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奶酒很酸，带有轻微的酒精度。我喝不太惯，而且喝酒也为时尚早。在大巴扎门口，我买了一杯格瓦斯，感到自己的确置身中亚。走出绿色大巴扎，经过巨大的中央清真寺，我踏上高尔基大街。街边种着梧桐树，停着苏联时代的小汽车，看上去平淡无奇。我试图寻找的七河旅馆早已荡然无存，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街上曾经住过苏联历史上最危险的流放者——托洛茨基。
1928年1月，一个寒冷的清晨，在党内斗争中落败的托洛茨基被人从莫斯科的公寓中揪出来，发配至阿拉木图。那时，阿拉木图不过是帝国疆域上的一个遥远的小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柏油路。
城市破败不堪，房子形同废墟。街上没有汽车，也很少有人行走。整个冬天，积雪都不会融化，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亚去了一趟大巴扎，她在日记中写道：“哈萨克人坐在摊位前，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抓着身上的跳蚤。”
苏联的生活原本严苛，莫斯科之外更是如此。托洛茨基很快发现，在阿拉木图很难买到蔬菜和肉，面包也越来越稀有。正是他本人提出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如今只好自食其果。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哈萨克人被迫放弃游牧生活，一百多万人最终死于饥饿。
对托洛茨基来说，阿拉木图唯一的好处是远离权力斗争。春天到来时，草原上开满红色的罂粟花。托洛茨基会带上他的狗，进行长达十天的狩猎旅行。他称这样的旅行是“重返蒙昧”之旅。不旅行的时候，他会坐在书桌前，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为了糊口，他为莫斯科的出版社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平》。
邮差是个瘸腿。每周三次，他骑着马，送来成捆的信件、书籍和报纸。信件大多来自苏联各地的支持者，经过当局审查后，才获准送达。随着斯大林权力的稳固，信件变得越来越少。最终，托洛茨基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他在阿拉木图生活了一年，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再也没能踏上苏联的土地。
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位于一片怡人的绿荫中，然而参观者稀少。博物馆的馆藏还算丰富，从远古时代的文物到国家独立后的成就，所有解说词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内容：这就是哈萨克斯坦；这就是哈萨克民族。
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哈萨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产生的概念。当时，苏联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应用到中亚这片民族观念尚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土地上。哈萨克斯坦，连同其他四个斯坦国一起，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就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并没有所谓的“领土”观念。领土，不过是联系牧民们各个季节性牧场的一条“道路”。对游牧民族来说，占有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在一年当中的固定时间行走这条道路的权利——只有当通行权遭到剥夺时，战争才会发生。
17世纪中叶，蒙古准噶尔汗国剥夺了哈萨克草原上三个小国的通行权。其中，小玉兹向俄国请求保护，大玉兹和中玉兹则求助于清帝国。18世纪时，乾隆皇帝出兵剿灭了准噶尔汗国，顺势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纳入版图。大玉兹所在的“七河地区”成为清廷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今天的阿拉木图。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逐渐衰落，俄国势力取而代之，最终将整个哈萨克斯坦收入囊中。
对俄国人来说，征服中亚的真正意义在于开辟一条进军英属印度的通路。19世纪初，印度和沙皇俄国之间相距三千公里；征服中亚后，两国仅距三十公里。
与其他斯坦国相比，哈萨克斯坦距离印度最远，其战略重要性最弱。然而，这里环境严酷，不亚于西伯利亚，因此成为沙皇发配重刑犯的理想场所。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发配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塞米伊。他刚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服刑四年，因此即便是这样闭塞的边疆小镇，也令他欣喜。因为他终于可以摘掉镣铐，同时获准阅读《圣经》之外的书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从莫斯科寄来最新的文学作品，其中一本叫作《童年》的小说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他写信询问作者的情况，想知道这位署名“L. T.”的作家究竟是不是昙花一现。
“我想他一定写得非常少，”他在信中说，“但也许我错了。”
多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知道自己确实错了。这位L.T. 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哈萨克斯坦的流放生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日后写作的诸多经验。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爱的激情和折磨。那位醉酒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也是《罪与罚》中索尼娅后妈的原型。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结识了地理学家彼得·谢苗诺夫——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天山研究第一人。他写出《天山游记》，成为了解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文献。在地理学界，这本书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更习惯将谢苗诺夫称为“天山斯基”。
很多年后，当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时，他的随身行囊中就有这本《天山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