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会丨“五四”运动时期的独立思考及创造社诞生成长

文摘   2024-06-02 23:26   日本  


郭沫若在升入九州大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在国内爆发了。郭沫若和九大的留学生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夏社”小组织,用油印机油印同学们写的或翻译的稿子并寄到国内。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郭沫若将自己的诗歌投稿到上海的《时事新报》,这是梁任公梁启超创办的报纸,副刊登载文艺内容。恰好此时的副刊编辑是宗白华,他与郭沫若年龄相仿也十分欣赏郭沫若的才华,鼓励郭沫若要多写。因此郭沫若把几年来写下的诗歌都投稿到宗白华那里发表,也很受到读者好评。尤其是受美国诗人惠特曼影响的有磅礴气势的包含爱国热情的诗歌,被国内年轻人推崇传颂,鼓励了几代人。宗白华还高调地介绍在东京的田汉与郭沫若相识,三人三地信来信往,谈诗歌谈戏剧谈美学谈爱情和人生,后来三人的信件首先结集成《三叶集》。

但“五四运动”期间有一个最著名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虽然作为爱国青年脉搏上与“五四”是合拍的,但郭沫若不赞成这口号,因为他在孔子的像前读的私墪,他不认为儒家的东西都是错的,他认为孔子是个全才,由孔子整理的先秦经典不少是有价值的,他也欣赏王阳明,但郭沫若不欣赏朱熹,认为朱熹把五经短缩成四书,虽然日本人崇拜朱熹,因为四书相对而言简单易读多了,但不见得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由于医学课学完后当医生要用听诊器,沫若越来越想放弃医学,他想改学文学,但遭到安娜及好朋友成仿吾反对。到了大学三年级也就是是1921年,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已无心上课了。沫若不仅忙手里的创作,他还惦记着两年前与张资平曾说过的话题,要一起办一份纯文学的杂志。借着成仿吾毕业回国的机会,郭沫若也一起乘船回到了上海寻找出版杂志的路径。

他们来到了上海的小出版社泰东书局,经过一番与老板赵南公的商量,郭沫若留下来不拿工资地帮助出版社编辑出版物同时准备自己的出版物。

郭沫若在泰东期间,很多在上海的老同学和读过他的作品的新朋友都来看他,其中最大的两处朋友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出版社,他们都一直邀请郭沫若加入。

在泰东书局工作了三个月打好基础后,沫若回到了日本,先回博多的家看望安娜和孩子们,此时安娜一个人在家带着两个孩子,有点居无定所,因为他们总在搬家。郭沫若看着娇妻幼儿不停地掉眼泪,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分离,但很快郭沫若又不得不离开家。

他先奔赴京都,京都三高和京都大学有几个对办文学杂志感兴趣的朋友,郭沫若想多拉人进来,这样能保证稿件的数量。但京都的人忙着考试,事情并没有明确定下来,沫若又赶到东京,找到东大郁达夫的宿舍,郁达夫却在住院,再到医院看郁达夫,好在郁达夫说马上要出院了,他很热心自己办杂志,已着手写小说了。

看过郁达夫又去看了田汉和表妹,田汉也热情地拉着沫若去看电影、去大正时期多彩的咖啡店。因为东京的同学们也多在考试期间,杂志的事情还是定不下来。最后郭沫若在离开东京之前还是不甘心,又找到郁达夫的宿舍。他已出院,并立即召集来张资平、何畏、徐祖正,成立文学社的事情最终在郁达夫的宿舍定下来了,并取名为创造社。

郭沫若安排好日本的事宜重新回到上海,继续编辑工作。8月份郭沫若自己的第一个诗歌集,也是中国白话诗划时代意义的诗集《女神》出版了,立即引起文化界和青年们的强烈反响。

在上海期间,商务出版社的老板多次造访郭沫若,并邀请郭沫若与胡适一起就餐,表达了对他们的欣赏。郭沫若与胡适两位新文化的带头人有了一次难得的“线下”交往。

在进行了大量的稿件准备工作后,郭沫若把晚一学级的郁达夫叫到上海继续准备第一期创造杂志的出版,并有一份大学英语老师的高薪工作介绍给郁达夫。

经过千辛万苦在1922年的五一,创造杂志第一期终于出版了。从各方面看来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郭沫若无论商务出版社的同学如何邀请,他都一直把自己的稿件只用于创造社的刊物,其他成员也是一样。

1923年春天,郭沫若终于医科大学毕业,他拒绝了大哥叫他回四川做医生的介绍,决定带全家回上海,继续留在上海办杂志写文章。但由于安娜和孩子生活上的不适应,小儿子要经常跑医院,不如在九州医学院附近生活方便,另外也由于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长时期为泰东书局做各种编辑出版工作,为泰东书局赢得了声誉和盈利却依然只得到泰东老板的口头工资白条,生活上都十分困难。安娜带孩子们和郭沫若先后在一年后回到了九州。而郁达夫之前接到北大的聘职已离开了创造社,到北京交了许多新朋友,包括鲁迅。此时创造社的刊物由京都回来度假的郑伯奇负责编辑。



郭沫若回到了曾留学住过五年的福冈,他考虑进大学院做生物学教授石原诚的研究生。郭沫若对石原教授讲的生理学总论、遗传学、内分泌学等课程印象很深。矮小瘦小的石原教授讲课时闭着眼睛,声音不紧不慢的,却在讲义的最后,每次都要提一下自己的私生活,讲他提倡菜食生活。对生理学感兴趣也是因为持有耳疾使得郭沫若认为自己做临床医生不适合。

再者由于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日渐浓厚,郭沫若感到历史唯物论的学理似乎与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比如社会形态的蜕变学说便是由生物学的现象蜕化而来。因而,郭沫若打算在研究生理学的同时兼顾领会社会发展的科学原理。

研究社会学,有一位最近的导师就是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他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编纂自他的个人杂志《社会研究问题》上所发表的论文,代表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高峰。平明而恺切的笔调风靡当时的日本读书界,为他慕名而来报考京都大学的学子数不胜数。

郭沫若以前曾购读过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此次回福冈也正是想思考一下社会问题,又读到河上肇最新自行编纂的全集。带着对社会科学的憧憬,也加上一家五口人生活之需,他决定先将这部河上肇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出来。

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时,郭沫若用的是从上海带过来的中国的原稿纸,须用墨笔写就。新搬的家,寓所里还没置办桌椅,一口中国皮箱便成了小桌子,随便捡块砖头磨平,便当做了砚台。人坐在榻榻米草席上,从清早写到深夜,时光飞过了五十天后,河上肇二十万余字的大著的译作完成了。

翻译过程中的译文在《学艺》杂志上部分有过发表,全书完成后又罕见地由商务编译所印行出版了。但商务编译所又在发行出版这部译著后不久,自行停止了继续印发再版,理由是它一贯的不带政治倾向的原则,怕书中的理论对于现实社会产生影响。

但郭沫若的二十几万毛笔字的译著原稿,却随着商务印书馆后来的命运(一.二八日本的炮火毁灭了商务印书馆大楼)失去了踪影。

但郭沫若认为不管这部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大小,研究翻译这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对自己个人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郭沫若在翻译完成后给成仿吾的信上说: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它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又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

但河上肇的著作中有些论点也是郭沫若不认同的。河上肇在论著中过于强调经济物质条件是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弱化了政治方面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河上肇曾举出美洲黑人奴隶解放后倒回到原始状态的例子,做出了早期社会革命终将归于失败的结论。

郭沫若则认为,美洲黑人被白人社会统治之前是处于原始社会的,即使奴隶解放后回到原始状态也是美洲黑人本来的状态。而白人建立奴隶社会制后,从白人角度看来社会达到资本制的生产力,原始的自然经济在当时是得到了一定飞跃性的提高,故而更说明社会的发展有它人为的促进的一面正如中国隋唐时代的文化被日本输入后,日本便由氏族社会直接飞跃到了封建社会,那人为的促进便是政治问题。抛弃了这一方面,那相当于只讲基础医学而不谈临床学,是发挥不了实际医学作用的。

对于此观点的交流,河上肇博士后来写信给郭沫若,说他自己对此部书也不能完全满意,出版后已通知出版社停止再版。

这次在日本的半年时间里,除了河上肇外,郭沫若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又译:处女地),另外创作了《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阳春别》及《橄榄》这部集子中收集的大部分作品。


1924年的11月中旬,郭沫若和全家再次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三人在支撑“创造社”上,如同一尊圆鼎的三只脚。但郁达夫的中途去北大担任讲师,郭沫若的心里很不赞成,虽然主要出于维持“创造社”要良性运转的私心,但也确实觉得他去讲课是大材小用。但郁达夫终竟去了,而且突然像绝交一样不给创造社寄稿件反而在其它地方投稿,这很伤了郭沫若的心。

半年前郭沫若从上海回日本后,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牵头,太平洋社和创造社联合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

这在郁达夫是因为合作对方大多是北大的同事,过往较多。但其中也有许多人又是成仿吾大哥曾经的留日同学,成仿吾也与他们在日本同居相识,因而颇赞成这次的合作。但这次突然的主动合作背后,还有怎样弯弯曲曲的关系,其实郁达夫、成仿吾自己却并不得而知。成仿吾实际在《现代评论》上,仅发表了一篇评论那位被称为老虎的章世钊的文章。

谁曾想,多少年后郭沫若竟偶然读到胡风一篇附在《鲁迅全集》上的文章《解题》,文中指出鲁迅的“敌人者是段祺瑞政权之教育总长章世钊与其支援者的《现代评论》之一派”。

郁达夫在做《现代评论》,知道郭沫若回到上海后便连连来信催要稿件。有一天,郭沫若收到郁达夫三封很恳切的催稿信,被郁达夫这样催,让郭沫若感激得心境失去平衡一样,激动的流着热泪在小小的堂屋里转来转去转了几十个圈子。尽管郭沫若受不得郁达夫的催促,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只在那杂志上发表过《亭子间中》和《哀感》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发出之后,还写给郁达夫一封信比那文章还长,郭沫若在他的信中坦直地叙述了自己对郁达夫的感情。

后一篇《哀感》则是在1925年3月12日得到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后所写的纪念短文。那也是陈西滢几次来信催促才寄出的。郭沫若与陈西滢的相识,开始于陈西滢在《太平洋》上指摘郭沫若与钱潮合译的《茵梦湖》时。但此时陈西滢的信中却是称赞郭沫若为“天成的领袖”。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郭沫若与创造社成员周全平看到了事件的发生。郭沫若找到了更多的创作上的感性,创作完成了戏剧作品集《三个叛逆的女性》,并得到各地戏剧团体的表演。

出版社由于周全平等后期成员的加入,终于从泰东书局分离出来,并启动了股份制,向青年出售五元底价股,赢得青年们的支持。创造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方面都越来越好。郁达夫也在北京大学就职一年后重新回归创造社。

    end


【作者简介】

郭京会1961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应届考入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精密机械专业,学士毕业论文内容为数控机床的电子传感技术。分配到位于密云水库附近的原机械部北京机床研究所后,做过五年的用于高精尖设备的激光干涉仪的光栅制作研究。后调入北京总工会职工大学,教授机械制造专业课程。
1993年3月开始侨居日本,并在日本开始中文写作。先后在中文媒体上发表过《在波士顿听音乐会》《铁道史就是社会史》《东洋文库的传说》《郭沫若与京都大学》等大批散文。
期间在住地附近的千叶县市川市偶遇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的旧居,回忆起儿时曾读过的郭老的作品,引起极大的兴趣,逐渐开始搜集并撰写有关郭沫若先生在日本期间的生平经历。



【版权等说明】
1.本微信公众号推荐文章,均为作者授权,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2.文章中所阐述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协会公众号观点。
3.文中图片如不慎发生侵权问题,烦请联系,本公号将即刻删除。



日华文学
华文笔会在日本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