们总是“处在”进程中，真实的面庞便在清晰或含混里，历史与想象始终在拉锯中，真相只能被接近，无法被文字和影像还原。而我的建议是：相信你所能用经验和逻辑推理出的，同时需要不断的反思／怀疑。
在《刺杀肯尼迪》电影中，奥利弗·斯通运用了许多特写镜头，将拍摄角度倾斜、画面焦距变化、手提摄影机拍摄的技法等频繁使用，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类纪实风格体系。大大丰富了影片的视觉元素，令观众有回到现场的感觉，尤其是最后法庭一段，不同角色的位置感极为到位。（发表于《看电影》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