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令我们成瘾的是酒精和香烟之类的物质，还是玩游戏、刷社交媒体之类的行为，通过了解快乐与痛苦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我们都能克服强迫性过度消费，找到平衡，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例如我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位二十岁出头、聪明、体贴的年轻人，因退缩性焦虑和抑郁症前来就诊。他已经从大学辍学，与父母住在一起，隐约还有自杀的念头。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游戏，直到深夜。
如果是二十年前，我为这类患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开抗抑郁药。但现在，我会推荐完全不同的方法——多巴胺戒断。我建议他在一个月内远离包括电子游戏在内的所有屏幕。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在二十年的从业生涯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深受抑郁和焦虑问题的困扰，其中包括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其他方面十分健全，家庭和睦，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其实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精神创伤、社会脱位或贫困，而在于多巴胺过量。多巴胺是大脑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是一种与愉悦感和奖赏机制有关的神经递质。
当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比如我的那位患者玩游戏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出少量多巴胺，让我们感到愉悦。但在过去七十五年里，神经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大脑中处理快乐和痛苦的区域是相同的，并且大脑会努力维持快乐和痛苦的平衡。每当这个天平向一侧倾斜时，大脑就会在另外一侧施加压力，竭力恢复平衡，神经科学家称之为“内稳态”。
多巴胺被释放以后，大脑会相应地减少或“下调”被刺激的多巴胺受体的数量，从而导致快乐-痛苦的天平向痛苦端倾斜，以恢复平衡。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快乐过后产生宿醉感或失落感。倘若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这种感觉就会消失，我们会重新回归中立的状态。然而，人类天生渴望对抗这种感觉，于是我们会再次回到那个快乐源泉的怀抱——比如再玩一局游戏。
如果每天保持这种模式几个小时，几周或几个月后，大脑的快乐设定点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我们继续玩游戏，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而是为了回到正常的感觉。一旦停下来，我们就会体验到戒断任何成瘾物质时会出现的普遍症状：焦虑、易怒、失眠、烦躁和强烈的渴求，一心想回到那个成瘾物质身边。
我们的大脑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形成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在遥远的过去，快乐是稀缺的，而危险无处不在。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再生活在那个远古时代。相反，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物资过剩的世界。能够使人成瘾的药物和行为的数量之庞大，种类之繁多，效力之强劲，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糖或阿片类药物等成瘾物质，自二十年前开始，一种全新的电子设备成瘾症出现了：发短信、用社交软件、上网、网络购物和赌博。这些数字产品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沉迷其中，闪烁的灯光、庆祝的声音和“点赞”，使我们渴望获得更大的奖励，而我们只需点击一下即可。
尽管越来越容易获得那些令人快乐的东西，但我们却变得比过去更加痛苦。全球抑郁、焦虑、身体疼痛的发生概率与自杀率都在增加，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世界幸福报告》对156个国家的公民幸福感进行了排名，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居民的幸福感低于2008年。其他富裕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中国、丹麦、法国、日本、新西兰和意大利，居民自评的幸福指数也出现了下滑。中国的整体幸福感排名比较靠后，在156个国家中位列第93位。芬兰人的幸福感最高。幸福感最低的国家是南苏丹。
当我们在追求多巴胺的时候，很难看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暂时远离令自己成瘾的东西，我们才能看到它给生活带来的真正影响。因此，我要求那位患者一个月不要碰电子游戏，一个月的时间足以使大脑的多巴胺水平恢复平衡。这么做并不容易，但一种违背直觉的观点激励着他：放弃那些在短期内给他带来快乐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使他更加快乐。
令他惊讶的是，他确实感觉比几年前好多了，焦虑和抑郁得到了缓解。后来他重新开始玩电子游戏，也没有产生不良影响，因为他将每周的游戏时间严格限制在两天之内，每天两个小时。这样一来，两次游戏之间就有足够的时间使大脑恢复平衡。
他不再玩那些过于刺激的游戏，这类游戏很可能一玩起来就停不下来。他用一台笔记本电脑玩游戏，用另一台笔记本电脑学习，在物理层面上将游戏和学习分离。最后他还承诺，除了朋友之外，不和任何陌生人一起玩游戏，因此游戏也巩固了他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本身就是多巴胺的一个有效、有益的来源。
并非人人都玩电子游戏，但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令自己成瘾的数字化产品，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智能手机——它相当于“有线一代”(wired generation)的“皮下注射针”。众所周知，要减少手机的使用是非常困难的，一旦离开手机，大脑的快乐——痛苦天平就会向痛苦的一侧倾斜，令人感到不安和暴躁。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因为若能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不去使用手机，更加健康、平衡的多巴胺水平会带来诸多益处。大脑不再被渴求占据，我们才能更加专注于当下，再次从生活中那些微小的、意想不到的奖励中获得快乐。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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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大脑，趁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