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的英文heritage与“继承、继续”的英文inheritance同源,因此,设立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确立使之能够被继承下去的机制。本文以“日本遗产”亦即长崎县的“砂糖之路”为例,在梳理其建构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分析该遗产的表象方式、继承方法以及需要反思的问题。日本的这个案例对于我国今后如何叙述、丰富、保护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以下几点可以借鉴:1.把握散落的文化遗产,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包装宣传;2.把既定区域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体化整理和活用的对象;3.需要向国内外积极、有效和战略性地传播既定地区的文化遗产。关键词:日本遗产;长崎;砂糖之路;南蛮果子;金平糖(续,《从“南蛮果子”到“日本遗产”——以长崎的“砂糖之路”为例(上)》)
天文十六年(1547),天主教耶稣教会的高僧圣方济·沙勿略(1506-1552)登陆鹿儿岛,他不仅向日本民众展示了一种新的信仰,还展示了为数众多的食品,其中包括:(1)香烟(tabaco)、(2)南蛮蛋糕(castilla)、(3)蜂蜜蛋糕(castilla-bolo)[1]、(4)面包(pan)、(5)金平糖(can-feitos)、(6)点心(bolo)、(7)有平糖(Alfeloa)、(8)卡梅拉(Car-mela)、(9)饼干(Biscout)、(10)橘子果酱(Marmela)、(11)巴旦杏(Amendoa)、(12)马铃薯(Jacarta)、(13)南瓜(Camboja of Abobola)等。这些食物的西文语源,大都是葡萄牙语,这是因为葡萄牙人最先来到日本,西班牙是在四十年之后,荷兰人和英国人则来得更晚。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南蛮果子传来,随后大量进口作为其副产品的砂糖,这对于日本是很大的贡献。[2]葡萄牙传教士们在长崎编纂的《日葡辞书》记载有“麦地”一词,“麦地”是大村纯忠(1533-1587)的领地。大村纯忠在1563年受洗后,成为日本最初的天主教大名。“麦地”是在可以俯瞰大海的台地上,有一片麦田相连的土地,至今依然如故。在传教士的帮助下,长崎也由此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而来的糖,加上这里出产的优质大麦,还有以岛原半岛为中心的温暖地带产出的鸡蛋,就成为南蛮点心的主要原料,从这里孕育出以蛋糕为代表的南蛮点心的众多名品,其中很多点心,至今仍作为肥前点心的代表存续着。南蛮点心由此发展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地理空间上的利便,因为肥前是南蛮人来航最方便的地方,离西洋和中国都很近。二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战国时代的人们追求和平,点心正是和平的产物;特别是随着茶道的发展,大名中的茶人日益增加,他们都很鼓励茶道。三自然之利便,如前所述,这里有广阔的麦田存在。四是时代需求所致,当时的权力者虽然对基督教感到困扰,但也想推进贸易,虽然最终还是采取了锁国政策,但有限的贸易还是带来了很多利益。南蛮点心的材料主要就是砂糖和鸡蛋。当时的日本不仅禁止食肉,而且也禁止食用鸡蛋,但随着南蛮料理和南蛮点心的流行,除了糖,还把吃鸡蛋和鸡肉的文化也从九州传到了日本全国。通过长崎街道,各种各样的南蛮点心流传开来,诸如蛋糕、圆棒、加势以多、鸡蛋素面、有平糖、蛋挞等等,可谓种类繁多。作为南蛮文化的砂糖,其输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砂糖对点心文化的影响其实是超过了小麦。这些新的西洋文化以其香甜口感滋润了当时日本人的心灵,在中世纪,这种可口的食物对于战国时代的日本人而言,无疑就是一种梦想和向往。在历史上,砂糖曾是衡量文化的一把尺子。换言之,口味偏甜的地方,砂糖文化发达,相应的文化发展的程度也相对较高。在江户时代,人们往往根据“甜口”与否考虑文化的程度。例如,长崎人常说,离长崎越近的地方口味就越甜;就日本全国来看,离长崎很近的佐贺也是口味偏甜的地方,但在遥远的东北和北海道,则很少听说甜口食物。在江户时期的长崎,砂糖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它和现金一样,流通价值几乎与金银不相上下。但是江户人并不认为“砂糖越白越昂贵”或者“越精制价格越高”。但在欧洲,中南美等甘蔗产地,完成熬制工序和第一阶段的分蜜[3]工序后,会将粗糖(Muscovade)[4]送到欧洲的糖厂进行精制。在欧洲的本国种植园里生产的粗糖当然要比经过精制的白砂糖的价格便宜。但这种认识对日本人却并不通用,基本上(粗糖不经过精制)就直接使用了。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此外,据说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人都喜欢黑砂糖[5]。因此荷兰人以便宜的价格收购黑砂糖,然后再以比白砂糖昂贵的价格售出,白砂糖是进货价的2-3倍,而黑砂糖却要高达10倍。日本人对白砂糖的需求几乎为零,反而更喜欢黑砂糖,这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买卖了。[6] “金平糖”是具有代表性的南蛮果子,同时它也是福冈县北九州市的一项民俗技术。金平糖从葡萄牙传入时,曾使用罂粟籽和芝麻籽为核心材料制作而成。传入日本后,主要使用粗砂糖,逐渐形成了仅以砂糖为原料的金平糖。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1532-1597)等人从长崎来到北九州传教时,将金平糖献给织田信长,深得信长的喜爱,随后金平糖就在日本传播开来(图2)。日语中被翻译为金平糖的葡萄牙语Confeito,本义就是是砂糖点心的意思。与日本的金平糖相似的Confeito,至今在特赛拉岛等部分地区仍有制作,但其糖果的角不够端正,凹凸不平,据说是因为制造所需时间较长。虽然使砂糖结晶变大的做法是一样的,但在日本制作边角需要细心地花费两周左右时间,而在葡萄牙只需四五天就能完成,所以,形状有所不同。信长看到的应该是形状朴素的Confeito,但在砂糖还是被作为馈赠礼物的时代,Confeito已是现在无法想象的既昂贵又稀少的珍品。装在玻璃瓶里、带有异国特有的甘美的糖果深深吸引了信长,随后,胸怀统一天下之梦的信长,放眼国外,建立了安土城,废除了乐市、乐座和关卡,改革流通经济,不受身份限制的启用人才,通过一系列革新举措,开启了日本近世之门。在日本,有关金平糖的名人轶事很多。例如,坂本龙马(1836-1867)就有一则与金平糖相关的故事,他在庆应二年(1866)一月二十日写给老家土佐的侄女春猪的书信中,曾调侃春猪的皮肤就像金平糖的模子一样,被白粉涂满了。物理学家寺田寅彦(1878-1935)的随笔《备忘录》(1927年)中,也有“金米糖”一项,这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提及。寺田寅彦指出,什么样的条件重合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金平糖的角的大小和数量是如何决定的,这些都是学问中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认为:“关于金平糖的生成的物理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将来作为整个物理学的基础问题必然有本质关联的”。实际上,寺田寅彦在理化学研究所时,曾和学生福岛浩一起做过一个实验,后来福岛发表了题为“关于金平糖的生成及其形状”的论文[7]。然而,至今人们还是没有解开金平糖形状的奥秘。日本人对金平糖的喜爱还表现在纺织品上,山口美由纪在《旅行出岛》中指出,“18世纪以后,日本的长崎、佐贺等地开始制作更纱,多样的纹样中,有种连续的圆形小花纹的更纱,因为看起来像散布的金平糖,所以被通称‘金平糖’纹”[8]。仔细观摩可爱的小花纹更纱令人印象深刻,没想到它的名字也与金平糖相关。江户时代,在长崎的点心制造业中,中国人(唐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究其原由,应该是南蛮点心的主要原料——砂糖的供应依赖于唐船。前文已经提到,在锁国之前,来长崎的葡萄牙船是载有砂糖的,但在日本锁国之后,就仅限于和从中国本土来航的唐船与从东南亚来航的荷兰船之间进行贸易。有资料显示,贞享二年(1685),与唐船的交易量为白银6000贯,与荷兰船的交易量为黄金五万两,其中与唐船交易量的一半,亦即白银3000贯,都是进口的砂糖。从18世纪初开始,日本也热心地推销市场剩余的砂糖,导致砂糖在东亚的销售量不断增加,此时砂糖的主要产地是来自爪哇和苏门答腊。蜂蜜蛋糕的“元祖”企业“福砂屋”,不仅生产蛋糕,还销售干点心、蒸点心和蜜饯等。我们从“福砂屋”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到长崎的南蛮点心文化与唐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福砂屋”专卖福建省产的砂糖,故以“福砂屋”为店号,还把对唐人而言象征吉祥的“蝙蝠”作为商标。长崎的“唐寺”崇福寺,还有宇治的以万福寺为本山的黄檗宗寺院建筑,都装饰有蝙蝠和象征长生不老的桃子,蝙蝠和桃是江户时代作为最新的佛教黄檗宗传入的象征,也是江户时代长崎的唐人文化的象征。作为南蛮点心之一的蜂蜜蛋糕,其老字号“福砂屋”的历史很好地体现了长崎文化融汇和(日本)、华(中国)、兰(西洋)三种要素的复合性特点。“福砂屋”与唐人的渊源不仅体现在商号和商标上,还体现在向“唐寺”的捐赠上。长崎有四座“唐寺”,它们大都是由乘唐船而来的中国本土唐人的同乡团体——帮会所建成的。兴福寺被称为南京寺,是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一带出身的唐人建造的寺庙;福济寺据说是福建省泉州、漳州一代出身者建造;崇福寺又被称为福州寺,是由福州出身的唐人建造。此外,圣福寺虽然是由长崎奉行建造的寺庙,但它后来由于和广东船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又被称为广州寺[9]。从2020年度“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事业报告书”的资料可知[10],在长崎街道的“砂糖之路”在这一年的6月获得文化厅的“日本遗产”认定之后,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宣传,曾制作了用于分发给沿途各地的点心店和物产展等的活动新海报。“砂糖之路”的保护和宣传活动,以长崎街道“砂糖之路”沿线3县8市的自治团体组成事务局,由民间团体和企业相互合作,共同开展宣传。与此同时,在网络上,设置了使用QR码的“多种语言对应指南板”,在“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的主页上,制作追加了文化遗产的栏目等。人们可以通过网络,预约订购“砂糖之路”的相关商品,按照不同的价格,选择制作和“砂糖之路”有关的礼品,甚至还可以让受赠方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喜欢的点心。2021年4月7日-6月13日,长崎县美术馆举办“长崎港的故事”展览,介绍了长崎特有的日式点心和中华点心的模具,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展览反映了“砂糖之路”的历史,跨越大海,从外国传入长崎的砂糖,促使长崎成为“砂糖之路”的起点。为了提高游客的满意度,需要培养能够传达“砂糖之路”魅力的导游。因此,当地把长崎街道的地域特色糕点、饮食文化、与“砂糖之路”存在渊源关系的文化财产等资源,包括其历史背景等,都写进培训导游的教材之中。“砂糖之路”的导游培训需要两年,第一年为讲座研修,第二年则为实地研修。按照导游培训手册,长崎市的志愿者中心有41人相继多次受到导游讲习会的培训。为了普及和启发“砂糖之路”的相关事业,加深民众对“砂糖之路”的关心,当地还举办了以历史为背景的座谈或学术讨论活动(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讲座是以线上方式举办的),甚至还举办了品尝各地特产的研讨会。再就是强化环境氛围,设置多种语言对应的指南广告牌等。为了让来访的外国人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长崎街道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街道沿线的砂糖文化,设置了一些多语种的指示牌,除了将日语、英语、汉语和韩国语予以标记,还对中文的繁体字和简体字也做了很好的兼顾。在各种介绍的招牌看板上,贴有QR码,游人通过读取,便在智能手机上显示出多种语言的指南。成为“日本遗产”的长崎街道“砂糖之路”,在沿途的福冈县、佐贺县、长崎县均有为数众多的文化遗产群。如何才能够把这个“故事”讲的更有魅力,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开发旅游商品,事务局专门调查和分析了外国游客在周游各相关文化遗产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多次对沿途旅行的游客实施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人士,同时邀请他们试吃各种点心,了解人们对“砂糖之路”和各种点心说明书的看法,提供沿途各县的文化遗产及各种点心制作的视频供客人观赏,举办意见交流会等。此外,还以从事赴日旅游相关业务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为对象,进行“海外问卷调查”。为了使游客更好地亲身体验“砂糖之路”的历史故事,当地业务部门还曾组织以旅游业界和媒体作家为对象的在线体验旅行,体验内容涉及文化遗产的活用开发、旅游商品,以及游客感受等多方面。根据“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事业报告书的总结[11],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等海外游客,既期待能够参观日本代表性的的观光名胜,品尝日本食物,也期待想了解未知的日本。“长崎街道——砂糖之路”的历史故事,恰好就是这方面的旅游资源。尽管日本国内也有一些意见认为,这些文化遗产、建筑物或点心,其实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砂糖之路”这一表达方式,的确是具有独创性,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何通过“砂糖之路”的文化遗产群,想对外国游客传达哪些信息,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上述调查还发现,海外游客对健康食品的追求越来越高,所以,人们对“砂糖”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变化。因此,需要考虑如何宣传砂糖点心,或如何将其重新包装为现代食品等,也都有待进一步的尝试。很多游客其实都是第一次了解到与“砂糖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设施和传统的砂糖点心等,很多人此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砂糖之路”这种概念,应该说,讲好“砂糖之路”的历史故事,并由此振兴沿途的经济和文化,还是任重而道远的。“遗产”的英文heritage与“继承、继续”的英文inheritance同源,因此,设立文化遗产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确立使之能够被继承下去的机制。本文重点讨论的“日本遗产”,亦即长崎县的“砂糖之路”的案例,反映了日本在如何将文化遗产资源盘活,通过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使之得到更为广泛的认知和传播,进而也有助于它能够被传承到后世的努力。在对当地建构“砂糖之路”的历史故事的各种努力予以描述的基础上,还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对“砂糖之路”进行共同宣传的经验作了介绍。从长崎的“地域文化财”到“日本遗产”,这个案例事实上也可以反映出日本文化政策的综合性推进方向,这对于我国今后应该如何叙述、丰富、保护和活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有以下几点可供借鉴。一是需要把握好散落的文化遗产,通过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对它们进行包装宣传,这就涉及到如何提升文化遗产的表象方式。二是需要将一个既定区域内的文化遗产群,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思考,发现、发掘所有这些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性,进而重新讲述该地区的历史故事,这对于活用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三是在讲述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文化历史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积极、有效和战略性地向国内外宣传既定地区的文化遗产,并由此说明它们与中国文化遗产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日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以及基于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研究,均比较重视在现场进行取证,将诸如文字、口述、音声、器物、饮食、风土等,皆纳入考察范围,由此形成所谓的“多重证据法”和关联性“证据链”,这对于建构和讲述新的文化遗产“故事”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启发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备成为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文化、解释遗产。“日本遗产”通过重新整合遗产资源,将遗产与旅游相结合,重新讲述日本的历史故事,这确实堪称是一种新路径。当然,在开拓新路径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应该遵循的原则,亦即在以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材料,去证明和讲述所在地区的遗产故事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性。长崎地方政府在大张旗鼓地传播本国的“砂糖之路”文化的同时,并未忽视日本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在“砂糖之路”中的体现。(完)
引用文献:
[1]蜂蜜蛋糕,也可称南蛮蛋糕“Casilla”,其称谓来自西班牙人,葡萄牙语称呼其为Castilla
Bolo,据说是由西班牙卡斯齐拉王国名而得名。[2]村冈安广:肥前的果子 砂糖之路长崎街道,佐贺新闻社,2006年,第55页。[3]分蜜是指制糖的一道工序,把熬出来的糖膏里的糖蜜和糖的结晶分离开。[4]粗糖是砂糖(含蜜糖)的一种,是精制糖的原料。以甘蔗为原料析出时,别名也被称为原料糖。制作方法与黑砂糖相同,只是将甘蔗榨汁处理后使其结晶。[5]黑砂糖是指用甘蔗榨汁熬制而成的黑褐色砂糖(含蜜糖)。黑砂糖的庶糖含量为75-86%,转化糖含量为2-7%,所以就更甜。日本人喜欢的砂糖甜味强的原因之一就是转化糖。[6]参考:荒尾美代:日本的茶汤近世史,八坂书房,2018年,第140-143页。[7]虎屋文库:和式点心的爱好者,山川出版社,2017年,第62、86、206页。[8]山口美由纪:旅行出岛,长崎文献社,2022年,第101页。[9]八百启介:砂糖通过的街道 从果子看社会,弦书房,2013年,第57页。[10]参考: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https://sugar_road_council/,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11]参考:令和2年度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事业报告书:https://sugar-road.net/sugarroad2022/wp-content/themes/sugarroad-thema/pdf/business-report-r02.pdf,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参考文献-
八百启介:砂糖通过的街道 从果子看社会,弦书房,2013年。
村冈安广:肥前的果子 砂糖之路长崎街道,佐贺新闻社,2006年。
江后迪子:砂糖的日本史,同成社,2022年。
荒尾美代:日本的茶汤近世史,八坂书房,2018年。
荻野昌弘文:“围绕文化遗产的社会学研究——荻野昌弘学术自述”(朱翊叶译),《民族艺术》,2022年第4期。
孙洁:“日本遗产”的建构与表象——以京都丹后绉绸为例,《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读卖新闻西部本社编:《新长崎街道》,新人物往来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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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屋文库:和式点心的爱好者,山川出版社,2017年。
日本遗产的主旨和目的: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about/
有关日本遗产:https://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pdf/92323501_05.pdf,
日本瓷器的故乡肥前: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stories/story037/
砂糖之路的路线:https://sugar-road.net/sugar-road/
砂糖之路的故事: 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stories/story103/
古濑奈津子讲演,有关芋粥--从有职故实到生活社会史,第三回国际日本学联盟,2008年12月15日:https://www.dc.ocha.ac.jp/dics-jacs/consortium/consortium200812/rekushi.html
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https://sugar-road.net/sugar_road_council/
令和2年度砂糖之路联络协议会事业报告书:https://sugar-road.net/sugarroad2022/wp-content/themes/sugarroad-thema/pdf/business-report-r02.pdf
【作者简介】
名古屋大学学术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导,学术委员会委员,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研究方向:国际文化关系学、日本语言文学。著作:
《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シャンハイ・イメージ――1931-1945》(国際書院,2023年10月)。
《日本文化的另类视线》(东京书房,2024年2月)
编著:
《晨读夜诵 每天读一点日本短篇名作 日本近现代文学短篇名作选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译文:
「色と戒め」(日中関係学会編『日中関係の新しい地平』)「中国人の宗教」「絵を語る」「瑠璃瓦」「更衣記」「鬱金香」「女性について語る」「鴻鸞禧」等(愛知大学国際文化交流学会編『文明21』)。
项目:国家社科外译项目《中国文化要义》(在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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