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的英文heritage与“继承、继续”的英文inheritance同源，因此，设立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确立使之能够被继承下去的机制。本文以“日本遗产”亦即长崎县的“砂糖之路”为例，在梳理其建构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分析该遗产的表象方式、继承方法以及需要反思的问题。日本的这个案例对于我国今后如何叙述、丰富、保护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以下几点可以借鉴：1.把握散落的文化遗产，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包装宣传；2.把既定区域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体化整理和活用的对象；3.需要向国内外积极、有效和战略性地传播既定地区的文化遗产。关键词：日本遗产；长崎；砂糖之路；南蛮果子；金平糖![]()
长崎市位于日本长崎县的西南部，是县政府所在地以及长崎县最大的城市，2022年7月的人口统计为394,904人。由于长崎靠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与大陆就有贸易往来，作为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停靠地而闻名。长崎也是松浦水军的发祥地，由海上交通连接起来的历史、与元军作战的历史、以及作为西洋贸易港繁荣的历史，都使长崎成为备受注目的国际都市。日本继1992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际公约》以及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到2021年7月末为止日本共有25项世界遗产，其中长崎占了两项：“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制铁·制钢、造船、煤炭产业”（2015）、“大浦天主堂和外海出津集落——长崎和天草地区的潜伏天主教”（2018）。此外，“长崎市夜景”也被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夜景观光会议认定为世界和日本的新三大夜景之一。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社区的历史、传统、文化的象征，对当地的人们来说是无可替代的骄傲，同时也具有对于全人类而言的普遍性价值。在世界各地，由于战乱、自然灾害、贫困等原因，许多珍贵的有形、无形文化遗产面临危机。将这些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相互携手共同保护文化遗产，有助于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从而构成安定与和平的国际社会的基础。当今日本并存着“文化财”和“文化遗产（Japan Heritage）”两个不同的遗产保护术语，反映了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前后发展的两个基本阶段。前者是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以文化财产的保存、活用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为目的，对日本国内的文化遗产予以指定或者登录，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后者是在日本成为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国际公约的缔结国之后，重点指称日本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那部分文化遗产，虽然它较多反映了与世界遗产体系之间的关系，但在内涵上，“文化财”和“文化遗产”并无本质区别。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保护其文化遗产的最新举措，是对现有的文化遗产赋予新的价值认定，致力于将散落在各个地区的文化遗产彼此的关系予以整理，并将它们打包推出，亦即将其认定为“日本遗产”，通过对其更加有效的利用和传播，以促进各相关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些被冠以“日本遗产”的事项，既不是世界遗产体系下定义的文化遗产，也不是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所界定的“文化财”，而是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发展旅游业，振兴地方经济为目的、盘活各地的文化遗产资源，因此，可以说“日本遗产”的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化遗产的范围和空间。日本学者荻野昌弘认为，日本与西方的文化遗产存在着“时间意识”的差异，“因此，传统技艺并不是将过去的遗产原汁原味地保存，而是应该把过去曾经存在的事物及过程进行‘现在化’的呈现”[1]。所谓“日本遗产”正是如此重视叙述和呈现的典型例证。就“日本遗产”目前已经开展申报和认定的状况而言，日本全国2015年认定了18项，2016年认定了19项，2017年认定了17项，2018年认定了13项，2019年认定了16项，2020年认定了21项，迄今共有104个项目被认定为“日本遗产”。认定“日本遗产”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各地区的历史文化魅力和特色讲述日本传统文化的故事。如果某地区的一些项目被认定为“日本遗产”，也就意味着将以当地为主体，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综合整理和利用这些被认为不可或缺、充满魅力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群，由此向国内外进行战略性的宣传，以期提高该地区的存在感和经济活力[2]。孙洁在其论文《“日本遗产”的建构与表象》[3]中指出，“早在2010年，日本政府就提出将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的政策法案。同时，日本遗产的目标是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及残奥会举办之际，预计在全国认定100件日本遗产。由此也可以得知，日本遗产事业的展开是借奥运会申报的良好契机，期待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从而在振兴地方经济、确保保护与修缮文化遗产经费以及增强地域认同感上有所作为”。“日本遗产”构想的意图，从其解释遗产的价值、丰富遗产的内容、表象遗产的方式等方面，都对我们拓展思路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新视野。2020年日本共有69个府县申请“日本遗产”，经过“日本遗产审查委员会”的审议，最后认定了21件。对认定为“日本遗产”的各地区，认定后3年内将在财政上实施重点支援，促使该地区能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形成有效的活性化发展。在这21件“日本遗产”中，包括长崎县申请的“推广砂糖文化的长崎街道——砂糖之路”[4]。这是继2015年的“国境之岛壹岐、对马——五岛古代的桥梁”[5]、2016年的“日本瓷器的故乡——眼花缭乱的瓷器散步”和“镇守府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感受日本近代化跃动的城市”[6]等项目之后，长崎县再次获得“日本遗产”的认定，目前长崎已先后获得四项“日本遗产”的实际支援。各个地区在申请“日本遗产”时，首先都要构建一个历史故事，通常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故事的。一是根据历史的进程和本地风土，建构超越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的故事。二是围绕故事的核心，设定可以展现本地魅力并能够传播的鲜明主题，例如，往往是把建筑物、遗迹、名胜古迹、节庆活动等根植于本地社会，且能够得到持续性继承和保存的文化遗产群作为故事的核心内容。三是不只单纯地解说地域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它们还是日本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四是采用即便对当地历史和文化遗产完全无知的人们也都能理解的叙述方式，旨在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关注。被认定为“日本遗产”的故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区域型”，亦即在单一的行政区划（市町村）内完成的故事叙述。第二种是“串行型(网络型)”，亦即跨越多个行政区划而展开的故事叙述。此外，在讲述故事时，可以采用当地继承的所有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包括当地尚未被指定或未经指定的文化遗产，但必须包括国家指定或选定的文化遗产中的至少一项作为叙述对象。[7]例如，2016年佐賀県（唐津市、伊万里市、武雄市、嬉野市、有田町）和長崎県（佐世保市、平戸市、波佐見町）联合申请的“日本瓷器的故乡——眼花缭乱的瓷器散步”[8]，其故事概要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九州西北部的“肥前”，具备了陶石、燃料（山）、水（川）等经营窑业的条件，通过活用陶器生产技术，由此诞生了日本的瓷器。肥前各瓷器产地之间，通过相互切磋琢磨，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瓷器。肥前瓷器行销全国，不仅进入日本国民的生活中，还受到海外的赞赏。直到现在，肥前一带地方仍然传承着这项技术，生产具有特色的瓷器；这里窑厂的烟囱直冲蓝天，窑厂的围墙诉说着绵延不绝的窑业。这片土地是日本瓷器的故乡，历史和传统造就的技艺和美，吸引着人们以五感去感受这里的景观。构成这项“日本遗产”的当地的文化遗产群，包括大川内山(佐贺县伊万里市)、三川内的瓷器制作技术(长崎县佐世保市)、柿右卫门(浊手[9])(佐贺县有田町)和志田烧里博物馆(旧志田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工厂)(佐贺县嬉野市)[10]。如此声情并茂的故事叙述，很容易将久远的肥前瓷器史拉近到每位客人的身边，让人浮想联翩，驻足忘返。2020年被认定为“日本遗产”的“长崎街道——砂糖之路”，是由长崎县（长崎市、谏早市、大村市）、福冈县（饭冢市、北九州市）和佐贺县（嬉野市、小城市、佐贺市）联合申请的。在长崎县内，构成“砂糖之路”的主要文化遗产群，包括出岛和兰商馆旧址、嬉野市盐田津(国家选定传统的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和常盘桥，以及南蛮果子鸡蛋糕、谏早粔籹、大村寿司、逸香口、小城羊羹、马可波罗、千鸟馒头和金平糖。“长崎街道”是一条连接从小仓到长崎的驿道，全长57里（日里，约228公里），沿途有25个驿站。路线主要是长崎、日见(以上为天领)、矢上、永昌(以上为佐贺藩领)、大村、松原、彼杵(以上为大村藩领)、盐野、盐田、边田、小田、牛津、佐贺、现原、神埼、中原、轰木(以上为佐贺藩领)、田代(对马藩领)、原田、山家、内野、饭冢、木屋濑、黑崎(以上为福冈藩领)、小仓(小仓藩领)；谏早和小田之间则有福江、多良、浜、盐田、高(以上为佐贺藩领)等，当然也有其他路线。[11]在江户时代（1603-1868），通过与外国交流，从西方和中国传来了糖与糖有关的饮食文化，它们流传到这条驿道的沿途各地，并与当地的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习俗。这里曾经是日本和荷兰之间进行贸易的唯一窗口，从荷兰进口的砂糖在这里卸船，存放在出岛岛内的砂糖专用仓库里，随后就逐渐形成了把西方和亚洲的物产及文化传播到日本各地的起点。由此到江户的街道便是堪与丝绸之路匹敌的“砂糖之路”。受“砂糖之路”影响最大的是包括长崎在内的肥前地区，古时属肥前国，除了周围半岛，还有众多岛屿及良港，复杂的海岸线使该地海产品丰富，渔业发达。作为通往中国大陆最近的交通枢纽，肥前一直被日本历代政权所重视，这里的港口是遣唐船的主要停泊地，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后来以肥前为中心又传来南蛮菓子文化，甚至以长崎街道沿途城镇为中心形成了大型的南蛮菓子文化圈。那么，“砂糖之路”的故事又是如何建构的呢？从室町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因与西方和中国的贸易而进口日本的砂糖，对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连接海外贸易据点长崎和小仓的长崎街道沿路地区，随着砂糖和南蛮点心的大量流入，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现在以宿场町为首的长崎街道，除了令人怀旧的景观外，还保留着个性丰富的点心文化。追溯与进口砂糖和点心有密切关系的“砂糖之路”，不仅可以了解长崎街道（图1）的历史，还能接触到历经400年以上持续发展历史的砂糖和点心的文化传统。[12]“砂糖之路”的历史大约从1600年开始推算，亦即可追溯到17世纪。村冈安广曾在《肥前的果子 砂糖之路-长崎街道》[13]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南蛮果子以前是“无糖时代”，南蛮果子的出现，日本才进入到了“有糖时代”。换言之，葡萄牙人登陆鹿儿岛之前是“无糖时代”，登陆后日本便进入“有糖时代”。但事实果真如村冈所言吗？![]()
江后迪子在其著作《砂糖的日本史》[14]中，曾对日本的砂糖史做了较为完整的还原。其实，砂糖早在9世纪中叶，就已经是印度洋贸易的商品之一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中国与印度的诸情报》一书，用阿拉伯语记录了阿拉伯和伊朗商人的所见所闻，由此可知经由印度到中国的贸易船中，除了象牙、犀角、金、银、铜、铁、铅等之外，砂糖也是众多商品之一。在航海途中可从印度洋岛民获得椰汁、甘蔗等，故在东南亚，很早就有砂糖贸易了。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有关砂糖的记录却很少。古濑奈津子认为，甘葛煎是砂糖普及之前的甜味剂[15]。甘葛煎是从常春藤中提取后熬制而成的，根据《延禧式》[16]大膳职下·诸国进贡点心的记载来看，在古代，甘葛煎被各国进贡给朝廷、天皇，因为是贵重物品，所以直接进入藏人所[17]。“砂糖”虽然初见于天平胜宝六年（754）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但古代的砂糖不是一种甜味剂，是药用品。鉴真第一次来日的渡航货物中，“石蜜”“蔗唐”等物资也是药用品。天平胜宝八年（756）正仓院的《种种药帐》[18]中也有“蔗糖二斤十二两三分并碗”的记载，这里的蔗糖也是药用品，是喝药时为化解苦药苦参的必需品。藤原道长（966-1028）的曾孙藤原师通（1062-1099）[19]在日记《后二条师通记》[20]，曾记载“宽治5年（1091）10月25日，自修大夫许被送沙糖。使申云。唐果也申也”。这里的修理太夫就是橘俊纲（1028-1094），平安时代中后期的贵族、歌人。藤原北家，关白藤原赖通的次子，官位是正四位上、修理大夫兼近江守。这里的“沙糖”指的就是“唐菓子”，江后迪子认为，“橘俊纲送来沙糖（砂糖），据说是从唐朝来的物品，当时的砂糖即使对日本贵族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因此二条师通在日记中记录了送糖事情。通过这段日记反映出当时日本贵族之间有互相赠送砂糖的风习”[21]。古濑奈津子指出，“关于修理大夫送来的沙糖，说是唐果(唐菓子)，至于是不是药用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本草》下秩十七卷的内容来看，也可以认为是‘药类’。由此可见，在古代，‘甘味’具有与现代不同的价值”[22]。此外，在《延禧式》中，也有“汁糖36升”的记录。为便于比较，笔者参考江后迪子的《砂糖的日本史》，对日本中世和近世时代的有关砂糖的部分记录整理如下（表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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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把甘蔗称之为砂糖，砂唐（糖）是从甘蔗中榨出的汁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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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带来冰砂糖3700斤，粉砂糖499100斤，黑砂糖641350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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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艘白砂糖19800斤。10日的船载黑砂糖16000斤白砂糖400斤。同日晚上，白砂糖1500斤，黑砂糖1000斤 |
从表1中可知，在葡萄牙人登陆鹿儿岛之前，日本古籍中已经有“砂糖”的记载，当然基本上都是进贡品，首先，不是作为“甜味剂”而是作为“药用”的可能性更大。其次，砂糖虽然在9世纪时已经在日本出现，但早期只局限于皇室和贵族成员，砂糖的实际享用人数极其有限。但是，自南蛮贸易开始之后，砂糖数量明显增加，但是老百姓真正能尝到砂糖的滋味还得等到南蛮贸易开启二、三百年之后。除了葡萄牙人，中国和伊斯兰商人也都参与了砂糖的贸易，往往运输货物的船只虽属于葡萄牙，但那些货物却未必都来自葡萄牙，所以，很可能是有中国产或印度尼西亚产的砂糖，也被运到了日本。（未完，续见《从“南蛮果子”到“日本遗产”——以长崎的“砂糖之路”为例（下）》）
引用文献：
[1]荻野昌弘：围绕文化遗产的社会学研究——荻野昌弘学术自述（朱翊叶译），《民族艺术》，2022年第4期第8页。[2]参考：日本遗产的主旨和目的：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about/，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3]孙洁：“日本遗产”的建构与表象——以京都丹后绉绸为例，《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4]2020年日本全国共有16件(25个道府县)被认定为日本遗产。[5]2015年日本全国共有18件(24府县)被认定为“日本遗产”。[6]2016年日本全国共有19件(19府县)被认定为日本遗产，其中长崎县共有两项被认定为“日本遗产”。[7]参考：有关日本遗产：https://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pdf/92323501_05.pdf,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8]由于当下的行政区划与近世日本的行政区划不一致，在申请“日本遗产”时，出现了涉及几个县的情况。例如，肥前国的领域就包含佐贺县及除过壹岐岛和对马岛的长崎县。[9]“浊手”是有田烧的技法之一，乳白色的坯料是柿右卫门样式的特征。酒井田柿右卫门初代（1596-1666年)确立了在乳白 (浊手)的底色上烧制红色彩绘，因此，称为柿右卫门样式，其作品曾出口到欧洲等地。浊手的制作技术在1955年被选为无形文化遗产，1971年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10]参考：日本瓷器的故乡肥前：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stories/story037/，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11]参考：砂糖之路的路线：https://sugar-road.net/sugar-road/，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12]砂糖之路的故事: 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stories/story103/，最终确认2023年7月15日。[13]村冈安广：肥前的果子 砂糖之路长崎街道，佐贺新闻社，2006年，第56页。[14]江后迪子：砂糖的日本史，同成社，2022年，第12页。[15]古濑奈津子讲演：“有关芋粥--从有职故实到生活社会史”，第三回国际日本学联盟,2008年12月15日 (https://www.dc.ocha.ac.jp/dics-jacs/consortium/consortium200812/rekushi.html；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36_191-194.pdf, 第193页。最终确认2023年7月14日)。[16]《延喜式》（50巻）是平安时代中期编纂，延长5年(927年)完成的格式(律令的实施细则)，是三代格式之一，是汇总律令实施细则的法典，也是显示平安初期仪式和制度内容的史料。[17]令外官司之一，创建于810年，是掌管藏人事务(机密文件的保管，诏令的传宣，宫廷的各种杂事等)的常设衙门。[18]天平胜宝8年（756)6月21日，光明皇后将60种药物捐献给东大寺大佛时的目录。[19]藤原师通（1062-1099），平安时代后期的公卿，世称后二条殿。[20]关白内大臣藤原师通的日记。又称《后二条关白记》《后二条殿记》《师通公记》。[21]江后迪子：砂糖的日本史，同成社，2022年，第15页。[22]古濑奈津子讲演：“有关芋粥--从有职故实到生活社会史”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36_191-194.pdf, 第193页。最终确认2023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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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名古屋大学学术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导，学术委员会委员，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研究方向:国际文化关系学、日本语言文学。著作：
《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シャンハイ・イメージ――1931-1945》（国際書院，2023年10月）。
《日本文化的另类视线》（东京书房，2024年2月）
编著：
《晨读夜诵 每天读一点日本短篇名作 日本近现代文学短篇名作选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译文：
「色と戒め」（日中関係学会編『日中関係の新しい地平』）「中国人の宗教」「絵を語る」「瑠璃瓦」「更衣記」「鬱金香」「女性について語る」「鴻鸞禧」等（愛知大学国際文化交流学会編『文明21』）。
项目：国家社科外译项目《中国文化要义》（在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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