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观点 | 现代性悖论及其城市空间生产异化的批判思考——以近代上海为例

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是近年城市设计与社会治理层面的一个共性议题。基于资本逻辑发展生成的现代性，由于自身的矛盾一直是学界批判的对象。依附于工具理性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因处处充斥着资本逻辑的身影而广受诟病，且在新一轮城市更新与主体性文化重构的时代背景中尤显突出，并进一步激发关于居住隔离、空间正义、韧性治理等多边议题。因此批判现代性的工具理性，重塑当代空间生产的价值理性应是值得当下思考追问的。回顾历史，可以鉴今时。

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用“现代性”一词来概括巴黎城市改造运动的巅峰胜景。这场由奥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巴黎城改运动营造了宽阔的城市通衢，商品云集、灯光绚烂的拱廊街景，以及都市街头拥挤攒动的热闹人群，展现了城市现代性光鲜亮丽的一面。而伴生城改运动出现的一些城市废墟、低矮的贫民窟，以及街头的流浪汉、拾荒者等，则无情地揭露出城市现代性中矛盾、隐秘、残酷、颓废的另一面。

这些城市空间物象“无论是自发形成的还是由人们主观构筑的，实质上都反映了资本存在的空间模式，是资本按照其自身逻辑在城市乃至更广泛的时空中布展的结果”。在福柯看来，现代性城市空间生产充满了差异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和异质性，并且不断产生着矛盾与对抗。究其原因，这同资本逻辑本源相合。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使得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空间在资本逻辑的强势干预下被不断挤压、分异与隔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正是现代性生成的根本，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即是由资本所开掘并奠定其基础、原则和方向的一种向度”。

基于这种向度，现代性在城市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呈现出矛盾统一的特性。城市现代性可以看成一个由各种复杂的功能系统耦合交叉在一起的服务系统。在技术专业化以及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城市空间生产呈现拥挤、流动、功能化的特征，其中拥挤性是城市现代性空间生产的主要特性。当空间被视为一种物时，空间生产就类似于商品，有生产就有消费。为了促进空间消费，拥挤空间必须被大量生产。这种拥挤不仅意味着城市人口激增，建筑物、道路、车辆、市政设施等越来越丰富，还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植入周期越来越短。与此同时，“空间换手”的频率越来越快。空间权属的不同变换说明空间销售的活跃。空间生产只有同时生产拥挤性，才能激发空间商品的稀缺性，一方面提高价值，另一方面快速售出，资本积累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空间再生产。以此往复，城市土地寸土寸金，城市空间越来越稠密不堪，且局部空间逐渐被迫走向畸形，出现了许多外观奇异、空间异化的建筑物。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与权力的不断集中，社会阶层分层加剧，城市空间亦开始了“中心—边缘—缝隙”的空间意识的分化。式微的社会下层群体往往会选择在空间上聚集且相互扶持，逐渐发展成各类城市缝隙空间中的聚集体。当这些数量庞大的、密集的居住单元、商业摊位、生产作坊连接起来，形成或大或小、蜂窝状的异质聚集体时，便形成了一种类似“假晶结构”的、奇异的城市空间类型。“假晶”是对多元并置的文化结构的一种比喻，其本质是异质聚合，且每种异质呈现出“紧密的分裂”状态，“即那种貌似同质而其实相互分离并置的结构关系”。正是现代性将这种假晶结构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放大，在城市空间尺度上，大可以扩至整个城市，小可以缩进一间房间。

20世纪前期的上海即这种典型的异质聚合的假晶体。在乡土中国的大地上，上海可以说是一块异质文化的“飞地”，从一个乡土的县镇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现代大都市，它与西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及与之相伴生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其现代性的城市生活方式与空间生产已然形成。

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城市化带有明显的外源性殖民色彩。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以开埠为先导的上海，其城市化呈现出国际性、移民性、现代性、异质性的特征。

2.1异质聚合的城市空间假晶体

“异质性空间”或“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由福柯提出，意味着将完全不同的真实空间并置起来，实现兼具现实性体验与虚构性想象的文化实践。进入20世纪后，上海城市空间生产呈现三方四界、五方杂处、东西汇聚、南北融合的特征，不同层面的空间结构相互叠加渗透，殖民性和现代性交织形成多面的、多重符号化的、异质聚合的时空场域。

在城市空间生产上，现代性表现在由空间拥挤形成的缝隙空间与常规空间自发并存。其中最典型的有两种。

一种是式微的小商贩们自发聚集起来的“马路市场”，其广泛地分布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最具典型的一处要数位于南京东路上曾经的中央商场（见图1）。这里由法国建筑师模仿巴黎维维安拱廊街的形式而设计，1920年建成时的名称叫Central Arcade（中央拱廊）。它东靠四川中路，西通江西中路，北至南京东路，南达九江路，曾经蕴含了经典拱廊街建筑的所有空间形态和社会内容，成为一个倾销各类洋百货的超级市场，人们统称为中央商场。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流动小商贩便聚集在这里摆地摊，出售各类日用小商品及二手物件，逐渐形成一个马路跳蚤市场。尽管环境差、品位低，但这里长期成为老上海式微群体经营生活的一处聚集体，夹在繁华十里洋场的缝隙中，与之共同组成一个假晶体。

另一种便是城市中的棚户区。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乡村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乡村河道逐渐失去农田水利价值，河道体系管理松懈。逐渐淤堵的河道、堤岸、田地等低收益土地为大量来城市谋生的社会底层人群提供了最初的落脚点。20世纪初，随着外来资本输入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在码头和工业区附近的荒地、废墟、河道两岸，相继出现了各种鄙陋拥挤的棚屋，许多是仅能容身的“滚地龙”。例如，著名的蕃瓜弄、药水弄就是近代上海城市中贫民窟的代名词。这些棚户区往往地域边界明显，或分布在繁华市区的边缘，或存在于城乡接合部的各种夹缝中，体现了边缘化的居住隔离特征，与城市其他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社会现代性异化的直接产物，它们与城市其他部分共同形成一个关系微妙、并行不悖的假晶结构（见图2）。

然而现代性社会权力和资本分布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空间再生产的不均衡性。当物质的生产开始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时，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必然是空间拥挤。这种空间拥挤的不断加剧最终催生出了异化的建筑与人居。

2.2形态奇异与功能杂合的建筑物

“奇异是反常发育引发的效应，它不是城市管理的结果，更与城市浪漫主义无关，但它竟然改造了平庸的规划和设计理性，令城市散发出一种畸形、病态和自我分裂的气味。……那些奇异的地标，反常、畸形和速朽的事物，那些在逼仄空间里营造出来的怪屋，喊出了这座城市的居住本质。”

具体而言，城市建筑奇异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空间上表现出“缝隙填充”的拥挤结果；二是多重场景叠加而引发的空间杂合。

在近代上海城市中就有许多“填充缝隙”的、形状奇异的建筑单体。有的类似一个楔子，卡在城市中心与边缘的缝隙中。典型案例是位于上海人民路与河南南路交界处西北角，在由互交成锐角的河南南路与金门路之间的缝隙地块上生成的一栋“楔形屋”。这栋体量不大的楔形屋中汇集了多种功能：底层是一圈商铺，中间层是小旅馆，顶层是被分隔出租的私人住宅。屋顶之上还有各种形态奇异的加盖物。它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土地私有的东京在遗产税的影响下导致七零八落的剩余空地不同”，在上海“城市道路将一个地块在面积上进行细分的同时，地块内的建筑也通过细分和转让实现多种功能的共生”。除此之外，位于四川路海宁路口的中国银行虹口大楼也是这类典型。（见图3）

除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外，空间异化更多地表现在居民日常生活的住所空间内。原本只供一户人家居住的里弄住宅被分隔成一个个空间碎片，人们被迫填塞入公共与私密的缝隙中，老弄堂里的“七十二家客”俨然构成了一个混杂多元的生活“假晶体”。从此，里弄住宅开始向着“社会底层住宅”的身份滑落，“挤里弄”成为很多老上海人抹之不去的生存之殇。由于住客过多，一户里弄住宅又被多次改扩建：增加隔墙、封闭天井、增加夹层、屋面加建等是常用方法。由此带来建筑内外空间的畸形奇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原先的石库门里弄住宅中“客堂间向前扩展，占据了原先的天井，客堂间分为前客堂和后客堂两间，后客堂天花板高度降低，在后客堂的顶上和二楼的卧室之间多出一间房间，称为‘二层阁’。和客堂间一样，二楼的卧室也分成前房和后房。二楼的天花板高度降低，腾出的空间称作‘假三层’或‘三层阁’”。由此尽最大可能生产出可供栖身的夹缝空间。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37年公布的报告可知，租界内的房屋，每栋里弄住宅住4家以上的（包括4家），约占60%。最多的一栋里弄房屋曾挤住过15家（见图4）。

除了传统的里弄住宅外，一些新式的公寓住宅也呈现出拥挤在夹缝中的多元共存的生活场景。最典型的要数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位于隆昌路上被周边土灰色的五层楼房团团围住，犹如“围城”一般的隆昌公寓（见图5）。其原为公共租界东区巡捕房的临时收容所兼警员宿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成为公安分局职工宿舍，再后来许多在附近的上班族或经商者陆续进住，空间使用开始进一步细碎，多元差异的日常生活场景拼贴出老上海邻里生活的集体记忆。

公寓整体为围合式院落空间，每层采用通长的开敞式外廊联系交通，走廊内侧是大小不一、间距狭小的蜗居单元。随着入住人口的不断增加，几乎家家都把厨房挪到外走廊里，还在过道处加建了房屋，演绎出极致的拥挤状态。

公寓围合的院落空间则是人们闲暇时的聊天场所和孩子们平日奔跑嬉闹的乐园。有些操着老行当的老人们，也成了公寓里的一景。每当夜幕降临，筒子楼里灯火通明，主妇们叮叮当当的做饭声、小孩的哭叫声、老人们的打麻将声、年轻人的歌唱声等杂糅汇聚在一方世界中，演绎出老上海既恬静又欢腾的社区生活，让人领略到这个拥挤空间中独特的烟火气息。如今这个异质聚生的老公寓成了上海的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有着最美小众地标之称。

弄堂中除了居住外的其他功能空间也常被异化入弄堂街区。最典型的莫过于弄堂工厂（见图6）。

20世纪前期，上海租界由内而外进行着资本与权力的辐射，资本充裕的大中型工商业大多分布于租界中心区，而势力欠佳的小微型企业则大量分布在租界边界区域，呈带状分布并向华界辐射影响。沪宁、淞沪铁路横贯的闸北区，更因低廉的地价和房租优势吸引了大量弱小的民族工商业在此安营扎寨。它们以民宅作厂房，俗称弄堂工厂。早期石库门里弄开间较大，对功能的适应性较强，为弄堂提供了工业与居住相混合的条件，出现了诸如“舍宅为店”“前铺后居”“下铺上居”“舍宅为厂”等各种类型的建筑。弄堂工厂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上海里弄街区功能空间的类型化：里弄沿街几乎被各种商业店铺包围，里弄内部也有一些小商业和服务行业，同时夹杂着大量中小型工场和手工作坊。店铺与工厂的规模、档次和经营性质与附近社会平民阶层关系密切。

弄堂内除了开设工厂外，还开设了涉及市民生活的各种行业。据1911年出版的《上海指南》记录：“上海的弄堂内开设客栈200余家，酒馆饭店67家，戏馆茶馆85家，钱庄汇号84家，报刊74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全市250家旅馆有120余家设于里弄内。此外，弄堂学校也不少。小学校更是不计其数。‘三上三下’的石库门住宅安排了六个班级的教室，教师在亭子间、灶披间备课，有的则把弄堂当做操场。”

除以上外，理发店、裁缝店、小商帮、小诊所等都在弄堂里混杂丛生。“其间，不同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各色人等发生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学会了对异质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宽容。”

这促使弄堂空间成了一个巨大的、自发衍化的、异质共生的假晶结构，为社会广大中下层阶级民众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共享空间（见图7）。

在一定程度上，这场由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精神）造成的空间生产变异，却支持着社会发展在特定时空场域内的稳健与平衡。“这些多元差异化的空间复合体是对既有资本同质化空间的叠加与插入，其中包含着彼此渗透、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的复杂多变且奇妙有趣的社会关系。”正如白吉尔所言：“上海从来就不是一座闪光的重镇，在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式的方式来平衡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对作为他者的异质性文化的镜鉴与利用。基于中西跨文化交流应运而生的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异质性话语、异质性元素，不仅本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且在现代性的推力下，它们在中西之间既会形成互补，也终将会走向同构”。这无疑是对现代性悖论的再次诠释。而对于这种异质性空间本身来说，其“烟火微醺，物杂微乱，有规无矩，自性有情”的场景构成特性，可给当下城市空间更新与再生产一些别样的启示。

20世纪前期的上海城市发展在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一方面体现出先进高效与创新求变，另一方面伴随着消费主义与通则化的工具理性的盛行，城市中的各类空间逐渐被异化——“以一种对传统文化相当陌生的空间性、差异性、流动性的方式塑造了上海独有的地方感”，呈现出异质聚合共生的在地性特征，体现出城市发展的内在韧性。正是这种对异质的受容与对变化的适应，将各种冲突和矛盾微妙地平衡在社会稳定的临界点，进而影响着上海早期的城市精神的形成。

时至今日，资本现代性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在一些地区依然呈现着异化的空间表象。其本质是资本同质化逻辑强行干预、制式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剥夺了人们的自主选择权。资本异化作用分异、分割且封闭了城市空间，并量产了格式化的建筑物。加之商品化和消费主义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冲击侵蚀，进一步致使城市特征与市民身份消融，个人家园归属感丧失，个体之间及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被迫割裂。然而物极必反，个体用其自身的方式回应着异化的影响，在各类格式化的空间场所与城市缝隙间反叛地塑造着各种异质却有情的空间，对抗着资本逻辑的冷酷与现实，体现着现代性的悖论，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最为根本的特质所在。“它在一个传统社会无法比拟的更为广阔和开放的空间中，使异质性、分歧性和冲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从而使回应如何在分歧中寻求共同生活之道变得空前复杂和严峻。”

回观国内，当今社会发展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之区域发展不平衡，尚未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进程。现代性发展不足与过度发展后的危机共存于世。新时代城市社会发展的任务是既要坚持现代性发展理念，又要克服现代性的悖论和矛盾，关键在于对待资本既要合理利用，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又要规避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严控资本与权力勾连；恢复价值理性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尊重个体价值与身份权利意识，培育公共理性精神，纾解文化困境，从根本上限制资本异化力的滋生。

在各类城市更新实践中“既要‘向上看’，从空间政治的视角审视作为建成环境的土地和资本是如何被定位、监管、转化与复制的，避免陷入资本同质化逻辑的陷阱；又要‘向下看’，考察构成日常生活空间的多元因素，将观察城市空间形态、主体行为模式及与环境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空间生产的出发点”，“通过不断减少空间区隔与结构固化、调整运行规则、实现文明自觉”，在多重向度上鼓励塑造当代的文化生活假晶体，将空间生产与多元主体联动协作，通过公众参与谋求多元利益群体空间的“交叉共识”，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与凝聚力，构建更加均衡、公平、有序、共享的，体现对异质性包容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内容以原文为准）

《空间与社会评论》辑刊现已正式被“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知网）全文收录，欢迎点击知网链接查阅:

https://kns.cnki.net/knavi/journals/KOSH/detail?uniplatform=NZKPT

编辑：王天翔

“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City & Society Research Center）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创建，致力于城乡规划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心以空间为视角，以上海为重点研究对象，推动多学科合作共同对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城市问题进行研究与实验，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城乡规划和城市社会学等领域的实践、教学和科研中，以期为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的决策提供新的参考维度。