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文章，常以一种倔强粗砺的质感出现，猛烈冲击着人们的传统阅读期待，正如他的面容使人初见便惊起深埋心底的诧异。我每在深夜、雪天和重度劳动后展读先生的文章，更是加强这或许偏颇的印像。
十年前，我方有机会遇到先生的《故事新编》和后期杂文。那时，我便为内中所散发出显著的阴沉与诙谐的揉和气息屏住年轻的呼吸，时而痛快淋漓，时而长吁短叹，时而拍案而起。我为自己在青春期萌动之时读到如此浪漫的天才之作觉得幸福。但被揭示出的种种往事传说的阴暗背后，以及被掀开的鬼魅丛生现实的残酷，都催促我反省对于所谓常识的盲信。现在，我已经有能力明白：其实上述文字中蕴涵着深切的悖论，先生早就为自己的创作设计了一个圈套，一个注定是往来冲突的激情之网。在他的笔下，希望与幻想交复，悲观与乐天夹杂，生命与死亡共舞，为后世的解读兼猜谜者留下了无穷的素材。
当我按回溯的顺序倒读先生遗下的文字，我发现我的感受异常的从容。因为出色的黑色幽默，我于是报有相当高的期望。终于，我没有失望。我追随着先生的足迹，倾听着他发出的声音。从“且界亭”到厦门大学，从八道湾到浙江会馆，从仙台到南京，再穿越令我神往的三味书屋，最后我的目光停在了那永恒的百草园。这次偶然的心路旅程，透过迷朦的时空，我同先生一道，愈来愈年轻，愈来愈本真，愈来愈好奇，也越来越体昧出先生的深邃痛彻和博大情怀。我的心灵在这又绝对是必然的行进中洞悉先生文辞隐约的奥秘，直面目前的惨淡人生，让我在失掉至亲的悲悸中拥有通明的信念。感觉前面始终有一个巨大存在在催促我，催促我不停息自己的追求。但也正是先生的《野草》影响着我整个的青春期，先生的游移、偏执、犹疑、叛逆，直至忏悔般的自剖孤独体验，均在合力令我早来的青春期拖沓到不久之前。
当我陷于《野草》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之时，先生的早期篇什拯救了我，那收集在《坟》中的青年时代作品的特殊力量恰逢其时地调整了我的精神向度。他使我适度自信起来，重回良性的前行轨道。“立人”的呐喊，使我把握住先生万千思触的终极本质。有了这颗奔腾的心，我再次检阅先生的纸上世界，百草园里美女蛇的故事，社日狂欢的“无常”鬼世界，风流四散的《语丝》，盛极一时的《新青年》，租界里的战士都有绝对信任的亲切感，我能与荒原中的“过客”交流当下的缤纷思潮，隐藏在深不可测心底的童年记忆也恰如其份地温馨，却同压抑并在。这久远的往事未经过滤，保持着不可思议的原初状态。我那敏感的心不由得与先生的记忆童年相印证，这使我兴奋莫名，因为我明白我始终在极度的自信与不可遏止的沮丧之两极间作循环摆动。对于自我，我终于明白：在岁月不断流逝的背景下，需要持续的阐释与确认——尽管我仅是一个微细若尘埃的自觉诗人。先生曾言：“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呜呼，眷恋方来，亦已焉哉！”这些言语总在我要放松自己的时候提醒我沉沦的可能，刺激我的平凡宁静，使我常有一个警惕反省的内心。
也许是天意使然，造化弄人，大时代的横流逆流导致先生不同阶段的创作呈现迥异的外在文体。但因为先生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启蒙者，他坚实的良心、非凡的阅历和冷峻的观察，是他超然同时代人的前提，有着难得的热情和冲动，却被宥困于死寂的技术官僚生涯和沉静的浙江会馆中；他有着陀夫妥耶夫斯基的圣徒心肠，却被无数的敌对者、背叛者和自封革命者粗笔勾勒为有着怪癖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道德说教者；他有着足以批判整个世界且构建新世界的文学本体能力，却被文坛上的无聊是非剥夺去了无从挽回的时间。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永恒价值，在于穿越时空的渲染力和感染力。当我们在新世纪重读，仍可看成是刚出炉的文字。上个世纪终结的时候，我们给一百年的文学遗产作结，却再次证明，以先生为数不多的作品，却既有效批判了传统惯性，又高出所有后世作家的努力：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甚至书信和戏说。鲁迅作品特有的审美境界和思维深度，之于后世作家是一场灾难——不可否认当代文学家戮力不息的探索和无所不至的实验，但显然不够全面的深刻和关怀。再次不用举事例，相信读者诸君有露出会意的笑容。
当前作家的努力不可谓之懒惰。学习学习再学习，仅在二十世纪的末叶，我们走过了西方（包括拉美）进入现代社会（包括后现代文化）以来的所有经历，但遗憾的是这本应神圣的过程多以文论圈地、攻讦争锋、动辄得咎、吹毛求疵、盲目捧杀的嘈杂态势出现，这根本无助于文学本质的提升，却在对社会底层的诉求、现实困境的加剧继续采取漠视与失语的“双败语境”。间或有少数作家除外，背负太过分的物我期望且多身陷重围，奋争抵抗之副结果是愤激乖戾之气日增，然而作品厚重未曾见显明的长进。这不言而喻同孤身作战的先生有着质的差别，泱泱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没有培养出一个本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始终是一个横亘在国人心头的遗憾。我每念及此，情不自禁地对先生的早逝抱有悲怆的怀念，需知诺奖评选有一个不成文惯例，即考虑作家的声誉，所谓斯堪地那维亚方式的确认，绝对会有一个不尽相同的时间差。当把先生搬出，现今为数不少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被榨出那个躲闪的“小”来，作秀多于坦诚，浮躁多于沉痛，快感超乎希翼。在鲁迅面前，众多被称为“史诗”或“里程碑”的作品显得过于轻飘和单薄，缺失大时代光明的指引，似乎仅仅是对现实的确认和诠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成为逃避历史指认的无责任遁词，但我仍然执拗地认为：薪火不再相传的社会是可怕的虚无之邦。语境的持续宽松，未见大作品的问世，大约是时代的反讽?
某些作家，当然有写出大作品的内在涵养，却往往把握不住一以贯之的沛然中气，可能是对生命的理解尚未到心灵最深处的感动；但也可能是在读取腹稿时笔力不济万钧的重压。我向来反对泛在表观的技巧式幽默，以及实录性的逼真写实，更欢喜阅读遥远过去时的古典作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欧陆小说，甚至欣赏港台的文艺电影。何以解忧，唯有等待。但我们不能没有传之千年的当代文学啊！
鲁迅一直拒绝加入任何一个有着强制性原则的组织，无论是人格还是作品。他那巨大而持久的生命冲动，绝对是充斥真知与良心的保证.我们都知道，他的文章在他身后便迅速发展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象征。不幸得很，他也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招牌，一个偶像。
曾经有很多人试图驾船来到这个浩瀚大海中的“灯塔”之前，但往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莫明其妙地把他们向着错误的方向引导，或者他们本身把持不住欲望本能的牵连而掉转回头是岸去了，或者被绚丽多姿的大千世界的幻象所迷惑反而相信先生已是时代的障阻，或者假借践踏名人而扬名立万，或者是过度真诚的尊崇先生（其实是中了后世掌握解释权力的人的毒，并非先生的本意）而失掉自我的思考和独立言说，于是鲁迅成为支离破碎的偶像，犹如瞎子摸象般的搞笑效果，各执一端的表达相互间隔膜日深。倘若鲁迅重生，看见后辈如此不屑，定然哑口失笑，欲辩无言对答，而我们晓得，先生是雄辩的。
先生不仅雄辩，更善于抓住事物的内在本质。在他的笔下，丑恶、耻辱、人性、容光一一毕露其纤细原形，要么自欺下去，要么便敞开源流，展示历来遮蔽的过程。在他的笔下，是质朴的倾诉，是他的愤懑，是他的绝望，他绝不欺骗我们。他的声音沉着而久长，尽管他也曾抄古碑，尽管他也曾沉默，但我们都记住他沉默的极限：要么灭亡，要么爆发。
目前的文化场合，过于时尚，过于流行，竟连另类也成为时髦，不用深思熟虑也可明白对于真正的文化、艺术有多悲哀！对比先生，检讨自我是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我在前几年，有问题请教于王富仁先生，我以为他的回信之结束语写得很不错，抄在下面：“任何时代，都不会人人清醒的，但关键在于有没有呐喊的人。鲁迅是在绝望中仍在挣扎的人，我们大概也只能如此吧。在物欲横流道德普遍缺席的今天，我们又能怎样呢？大约只有保持多元主义的视角，不放纵自我，有份执著地在现实的泥泞里挣扎着向外爬而已！”（本文写于2000或2001年，总之是世纪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