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昕明，资深媒体人。历任《演艺圈》、《明日风尚》、搜狐娱乐等媒体主编。
本文选自《阿城文集七:文化不是味精》
程昕明：您怎么看这几年的大片热潮？
阿城：看电影已经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黑白电影时期是，“文革”以前，甚至到八十年代初期，看电影也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大片成为事件，就像出了一个事大家要去看现场，好比一个人要从十楼往下跳，大家都跑过去看，从电影院出来都是看完现场以后的反应。
程昕明：是什么原因让电影不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呢？
阿城：电影就是个肤浅的东西，大家也就当它是个娱乐，如果你连肤浅的人性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没什么说的了。如果电影不娱乐，那个人最后没从十楼跳下来，大家就要骂街，就要继续娱乐，恶搞就是一种娱乐，于是就有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在美国，一部新片上映大家都会排着队去看。如果你周末没看一部电影可能周一上班的时候就被“开除”了。大家都在谈电影里的事，你搭不上话，只能装着有好多事情好忙。
程昕明：您去看《夜宴》了吗？
阿城：还没有，我一直在等DVD。我不愿意进电影院，设备太差，成本太高了，怎么可以一张电影票是吃一顿大餐的钱？太过分了！六十块钱一个人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啊！不可以这样。这种消费水平绝对是破坏生活方式的。
程昕明：您对当前中国电影的整体感觉如何？
阿城：我对电影比较失望。每年都会做一些电影的事，谈剧本啊什么的，谈来谈去大家都在谈场面怎么拍或者是谈故事的扣儿，都不进入人。一听这个你就知道还不及格嘛！
程昕明：在《卧虎藏龙》里，您帮李安做剧本的整理，当时合作的情况怎么样？
阿城：当时也没有沟通到人，这也是我比较失望的。李安要我整理对文化的一些看法，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电影是不能翻字典的艺术，等你查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不应造成障碍。我们对文化应该有一个比较平实的了解，不能迷恋文化，我觉得迷恋的应该是人物。
程昕明：您认为《卧虎藏龙》是这股大片风潮的起源吗？
阿城：李安没有把它拍成大片，就是一个正常制作，不过就是有些特技，不是大片。当时拍完了也就卖亚洲市场，美国都没想。它在美国传播途径是非常奇怪的，就是Chinatown的电影院放，中国小孩看完了回到家又要去看，家长就觉得很奇怪，什么烂片子你们要看两遍？然后就跟去看，看完也觉得不错，家长都在美国公司上班，说最近有部片子不错。然后外国人也去看，结果影片就从三级院线升到一级院线，在美国遍地开花，但最初的制片方针不是这样的，我认为那是一个意外。
程昕明：但是内地导演从中受到了启发。
阿城：以为外国人要看武打，其实不是。李安拍什么他们就接着拍什么，这回砸了，李安拍同性恋，他们接不接这个？那就没办法了，翻回北京拍沙尘暴吧！
认真地说，李安之前在美国是一个小导演，但就是认认真真地拍人。到《断背山》成为一个大导演，然后投资信用就好了。这之前在经济上他一直很亏啊！
程昕明：除了李安导演，还有其他一些拍大片的导演找您参与创作吗？
阿城：没有。那我只能坏事儿，因为我觉得大制作大场面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像《甘地传》，当时也拍了一些大场面，但是到最后剪接的时候把这些场面全部都剪掉了，白拍。因为那个大场面对于表现甘地被刺的紧张程度不够，没有用。就是刺客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然后到前面一刀干掉，甘地慢慢坐到地上，够了！那个大场面对于表达这个人没有用。所以大场面不是救命稻草啊，大场面不一定是大事件。
程昕明：您觉得大制作是主流电影或者电影工业首要的环节吗？
阿城：不是。大制作也是为了拍人，小制作也是为了拍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小制作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我们的这几部大片钱都没有砸到人上，其实从剧本上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钱怎么花呢？那就是场面。
都说好莱坞是为了市场拍电影，这是没错的。它是工业投资嘛！拍电影永远是风险投资。所以它必须考虑到，投那么多钱，要在首轮——一个星期之内收回，还得赚，才能继续投资。美国的制片人知道市场要看的是人，是因为片子里这个人让你感兴趣。
最大的商业因素是什么？是人。是看电影里这个人和其他人物的关系，这样大家都要去看，返场要看，市场就会被带动起来。
程昕明：能举一些例子吗？
阿城：不用举例啊，所有都是这样做，逃不出这个。就是拍科幻片拍什么片都是这样。
程昕明：比如像《金刚》这样的大片也是这样？
阿城：对，那是把它拟人化了。人是永远关心自己的那点事的。像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那是在写人啊！一个非常科技化、很冷酷的环境，最后一刹那你觉得那计算机是个人。
程昕明：您对《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期待吗？希望情况能好转？
阿城：没有，这个不是一天觉悟的。这些导演都已经是老人，人生观、世界观都相当固定了，社会经验也相当固定了，不会（转变）的。
程昕明：在遭遇了这么多恶评之后您觉得导演们会醒悟过来，重新把重点放在人物身上吗？
阿城：猜不到，主要我是觉得他们年岁大了之后，真的不是特别容易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看到年轻导演，希望他们一出手就走人物这条路。
程昕明：今年非常火的《疯狂的石头》让您看到希望了吗？
阿城：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电影制作的生态问题，从制作上讲这样的片子应该有个一百多部，像冯小刚、宁浩这样的导演应该多，而不是一两个。多了以后这样的影片才有可能慢慢让观众回到影院，让看电影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之一。光靠大片形不成这个。等整个生态层稳定了，再有什么大场面，那就是过节，大家很高兴接受。只要形成这个生态，看电影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之一，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投资人也有信心了，不会到处去看这个是不是路子，把赌注放在一两部大片上。
程昕明：像贾樟柯这样的导演呢？
阿城：贾樟柯拍弱势群体，这里有一个对人性认识的问题，就是人其实都是恶的，人本性是恶的。恶是动物性，弱势群体是暂时处于弱势，你给他机会他比你恶。以弱势群体为描写对象的时候要挺小心的，容易让人误会人不是恶的。
程昕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本来就有争议。
阿城：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争的。我说的这个恶是动物性，动物性对动物来说无所谓。性本善是一个引导，善是后天，人之初绝对是恶的，人生下来就是动物，慢慢把他变成一个人，说人应该是善的。冷了就要穿衣服，饿了就要吃东西，要得到资源，人所有的故事就从这里出来了。当电影被赋予教育意义的时候，就说不能展示动物性，不能暴力、色情、对资源的占有等等。这是人性啊，不展示这个还得了！
程昕明：抛开电影中对人性的挖掘不说，在这些大片中您能看到中国传统的因素吗？
阿城：这几年我老在讲，不妨再讲一次。文化是什么意思？文化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是文的关系，而不是武的关系。这种文的关系要具体到各种行为细节当中去，这就是化。现在文化已经变成味精了，炒什么菜都撒一把。文化是非常明确的，是针对武化，武化在前，文化在后。文化是一个后天的约束，不能因为你强就把资源全部拿走了。为什么影片的故事里有危机？就是有个人要灭亡，武化到这个地步，怎么最后把他拯救出来。反映人性要深就是要深入他的动物性。很简单的事情，可惜中国导演就是不走这条路，就只要场面大。
程昕明：如果从长远的眼光去看，您怎么理解今天的这股大片浪潮？
阿城：就是他们要挣钱，他们不关心看电影是不是生活方式。在美国，电影公司投出很多钱让电影成为生活方式。在中国，私营的力量做不到，那就应该政府做，如果两边都不做，那就是没有这种生活方式。
程昕明：有什么途径可以解决呢？
阿城：一个国家的观众怎么会因为一两部电影拍得好就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呢？不可能。我们必须像印度那样。我们看不到印度电影，它也不向我们出口，就是拍给本国老百姓看，就是歌舞片。在印度，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到电影院去看，如醉如痴。为什么离我们这么近的国家我们不学，倒要学很远的一个美国？只有我们才会强调：在海外已经卖得不亏了。哪有这样的，一定都是本国。本国市场就是中国最大，谁也比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