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困境
文摘
2023-10-22 01:16
江苏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小镇发生了命案，死者是幺四婆婆。警察队长马哲介入调查案件，查出幺四婆婆收养了一个疯子。而各种证据链的指向都是疯子是凶手。这其中，牵涉出了有异装癖的理发师许亮，有家室的诗人王宏，以及爱上了诗人王宏的女青年钱玲，报案小男孩（后来失踪）。诗人王宏在与钱玲的约会中，被杀，凶手未知。一心求死的许亮，死在马哲面前。报案小男孩失踪，目击者称是疯子所为。一切的谜团，在马哲的调查下都陷入混乱和无解。导致马哲陷入疯狂。以上，便是整部影片的内容。以下，是对电影的分析和解读。当然不是案件本身。案件只是创作者用来表达自我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艺术，文学，电影，音乐，绘画，无一例外。创作者有话要说，于是通过故事，通过影像，通过音符，通过画作，进行表意。戴锦华说“经由银幕，望向他者”，表达的便是我们作为观众，通过影像中对他者的凝视，发现生活的真相，继而改变自我的思维，从而有可能去指导生活。显然，《河边的错误》在讲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困境，这种困境，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如影随形，伴随一身。所有人都在试图突破这种困境，而突破的过程是艰难的，甚至可能是无解的。终我们一生，也未必能够走出困境。要么，与之抗衡到底；要么，与之和解。而大部分的情况下，人的有限性，导致我们无法获得胜利。影片中，马哲便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当中。他对真相的执著，便是每个人对真理的执著。这种执著，无疑是充满了痛苦与压力。最终，许亮在他面前的轰然死亡，彻底击碎了他整个人的精神世界。许亮之死，成了马哲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之后的剧情，便不断地在现实与虚幻中来回交错，构成了整部电影后半段的迷局。这些迷局，真真假假，也导致很多观众看的一头雾水。而事实上，整部影片在后半段，才是真正进入了华彩部分。这些，放在后文分析。马哲的困境很多。一是作为警察的身份，对案件真相的探求；二是，妻子怀有身孕，而孩子有可能因为基因问题成为一个傻子；三是，记忆里的“三等功”找不到了。第一个困境，是马哲的职业需求，同时是一种强大的责任感使然，所以必须找到一个真相。第二个困境里，马哲所以对孩子那10％的可能性格外在意和害怕，是来源于第一个困境。在第一个困境里，凶手的指向是“疯子”，而自己儿子恰恰有可能成为一个傻子，那就等同于会成为大家认为的“疯子”，马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那样的存在。这就与妻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妻子的感情与孩子可能成为傻子，他需要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同样是两难的。第三个困境，“三等功”是得到他者认可的凭证，同时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对于个体来说，这种被集体或权利所认可的证明，格外重要。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被认可，这种认可是对能力的，同时也是身份的。而这二者被认同，一定意义上他就会拥有话语与选择权，即会得到一种“自由”。而有了“自由”，所有的困境便会走向消除。于是，“三等功”成了马哲的执念。诗人王宏与女青年钱玲困境。他们的困境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一场世俗的婚外恋。是爱与家庭的背叛，是爱与道德的审判。这二人的困境最易理解，此处不做过多笔墨。但在影像上是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的，同样放到后文。理发师许亮的困境是性别错位。他每日都活在巨大的对自我身份的错乱之中，而导致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于是，凶案的出现，恰恰让他有了希望，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外力手段（当成凶手被抓），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所以许亮对马哲不断地述说着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把他带走。而当他明白，马哲是不可能把他带走的时候，彻底绝望。影片通过两次自杀来完成他的绝望，一次服药，被马哲救回。救回后，他做了锦旗“救死扶伤”送给马哲，之后跳楼，死在马哲面前。许亮的第二次自杀既是绝望，也是对马哲的报复。而锦旗，不过是一次看起来符合正常社会逻辑的欺骗行为，其目的是达到对马哲的讽刺（你就不该救我）。许亮的性别错位，是如何产生的？电影中有一句台词做了隐秘交代。通过马哲的调查，告诉我们许亮有前科，犯的是流氓罪。流氓罪，没有具体交代，但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对女性的，一是对男性的。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必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给许亮带来了醒悟。如果是对女性的，那许亮必然在被教育过程里产生了深深的自我厌恶，即性别认知，这让他甚至幻想自己如果是女性，也许就不会犯下流氓罪，于是开始异装。如果是对于男性的，那就更好理解，从一开始，他就是对自己的性别存在错位的认知。当然，在今时今日，跨性别已然被逐渐接受的时代里，许亮这种问题不再是问题。但在一九九五年，这成了许亮至死都无法突破的困境。整部影片一直在营造一种诡异与压抑的氛围，这种氛围，即是用来传达“困境”这一主题的。提纲挈领的一句话，已然表达了人类在有限的认知面前，必然要陷入种种困境而束手无策，这便是命运。影片正式开始，一群嬉闹的孩童出现。影片的第一个空间也随之出现，一座废弃楼房，楼道内，墙体剥落，空间逼仄，荒芜且充满了视觉压力。影片的开场，往往是用来定调的，这样的开场，预示了整部电影都会存在于这样的压力之中。这种空间上的逼仄感，不断地在影片中被重复：马哲在影院的办公室空间的狭小，马哲家里在镜头下同样充满了逼仄感，马哲与徒弟前往钱玲家中通知王宏死讯时，穿过逼仄狭小的走廊，夜晚追逐中多次出现的狭小巷道。这种空间的呈现，都在不同程度的加深人物在环境里被挤压的状态，这种挤压，同样被用来表达人物困境。影片里的镜像。一次出现在马哲第二次找许亮谈话，左侧的衣柜镜子上映出许亮。镜中人，即许亮的另一面。在后面被揭示出他的异装癖，镜像已经提前埋下了人物伏笔。另一次镜像出现在马哲家中，马哲与妻子在绕毛线。这一场景中，左上方的梳妆台里有三面镜子，都映出马哲的身影。这一次的镜像，所以用了三面镜子，一是避免镜像的重复感带来的枯燥，二是为影片后半部分进入虚实交错提前做了暗示。磁带的AB面，自然是一个明显的隐喻。即每个事件或人，都有着其双面性。A面是表象，B面才是本质。为了更好的表达这一隐喻，在磁带的B面里，才有了那么一句“我们永远看不见月亮的背面”。许亮是一个与案件完全无关的人，但与马哲却有着重要的联结。二人都有着对自身“困境”的无奈与无力，这种相通的感受，也让马哲能够理解许亮的行为和痛苦。然而许亮却选择在他面前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完成告别，无异于告诉他突破困境的无望。许亮之死，在影像上给观众的冲击力，同样是巨大的。这场戏甚至有了恐怖片才会有的观影感受，相信每一个在影院观看的观众，在看到这场戏的发生时，都难免发出惊呼。而作为当事人的马哲，其惊吓，则必然远超出作为观众的我们。这场戏，导演通过精密的安排，完成了对观众的惊吓，同时也让我们去明白马哲在当时所受到的心灵冲击之巨大。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后半段马哲为何成了“疯子”。可以说，许亮死后，影片才正式进入核心表达。马哲疯了。而马哲的疯，证明了人类在想突破困境面前的最终状态。影片的后半段，从马哲开始放映幻灯片开始。这一场蒙太奇般的梦境，将马哲所有的疑问一一重现。在后半段的影像里，导演不断地通过对前半段的解构来完成。马哲家中，马哲与妻子吃饭，谈到他徒弟，二人有了短暂的欢笑。妻子要求马哲唱歌，马哲唱起周华健的“花心”。二人拉手起身跳舞，舞蹈中，镜头随着马哲的目光转到墙面上一副完整的拼图。为什么要给到这个镜头？因为拼图是完整的。而在现实的情况里，拼图是不可能完整的。影片前半段，在马哲与妻子发生争吵后，马哲走出房间，抓了一把拼图，冲进了下水道。这也就证明了这一段影像的虚假性，是马哲的幻觉。照相馆，马哲与妻子照相。马哲走出照相馆，有人来取照片，照片里出现“疯子”。这同样为一次虚幻的假象。这种巧合的事，根本不会发生，就算发生，也不会恰恰就被马哲与妻子照相的时候看到。所以他看到这一幕，恰恰是因为他内心对找到疯子的执念所带来的反常行为。饭馆与疯子相遇。这个桥段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与徒弟在吃饭时看见疯子拿着凶器走过，于是确认了凶手。第二次是马哲独自在饭馆吃饭，背景声音是收音机里在播放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此时，低沉而渗人的笑声响起，马哲看到了疯子。马哲追出饭馆的时刻，收音机里清晰的传出那一句“逗你玩”。马哲追赶疯子到庙里，开了四枪，认为杀了疯子。然而在局长“六四手枪”有几颗子弹的质问下，马哲发现自己的手枪里依然有七颗子弹。这场马哲认为杀了疯子的戏，再次成为虚幻。河边，马哲抓到疯子这场戏，同样充满了不真实。且不说疯子为何会出现在岸边，单是从河里拿起衣服穿上，就有着一种与现实割裂的观感。如果此时尚不能断定是不是幻像，接下来的表彰大会可以说是完全证实了这场戏的虚假性。表彰大会上，影像里，台上处在一片光亮里，台下处在一片暗影里。此时，给了马哲一个镜头，镜头里的马哲双眼无神，早已不是正常人的状态。马哲上台，领取了一直在找的“三等功”，冲着台下敬礼，镜头给到暗影里的人们，大家纷纷鼓掌。在远景里，门口站着些面目不清的人，也在鼓掌。此时，观众可以完全明白，这是在电影院里。电影院里发生的事，能当真吗？电影里的故事罢了。再次证实了一切的虚幻。此时，影片字幕：一年后。镜头里，阳光温暖，马哲和妻子在给孩子洗澡，一切都温馨的如同梦幻一般。这种光线营造出的梦幻，本身就已然表达了这个场景的虚假。为了让观众更加确信，给了洗澡盆里的孩子一个特写镜头，镜头里马哲的孩子转过了头，望向摄影机，也望向了作为观众的我们。在特写镜头里，可以赫然发现一个事实：这个孩子的脸是多么的像那个“疯子”脸！影片在此结束。以上种种，都在不断地强化着马哲在许亮死后变疯了的事实。影片后半段，正是通过这些影像，给我们呈现了马哲疯了以后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呈现，正是对“困境”结果的最终表述。影片通过构图的分割来呈现人物必将面临的复杂困境。第一次出现在河边的案发现场，镜头里通过警戒线将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二次出现在幺四婆婆家中，询问邻居的场景中，画面再次被警戒线分割成两部分。第三次，马哲在楼下拔葱，镜头里一根类似电话线或晾衣绳的出现，同样分割了画面。这些被分割的构图，都在表述着人物将陷入被分化状态中去。这些都属于影像上的暗示。拼图的使用，除了在最后用来说明该场戏的虚幻功能之外，还有一个表意，即案件的无法复原与复杂性。拼图在电影里，是一种符号化的隐喻。可谓巧妙的道具设计。莫西子诗与“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导演选择莫西子诗饰演诗人王宏，除了形象上的原因，一定与他的成名曲有着一些不言而喻的联系。而王宏这个角色，在影片中，恰恰是因为爱情而死。银幕内外，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互文乐趣。导演的私表达。这一私表达是关于电影的。在影片开始不久，通过局长之口说“电影院办不下去了，也没人看电影了”，几乎就是对当下电影状态的一种呼喊。另一场戏里，几个工人在拆电影院的招牌，拆到“电影”两个字的时候，安排了这两个字的坠落，表意明显。为了再次强化这一表达，在马哲梦境中，安排了放映机燃烧，马哲想去扑灭燃烧的放映机，终究一切徒劳，得到的是众人嘲讽的讥笑。而这，其实正是当下电影人的“困境”。最后，希望大家都走进影院，认真的观看这样的一部电影，让“电影”二字不会像影片里一样坠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