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 | 上海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的约束与创新:密度·距离·生活机会 | 《空间与社会评论》2023.02(总第2期)

学术   2024-08-27 10:30   上海  

区域一体化与空间治理

空间与社会


【作者简介】

张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上海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的约束与创新:密度·距离·生活机会


摘要:

上海五大新城将建成为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新城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标准高于主城区,但新城现有的人口、路网、公共设施密度都低于主城区,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新城的高水平社区生活圈,支撑高品质生活,需要在建设模式上有所创新。文章从密度、距离和生活机会三方面分析了新城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面临的约束,对比了新城老旧片区、新建片区、未来片区生活圈建设条件的差异,结合新城发展理论和调研分析,提出了构筑新城的高标准多层次生活圈,吸引多层次的居民安居乐业,推进生活圈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以党群服务中心推动新城社区生活圈的综合中心建设的观点。


关键词:

社区生活圈 新城 密度 距离 生活机会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大力实施新城发展战略”,“把五大新城建设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新城之“新”是目标之新、理念之新、发展方式之新,新城的功能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都将转型,构筑起上海都市圈的第一圈层,扩大上海的能级和能效,提升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服务全球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为了推动新城的发展,上海已经出台了《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等文件。其中,《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对于新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高质量标准。比如,“构建优于中心城的蓝绿交织、开放贯通的“大生态”格局。5分钟步行范围内提供全龄友好的基本生活服务;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宜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确定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5%”。


目前,上海新城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中心城区还有较大的差距。根据相关测算,如果把全市平均水平列为1,在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方面,中心城区为1.33,郊区则为0.79。新城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结构上,以人均商业用地为例。虽然五大新城人均规划商业用地面积普遍远大于主城区,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69,但是新城居民的商业环境并不比中心城区好。“新城社区商业密度明显低于中心城区,网点布局分散,以临街小商铺为主,缺乏集中设置、业态完备、功能健全的邻里中心”。上海新城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目标高于主城区,但其现有基础条件不及主城区,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补齐短板,构筑高标准多层次的生活圈,吸引多层次的居民安居乐业,需要在建设模式上有所创新。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上海新城的转型发展与空间异质性

国际经验表明,新城规划建设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是在公共政策导向下的公共开发行为。新城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实现一定政策目标,并由政策驱动的空间发展。新城理论最早由霍华德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之作《田园城市——明日一条真正通向改革之路》中提出,旨在通过建设兼具城市和乡村两者优势的新城来解决既有的城市问题。二战后新城理论开始在西欧等国家大量实践,通过在郊区建设新城,解决大城市过度拥挤、缺乏住房等城市问题。此后,新城建设又成为大城市功能转型、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性大都市都建设过新城。巴黎建设新城主要是为了吸纳外来人口,避免人口向巴黎市区的过度集聚。伦敦新城主要容纳来自市区的外迁人口,以保持伦敦地区人口规模的稳定。日本“为了解决人口和产业在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带来的严重城市问题,以及阻止城市过度膨胀导致的建成区的无序蔓延”,“在东京都市圈开展了地域整治规划与新城开发活动”。


上海五大新城的战略目标是建设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长三角新的增长极、上海都市圈第一圈层。上海新城并非平地建新城,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一直处于探索中,伴随上海空间结构定位的演变,上海新城的定位也在演变,经历了从卫星城、“一城九镇”、1966城镇规划体系到“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等多个阶段的转变。总体来看,上海五大新城有悠久的发展史,近20多年更有大量的建设,原有的新城发展思路定位郊区,发展落后于上海中心城及周边城市。由于五大新城建设是在存量基础上进行,“新城建设应关注新旧共存、增量和存量互补的再生过程”。“新城建设绝不能看成是在白纸上画画,必须对原有的历史文化、原有的生态底板给予足够的尊重”。“嘉青松奉南五个新城,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从零开始建设,每个新城基本都有一个已经建设20多年的新城区为基础”。新城的空间既有存量的老旧空间、新增的社区空间,还有建设中的未来空间。对于新城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如何协调推进老旧片区、新建片区、未来片区的各部分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


(二)上海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与职住平衡

社区生活圈(community life unit)是在适宜的日常步行范围内,满足城乡居民全生命周期工作与生活等各类需求的基本单元,融合“宜业、宜居、宜游、宜养、宜学”多元功能,引领面向未来、健康低碳的美好生活方式。上海在全国较早提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概念,既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形成安全、友善、宜居的社区生活基本单元。上海从2016年开始试点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为了协调空间规划和社区治理,城市社区生活圈一般以街道行政边界为范围,规模约3—5km2,服务常住人口约5万—10万人。与传统的居住区规划相比,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在城市已经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优化城市的公共服务和治理,提升社区生活的品质。2021年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进一步明确了建设15分钟生活圈的方向和路径。在试点基础上,上海正全面推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通过优化社区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等手段,打造方便、高效、宜居的社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职住平衡(jobs-housing balance)是新城建设的基本理念,可以上溯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指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居民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职住平衡可以减少通勤时间、减少交通拥堵,提升宜居性。二战后,西方新城建设中提出了“新城要与原来的中心城市保持一定距离,实现“自给自足、职住平衡”,并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与中心城市连接起来”。后续的新城建设实践,“自给自足,职住平衡”的目标没有能得到很好的实现。许多新城变成了卧城,进一步加长了人们的通勤距离,造成了新城和原有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拥堵。职住平衡是新城成为独立性节点城市的重要条件,上海既往的新城建设没能超越郊区定位,新城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主城相比也有差距,与昆山、太仓、嘉善、海门等周边城市相比,上海五大新城的职住平衡还有一定的提升潜力。“五个新城83.0%的就业人口和87.5%就业岗位在新城所在的行政区内实现了职住平衡”,但昆山等周边城市“约91.0%的就业人口和93.0%就业岗位在行政区内职住平衡”。


上海对新城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提出新城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宜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确定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5%。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对于高层次的青年人才具有吸引力。根据在嘉定的调研,年轻人更看重居住环境的文化氛围。新上海人最看重子女的教育条件,但新上海人对新城中小学教育的评价比上海本地人、外来流动人口和外国人都低。上海新城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安居,对于职住平衡都有重要作用,需要探索新城高品质社区生活圈的建设途径。


(三)空间密度、时间距离、社区生活圈与生活机会

新城社区生活圈是基于客观现实的主观建构,鉴于城市空间非均衡的普遍存在,社区生活圈的差异不容忽视。对于人口密度差异较大的两个社区,公共服务的设施配置就面临不同的问题。任何一个公共服务设施都有最小、最大、最优服务规模的问题,如果人口太少,达不到最小服务规模,公共服务设施的闲置就是浪费;如果人口太多,远远超过公共服务设施的规模,居民的使用体验就不佳。有研究从人口密度的角度分析了北京社区卫生设施的布局,发现了人口高密度区域部分设施不堪重负;低密度区域设施服务范围出现盲区、设施利用率低等状况。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新城规划密度高,其人均基础设施投入更低,雇主有更大可能找到满意的员工而雇员则有更大机会找到满意的工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间可以进行更有效的信息交换与技能学习”,“在兼具生产和生活功能的新城建设中,高密度的规划和建设,有利于发展需要面对面进行的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活力”。密度是15分钟生活圈规划的前提条件,也是形成公共生活的基础。在西方新城建设史上,出现过低密度引起的“新城忧郁症”。英国第一代新城以平地建新城为主,“由于人口少难以支持许多公共设施,所以在新城开发的早期更重视就业和居住发展,而不是购物、娱乐和其他休闲设施,这样低水平的公共设施供应导致新城居民对新城生活希望的破灭”。五大新城虽有旧城区作为依托,但“新城人口密度与中心城相比仍较低,局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人口密度在1.5万人/km²以上,但大部分地区低于0.5万人/km²,而中心城部分地区人口密度甚至可以达到4万―5万人/km²”。在上海新城人口密度相对还较低的情况下如何布局公共基础设施,减少步行距离,提升使用效率和支撑高品质生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路网密度是影响社区活力的重要空间因素。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研究表明,“街区路网密度增加会显著提升服务消费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并且道路等级越低的路网其密度越高越有利于消费活力的提升”,“更高的道路连通性通过增加到访人口、游憩人口、途经人口、消费出访频率进而提升消费活力”。2022年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网密度是7.3km/km²,除了宝山区,中心城区的路网密度都比新城高,黄浦、虹口、长宁、静安的路网密度更是高出松江、奉贤一倍以上,见(表1)。路网密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路网密度的增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对全国36个城市的调查,36个城市的道路网密度2022年比2021年增加了1.6%。新城的路网密度要增加到中心城区的平均水平7.3km/km²,或者达到8km/km²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在新城的旧区增加路网密度会面临拆迁,在新区增加路网密度会增加更多的投资,研究表明,虽然人口集聚效应会逐步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但高密度新城建设会在前期加重地方政府财政负担。


增加路网和公共设施的密度会大大增加居民的选择机会和自由度,也就是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机会。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相比较低的阶层,具有更多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s),处于地方分层体系中较高层次的地方,相比处于较低层次的地方,具有更多的生活机遇”。从生活机会的角度看,不同地方的生活机会差异源于资源分配不均,由此导致机会概率的不同。路网和公共设施都是城市中的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聚集会导致市场资源的聚集,进而产生生活机会和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差异。人们向更高层次的地方流动,旨在获得更多的生活机会,包括职业以及教育、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圈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增加地方公共资源的密度,为居民更多样、更自由的生活提供支撑条件。正是由于空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社区生活圈公共设施密度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机会空间,也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了选择。


综上,社区生活圈建设在上海新城转型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新城的空间存在异质性、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等低于主城区,提高新城的路网密度、公共设施密度可以为居民的生活选择提供更多的机会。新城的社区生活圈建设目标高于主城区,但是路网密度的增加、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都需要时间,而且高密度的新城建设会在前期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新城的社区生活圈建设与主城区相比有更多的差异性和约束性,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与新城发展相适应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模式。


二、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的约束

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上海五大新城规划和建设重要的目标之一,密度是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基础条件。新城在人口密度、路网密度方面比中心城区有较大的差距,以下分别从人口、路网两方面分析低密度对高品质社区生活圈建设的约束。


(一)新城的人口密度对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的约束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核心是在居民步行范围内提供充分的公共设施,满足居民的各类生活需求,其本质是居民共享公共设施。15分钟的步行空间范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间内,人口密度越高,人口规模则越大,人均分摊公共设施的成本则越低,从效率的角度看,可以提供更多样更丰富的公共设施。此外,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服务设施也更倾向布局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如果两个社区生活圈的人口密度相差一倍以上,但基础公共设施的配置水平还保持一致水平的话,公共设施的人均成本要则要相差一倍。因为商业设施的布局是趋利的,在人口密度和规模没有达到盈利要求的情况下,商业设施的布点很难成功,即使布点也不一定能够持续经营下去。


新城城区人口密度为0.5万人/km²,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是2.3万人/km²。根据上海2017—2035总规等相关规划,到2035年时新城的预期人口密度与中心城区现状的人口密度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2020年,五大新城的常住人口在200万人左右,根据上海“十四五”规划,至2025年五大新城常住人口将达到360万人左右,2035年达到500万人。在5年左右的时间五大新城的人口新增80%左右,其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但由于新城现状的人口密度较低,至2035年新城人口密度仍然比中心城区低,见表2。


虽然人口密度适度降低,有助于营造较好的空间环境,但前提是达到一定区间,有研究指出,在上海理想的生活圈人口密度是在2.5万~3.3万人/km2之间。由于中心城区和新城城区15分钟生活圈覆盖的人口数量有显著差异,即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一致,二者的消费总量也会有很大的差距。新城的商业绩效产出普遍较低,2019年新城3万m2以上的大型商业网点平均坪效为0.49万元/m2,仅为中心城区的40%,新城的特色商业街区发展不足,全上海市67个特色商业街区,仅有8个位于“五大新城”,青浦新城和南汇新城尚为空白。新城现有大量住宅空置,新建区实际居住人口不到现状住宅可承载人口的50%。在新城以前的开发中,建成项目主要集中于房地产等投资回报快的项目。房地产开发以营销和利润为导向,体现新城建设本质属性的“社区营造”并没有成为市场化开发公司的关注点。由于没有很好的环境,以及低入住率使宜居的生活设施缺乏支撑,形成了建成环境和人口密度的相互制约。


综上,较低的人口密度对建设高品质社区生活圈带来的约束是:(1)人均公共设施建设的成本高,从而提高新城公共设施建设总成本。新城的开发虽然受到政策支持,但从长远来看,新城持续的发展必须以效率为前提。如果高投入是不可避免,那么,公共设施的高投入需要吸引高层次人才作为回报。(2)低利润高消费频率的商业发展会受人口密度的限制,在人口密度很难大幅提高情况下,商业持续的盈利需要有空间布局和人均消费能力的支撑。(3)在人口密度较低时,需要在设施集中布局和时间距离上做适当的平衡。通过集中布局公共设施可在一定范围内创造较好的社区生活氛围,提升空间品质和人气,但会增加居民前往公共设施的时间距离。


(二)新城的路网密度对社区生活圈建设的约束

城市的道路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还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从交通功能来讲,城市路网的基本功能是满足最多的人以最少的时间到达最理想(最远或最多)的目的地。从经济功能来讲,提供城市道路的最终目的是土地的升值,即如何用最小的道路投入获得最大的土地产出。从社会功能来讲,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将人行道的功能概括为安全、交往和孩子的同化。不同的城市路网形式在交通、经济和社会功能方面产生不同的后果。路网密度是地块范围内道路长度总和与该地块面积的比值,是城市路网的关键指标,高路网密度城区具有的优势:(1)高密度路网的服务水平可靠性更高。对比低路网密度和高路网密度方案,当车流量同时增加,低路网密度方案的平均行程车速下降的越快。高密度路网在交通可靠性方面高于低密度路网。(2)临街面空间更多。增加路网密度也增加了临街面,临街面是商业活动的基础,人员、货物进出、商业展示等都需要临街面。人们在选择步行道时倾向于选择临街商业多、人气旺的道路。(3)交往空间更多。路网密度增加,产生了很多小段街道。雅各布指出,长街段阻碍了城市能够提供的进行孵化和试验的优势,因为很多小行业依靠从一些经过大街道交叉口的人群中,招引顾客或主顾。较长的街道距离减弱了与相邻街道居民间的碰面机会。小街段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活力。(3)地块尺度更小,更具开发和功能转换的弹性,更容易形成街区生活品质。路网密度增加,划分的地块尺度更小,商业开发门槛更低,功能调整也更容易。以密路网形成城市生活次街系统,可以丰富城市街道生活的意义,可以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


抚育后代和赡养老人是家庭的基本功能,家庭选择居住空间基本会考虑小孩和老人的自由出行和活动,但新城道路间距过大、路网不完善,不利于老人和小孩的步行活动。出于对儿童教育、父母养老、生活消费等多方面的考虑,新城本地就业人口,尤其是不少高层次的研发人员并不愿居住在新城。新城的路网密度普遍在4~5km/km2之间,要达到8km/km2以上的水平受到以下制约:(1)新城的新增建设用地余地不大,对既有路网改造难度大。对比新城的规划指标以及现状指标可以发现,“目前五大新城现状建设用地已接近2035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的80%”,嘉定、青浦、松江三个新城的现状人口已经达到2035年规划人口目标的一半左右或以上,部分新城的存量建设指标已经占到新城的90%以上。对于既有的80~90%建设用地增加路网密度,短时间很难实现。(图1)从(a)到(c),意味着要增加4条内部道路,路网密度才能从4km/km2增加到8km/km2,对于已经建成的城区来说,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实施难度大。(2)新建城区的新增路网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新城路网的整体密度。新城新建城区的空间相比已建设空间占比较低,即使新城新区的路网密度有较大提升,对新城路网整体密度的提升也比较有限。


新城的路网密度在较长时间内还是低密度,对新城的社区生活圈构成的约束有:(1)以街道为依托的商业氛围培育有难度。街道商业发展需要有足够密度的小尺度街道支撑。在缺乏有密度的街道商业空间时,可以通过集中建设商业综合体,以商业综合体带动商业氛围。商业综合体需布置在公共交通、步行交通可达性良好的区域。以功能综合弥补时间距离较长的不足。(2)路网密度低,划分的居住区规模偏大、长街段较多,居民在人行道等公共空间中交往的可能性下降,不利于社区共同体的培育。(3)路网密度低时,公共设施的可达性下降,增加了公共设施使用中的非均衡性,不利于居民公平共享社区的公共设施。


三、新城社区生活圈的多层次

上海的新城多是原有县城发展而来,因此,新城建设并不是在没有建设和规划历史的地方建设新城,而是根据新的规划定位在既有发展历史和现状基础的城区上去建设新城。从新城的空间层次上来看,可以分为老旧片区、新建片区和未来片区。老旧片区是新城中有较长发展历史的片区,特点是建设时间早、老旧建筑多、人口密度较高、路网密度较高。新建片区是新城中近5到20年建设的片区,特点是新建设、新建筑、人口在导入中,密度不高、路网密度较低。未来片区是新城中正在建设的片区,特点是建设的起点高、标准高,未来入住人口的层次高。三大片区的人口特征、空间特征均有明显的差异,其社区生活圈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不同。以下从新城的三个片区中各选择了一个案例,分析各片区社区生活圈建设面临的约束和探索创新。


(一)上海新城老旧片区的社区生活圈

奉贤南桥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被称为奉贤之根、奉贤之源。作为奉贤新城内发展历史悠久的老旧片区,人口密度、路网密度都较高,片区内居住、商业、办公、教育、休闲、养老等各种公共设施较齐全,居民生活便利,但建筑和公共设施较老旧,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因为是老城区,片区内遍布丰富的历史文化建筑遗产。2021年,奉贤新城将“南桥源”列为重点推进板块之一,推动片区的城市更新,探索城市文化与城市更新相融合的发展。南桥源地处南桥老城区的中心腹地,东起环城东路,西至南桥路,南起解放路,北至浦南运河,面积约60hm2。区域内有4个文保单位、20多处历史文化遗存,既是原县政府所在地,又是曾经的商业中心。在南桥源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对标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相关建设标准,对既有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等进行了拆除、保留、增加等多种空间改造措施,拆除老旧废弃和低效使用的居住和办公面积8万m2,保留改造建筑4万m2,完成城市更新土地面积20万m2,增加公共活动空间8万m2,机动车泊位2000个,公共建筑16万m2。南桥源更新中保存了江南水乡的城市肌理和街巷的步行系统,发挥了文化凝聚价值、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作用,修复重建了沈家花园、鼎丰酱园等重要历史建筑。


南桥源社区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更新与15分钟社区生活圈结合起来,既传承了历史文化遗产,又提升了空间的风貌特色,还有效地解决了老城区人居环境和公共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南桥源已拥有20条市民健身步道、125个市民益智健身点、6个社区公共运动场、2个市民健身房,还有一条长约5.5km的森林步道。南桥源的城市更新和15分钟生活圈建设提升了片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大增强了新城老旧片区的居住吸引力。但人才回流老城区遇到的问题是新建居住建筑较少,无法满足他们对较高居住条件的要求。如何在新城的老旧片区建设社区生活圈,南桥源依托历史文化的城市更新路径具有借鉴意义,引发的思考是老旧片区公共设施建设与居住用地的匹配问题,也就是生活圈建设激活了老旧片区宜居的潜力,如何在老旧片区推出更多的居住用地满足需求。


(二)上海新城新建片区的社区生活圈

菊园新区位于嘉定新城老城区的北部,承载了嘉定“科技卫星城”的尖端科技产业,区域面积18.61km2,实有人口8.64万人,其中沪籍常住人口5.30万人,来沪人员3.34万人,人才总数占嘉定区的四分之一。菊园新区地域狭长,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东部公共设施较丰富,中部交通便利,西部配套设施较欠缺。2016年菊园新区提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目标,东部居民需求集中在生活品质提升上;中部居民需要公共绿地、休闲广场和健身步道等设施;西部居民需要商业配套设施。2019年,菊园新区在以各住宅小区为中心的800m范围内建立小区模型框架,通过比对各小区资源与标准服务圈的差距,确定各社区的“短板清单”,再鼓励居民参与选择建设项目。菊园新区将社区党建、卫生、生活服务和事务受理中心融为一体,形成了“四中心”集聚模式,提高了市民的办事效率。此外,菊园新区的“我嘉餐厅”也备受居民的欢迎。2020年,菊园新区获评“上海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优秀案例,2021年被列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参展样本社区。


菊园新区的高科技产业多,人才多,但从人口密度看,菊园新区不足0.5万人/km2,且地域狭长,不利于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的均匀覆盖。菊园新区在生活圈建设上的创新做法是在步行5—10分钟范围内下功夫,以住宅小区为中心供给需求度高且可以供给的公共设施,比如社区食堂“我嘉餐厅”,并采用了强中心的集中布局和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对公共设施布局的约束。同时,利用新建片区的空间优势,在公共绿化、体育场地上做出特色,菊园新区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达27.2m2,是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的3.3倍,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达3.19m2,比上海的平均水平高0.68m2


作为新城新建片区的社区生活圈建设试点区域,菊园新区处于探索的前沿,在5—10分钟社区生活圈等方面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经验做法,对新城其他新建片如何克服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的约束建设生活圈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上海新城未来片区的社区生活圈

南汇顶尖科学家社区是正在建设的未来片区,位于南汇新城临港新片区的国际创新协同区,占地面积2.5km2。顶尖科学家社区是南汇新城沿海发展集聚带上的重要功能节点,作为全国首个“科学家社区”城市单元,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平台,利用临港新片区制度创新优势,打造全球极具特色的前沿科学策源地。根据规划,未来将入驻26个世界顶尖科学家,20个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室,覆盖宇宙、地球、信息、物质和生命科学五大领域,吸引科学相关人员3万余人,形成以科学家为本,拥有全景式生态系统、低碳智慧发展的社区。顶尖科学家社区以“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为使命。在社区建设方面,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总目标,在片区内打造绿色健康建筑和零碳示范工程项目。将社区核心的绿色公共空间保持开敞,形成景观共享、互动友好的生态形象,并构建完善的科学生态系统。此外,社区计划整合科普教育、互动体验和园林景观资源,充分利用各类科学展馆和室外场地,打造以智能机器人、智能健身设施和智能艺术互动为特色的活动。社区将基于智慧市政、智慧物业和智慧生活等进行住区智慧系统设计,并选取住宅项目作为智慧社区和数字家庭试点,优化居住品质。


作为高层次的未来社区,顶尖科学家社区在规划和建设的协同上做了探索,2021年3月正式成立了顶尖科学家社区建设项目规划实施区域平台,推动由项目建设向城区开发转变,并进行一体化设计管理协调。顶尖科学家社区的定位是高品质、国际化、人才聚集的新社区,虽然规划的人口密度大于1万人/km2,但是作为一个建设中的新城区,人员的入住总是渐进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也需要时间。在初期入住居民较少、公共设施较少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区生活圈、提升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尤其是如何提升顶尖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未来社区的社区生活圈有一个边建设边形成、边形成边扩大的过程。对于规划、建设和治理的协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顶尖科学家社区是一种全新的高层次社区生活圈建设形式,它的探索对于新城未来的新建社区生活圈有借鉴意义。


四、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模式创新

(一)新城社区生活圈的高标准与多层次生活机会

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不仅要吸引高层次的人才,还要为其他各层次人才提供发展的空间。根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测算,新城吸纳的人口49%来自本区城镇化人口,35%来自外地来沪人口,10%左右来自中心城区人口。根据新城的定位,新城未来吸引的人才将主要来自外地来沪人口和新毕业就业的大学生,高水平的生活环境和宜居设施是吸引人才的关键。新城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集中了老旧、新建、未来片区,各片区在人口、路网、设施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各片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特点建设高标准的社区生活圈,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场景,为各层次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生活机会。


老旧片区在新城中的优势是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基本的生活设施较齐全,路网和人口密度在新城中相对较高,生活较便利,生活氛围较好。除了受到人口和路网密度的约束外,老旧片区社区生活圈建设存在的其他突出问题包括,部分公共设施老旧和建设标准低,部分高品质公共设施缺乏,片区中新建居住小区少,既有居住小区环境老旧。针对现状公共服务薄弱领域,以及服务盲点地区,应加快公共设施建设,对一些老旧公共设施进行更新,推进美丽家园建设,提高既有居住小区的社区环境。


优化片区居住用地结构,推出新居住用地,建设新标准的居住小区。新建片区虽然居住小区较新,但受限于人口和路网密度,到公共设施的时间距离较长,片区的生活氛围培育受到较大约束。借鉴嘉定菊园新区的经验,可以在各住宅小区为中心的适宜范围内,把居民需求呼声高、使用频率高的设施建设好,集中力量培育家门口的社区氛围。未来片区的定位高端,各方面都有很高的起点,但社区建设缺少既有老城区的依托。鉴于未来片区初期人口密度较低但层次高的特征,需要在社区集中布置高标准的公共服务中心,通过先集中再扩散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方式,防止新城建设史上的“新城忧郁症”。


新城社区生活圈的高标准建设受到人口和路网密度约束,所以高标准是在某些方面的高标准,即利用自身的特色和差异性提升品质,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要高标准。但各片区的差异性可为不同人才的选择提供多层次的生活机会,利用新城社区生活圈的多层次包容各类人才的需求,同时成就新城的综合性发展。


(二)新城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

新城各片区社区生活圈建设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老旧片区重在治理,新建片区重在建设,未来片区重在规划。但不论是哪个片区,都应积极探索推进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社区生活圈规划主要由规划部门提出并牵头推进,但是社区生活圈的形成和有效运转却是需要规划、教育、体育、文化、绿化、生态、街道、居委等多个条块、多个部门的协调和配合。也就是说生活圈的形成虽然依靠空间,但不完全在空间,还要依靠规划、建设和治理的配合。虽然新城在人口、路网等空间因素方面有所约束,但可以寻求在整体的制度、政策、治理等方面发挥优势,以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来提升社区生活圈的活力。


老旧片区的社区生活圈,应通过社区参与等多种形式将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纳入美丽家园、社区生活圈建设等议题中,探索自下而上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新建片区的社区生活圈,各条线部门拟在社区建设的体育、教育、文化、养老、儿童友好、绿化等设施需与规划、街道、居委等部门和机构沟通,探索各部门间协同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未来片区的社区生活圈,规划与建设有较好的协同,建立了规划项目实施平台,对未来的特色设施应用场景也有展望,应以规划为龙头,对未来低密度高层次人才构成的社区生活圈的治理方式、成本等方面问题前瞻性地分析,探索自上而下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


虽然新城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比中心城在空间方面有更多的约束,但新城完全可以在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有所创新,利用各类政策优势探索出各片区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的路径,提升新城社区生活圈的品质。


(三)新城社区生活圈综合中心建设

新城的低路网密度将制约以街道为特色的商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在路网密度较低时,公共设施的可达性降低,如果分散布局公共设施,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将降低。在新城可达性较好的区位建设综合的公共服务中心将较好地减弱低路网密度的影响,同时以综合服务中心的氛围弥补街道商业氛围的不足。为了更好地提升投资效率、创造生活氛围,新城可以在各片区建设以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的社区生活圈综合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是面向党员、基层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和周边群众开展党务政策咨询、办理党内业务、传播党建理论知识、提供党员政治生活的场所。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综合各地区位特点、人群特征、服务半径等因素,整合党建、政务和社会服务等各种资源,统筹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互联互通的党群服务中心”。在基层的实践中,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办事的场所,更是交流、沟通和活动的场所。党群服务中心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为群众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比如社区食堂、图书馆、长者照护之家等。作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党群服务中心是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基本要素。


新城的社区生活圈需要高品质的综合中心,受限于路网和人口密度,通过市场和社会来建设综合中心需要较长的周期。党群服务中心已经有较好的基础,以党建引领,整合各方的资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针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作出回应。当然,这对新城的党群服务中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党群服务中心整合更多的功能,对党群服务中心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因此,在新城建设更高标准的党群服务中心,发挥党群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圈中的核心作用是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创新探索的方向。





本文引用格式:张俊.上海新城社区生活圈建设的约束与创新:密度·距离·生活机会[M]. 空间与社会评论. 2023(02):170-184.


(内容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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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包括固定栏目、专题栏目和创新栏目三大部分,固定栏目以理论研究为主,内容为跨学科的空间研究成果;每期设置主题作为专题栏目,主题将提前半年左右发布;创新栏目为根据热点问题和新研究方法而设置的案例和方法研究栏目。同时,将设置学术笔谈或学术对话栏目,拟邀请跨学科的专家学者对空间研究发表自己的观点。


2025年第一期拟为“社区空间韧性更新”,不同学科和专业可从住房、公共服务供应、社会适应、社会治理、公平公正、气候变化、邻里、共享等视角展开关于社区更新的讨论。


2005年第二期拟为“多样化空间价值营造”,不同学科和专业可从空间效能与品质,记忆与身份、日常生活与日常性空间、邻里重建、城市风貌、空间公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健康、教育、美学、生态、安全等视角展开关于空间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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